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真是作家之语，诗人之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她，她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她千百度’；而她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己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编辑在发稿时，认为“苦行”二字不妥，问我是不是改为“苦刑”？我说不能改，这不是笔误，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苦刑”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此才深感其苦；而“苦行”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虽苦而无怨，若“苦行僧”然。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取后者。编辑被我说服，原稿照发不误。
当年《未穿的红嫁衣》的创作过程，正好可以印证上面的这段话。
《未穿的红嫁衣》的人物和故事，是在有了题目之后就想好了的。南方大学历史系高材生李言，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压抑、埋没之后，被时代的潮流推向仕途，出任越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在前往荒岛秦屿考察中，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观察力作出了足以改写越州历史的惊人的发现。而当他雄心勃勃地宣布这一发现并且决意施行自己的主张时，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史学家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脆弱本性，无可回避地要经受权力和政治的检验……
这个主题是深刻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也是相当新颖的。我不愿意重复流行的“改革文学”套路，而是着力在“书生从政”这个切入点上，探测人物的内心世界，解剖历史的纵横脉络，挖掘时代的深刻内涵。李言和程功之争，不是改革和保守、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和斗争，而是在植根于政治和时代的生物链条上人和人之间的搏杀，作者无法去左右他们之间的输赢，而只能和读者一起去观察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
这些都不必细说了，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好。我历来不赞成玩弄技巧、炫耀技巧、为技巧而技巧，但不等于说写作不需要技巧。恰恰相反，技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关乎作品的成败。一个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的故事，如果换个讲法，也可能兴味全无。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我固执地相信，每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最佳表现形式，在作品完成之前，它若隐若现，扑朔迷离，吸引着你去不懈地寻找，创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
在“寻找”《未穿的红嫁衣》时，我选择了两条路线，实际上也是两项实验。
一是小中见大。我认为，这个故事不宜采用“全景式”的结构，如果人物众多、事件庞杂、时间跨度漫长，难免拖泥带水，读者会觉得很累，很烦。我主张浓缩。最重要的是时间跨度的浓缩，把故事的主体部分设置在一天一夜这个框架中，在有限的24小时之内，编织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让所有的人物按照自身的运行轨道去行动，完成“冲突—高潮—结束”的全过程。这很难。在通常的人生中，许多个昼夜都是平淡地度过的，要办成一件事，往往旷日持久。但是，文学艺术本身就不是生活的原样记录，而是浓缩生活的精华，以一管而窥全豹，让读者在短暂的阅读中获得艺术享受和人生启迪。在戏剧严守“三一律”的时代，那些经典作品正是在重重限制之中获取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值得文学借鉴。我怀着极大的兴致在小说中作“戏剧性”探索。让李言在24小时之内不睡觉、不休息，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可能不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可能，而且周围的相关人物的运转也游刃有余。试看：黄昏时，李言前往秦屿考察，并且意外地遇见令狐谵。突然接到郁琅缳的电话，他赶到越州一中，处理完女儿李盼的事件，先送郁琅缳回家，然后回到自己家中，挑灯夜战，准备明天的发言。郁琅缳深夜来电惊醒了何丽珠，李言巧妙地掩盖了矛盾，暂时稳住了何丽珠，次日一早和她一起送走了大姐，再去开那个重要的会议。与此同时，我还有充分的余地安排被拘留的李盼重获自由，意外地发现郁老师和父亲之间的秘密，并且泄露给了何丽珠，由此引发了父母之间的矛盾。李言上午的发言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借中午休会之机，他还来得及和郁琅缳见面。而正他们幽会之际，李言的竞争对手陈志恒及时地向远在省城的市委书记程功报告了信息。下午，志得意满的李言重返会场，已经从省城回来的程功正坐在主持人位置上等着他。程功胸有成竹，力挽狂澜，形势急转直下。当一败涂地、疲惫不堪的李言回到家中，家庭战争爆发，权衡利弊，他只有束手就擒。又是一个黄昏，他来到郁琅缳家中惨然告别，距离故事的开头刚好24小时。情节进展、人物走向竟然严丝合缝。当我紧盯着某个人物在作密不通风的铺排时，突然前方闪出一线亮光，狭路相逢另一个人物，说他要说的话，做他要做的事，使行进中的不同线索恰到好处地交叉、扭结，往往令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享受到“发现”的快乐。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被内在逻辑所驱使的过程，高潮中蕴含了前因，也预示了后果，截取充满张力的事件中段把文章作足，远胜于从头到尾地平铺直叙。24小时把故事讲完，足够了，我庆幸我的选择。
二是静中求动。在故事进展的24小时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开会，上午开不完，下午接着开。而在我以往见过的许多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开会通常是被回避的，大概是作者担心形式呆板、枯燥，人物说话太多，而动作又太少，怕读者望而生厌，所以往往一笔带过：“情况就是这样……”“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镜头就此切换。但这个办法在我这里行不通。整整占了一天的论证会是故事的核心，主要人物在这里登场，中心事件在这里展开，矛盾冲突在这里爆发并且达到高潮，如果我也一笔带过，这个故事就不能成立，这部小说也就不必写了。难道开会不能正面描写、充分展开吗？我想可以。《三国演义》里的“舌战群儒”就是一场极其精彩的辩论会，“隆中对”也是一场会，算是谈判会、答辩会吧。这两场戏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雄韬伟略和超人的辩才，如果见了刘备只说一句“情况就是这样……”面对群儒的围攻再说一句“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匆匆下台，那还有什么看头儿呢？
我决心把秦屿论证会“开”好。李言争强好胜的勃勃野心促使他走上这个一鸣惊人的讲台，而他的史学功底则为这一搏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何况他还连夜作好了充分准备。在此之前，无论是在秦屿的考察中，还是与郁琅缳的夜谈中，我都一直“守口如瓶”，故意隐藏着谜底，让读者不知道李言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酿造出对即将举行的论证会强烈的心理期待。但李言的登坛演讲却又不是直奔主题，而把人们的兴趣引入久远的历史，史学家长袖善舞，旁征博引，千年史迹信手拈来，直教人听得如醉如痴，当他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演讲达到高潮，越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李言的威望也达到顶点，此时再亮出底牌，隆重推出自己的主张，自然收到一呼百应之效，似乎在市委书记兼市长程功同志缺席的情况下，李言果真可以改写越州的历史，并且在行将退休的程功之后主宰越州的未来了。而下午的会议，则一改李言的独家演讲变成了他与程功的论战，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唇枪舌剑令观者愕然不知所措。这在里，我没有设定李言和程功谁是正方反方，而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在李言发言时，我就是李言，在程功发言时，我就是程功，都在拚尽全力去征服对方。千万不要低估了程功同志的论战实力，几十年官场沉浮，几十年人生历练，使他有足够的胆略和战术应对突如其来的发难，而且决不声嘶力竭、穷凶极恶，始终保持着政治家的从容气度，直至以不可逆转的优势彻底击败对手。推动这两场戏发展的，主要不是外部动作，而是逻辑和语言的魅力，以及由此牵动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与冲撞。从李言到程功到陈志恒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没有片刻的平静，如潮涨潮落，惊涛拍岸，这种心理之战难道逊色于拳脚相加的搏斗吗？
当我写完这场激战之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的快意。
《未穿的红嫁衣》是我十多年前的作品，至今仍然为我所爱，不仅因为作品本身，还因为我“寻找”她、“发现”她的那个值得回忆的过程。
2008年3月17写于抚剑堂书屋
我和报告文学——《霍达报告文学选》代序
我幼时爱读史胜于读文学，青年时代曾随先师马非百老人致力于史学研究，却又终于没有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不，我至今感谢历史老人非百先生，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工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在古代，文与史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言之凿凿的史实，寓于凝练典雅的文字之中。这一点，到司马迁的《史记》，达到了高峰，不愧为“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试看《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坐。”以简练的相同句型把主要人物在宴会上的方位交代得清清楚楚。“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寥寥数语，揭示了一个密杀阴谋。没有对话，没有张牙舞爪的大动作，仅仅写了范增的眼神、手势和项羽的反应，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心理活动便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及至项庄舞剑，樊哙拥盾而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奇峰突起，剑拔弩张，令读者惊心动魄，连呼吸都停止了。樊哙饮酒，啖彘肩，说出一大段指斥项羽的言辞，那震撼力简直超过最优秀的话剧！而项羽却“未有其应，曰：‘坐。’”高潮处突然置一静笔，更令人惊诧不已！
我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他对于史料的充分占有和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历史高度负责秉笔直书的大无畏精神，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游刃有余的驾驭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文学才能，都堪称千秋典范。如果要我把司马迁的著作界定某种体裁，我宁可说他写的是“报告文学”。
道出这一渊源，便很容易理解我为什么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喜欢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入手，《万家忧乐》、《国殇》、《起步于黄帝陵前》、《民以食为天》、《渔家傲》、《弄潮大西洋》……莫不如此。报告文学不等同于新闻报道，仅仅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也并不为我所取。报告文学所观照的是历史，虽然它仅仅是历史的某一小小的片段，但在整个历史链条中，任何一个片段必然是其有机的一部分。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报告文学的任务应该是忠实地记录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为未来保存历史。对于今天活着的人们，它应当具有警策的作用；对于后世的人们，它还应该不失“以古为鉴”的意义。这就不是“热门话题”、“花边新闻”、“X星秘闻”、“广告文学”所能承载的了。
然而报告文学毕竟不同于史书而是道道地地的文学，要成其为文学，就必须用文学笔法，亦文亦史。前述的《鸿门宴》仅是大家最熟悉的段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读《史记》，有时候又把它当历史剧来读，觉得太史公对于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刻画，甚至对“台词”的设计，真是精彩之至！须知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事件，有许多对他来说已是历史，不可能直接采访；而历史的框架又是“木已成舟”，也不容他随意更动。但他却在重重严格限制下把“戏”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谈何容易！
报告文学是一项极艰苦又极有诱惑力的事业。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花费了十倍、百倍于其他体裁作品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调查研究，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想方设法“撬”开所有当事人之口，取得第一手材料，反复核查，多方验证，犹如“办案”。惟此尚嫌不足，还要把当地的史、志尽可能详尽地搜寻、研究，查找与我关心的事件、人物有关的一切蛛丝马迹。当我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才抚纸命笔，下面的事情也就得心应手了。我在《仰雪词馆主》和《吴冠中》中为两位艺术家以及一些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传，在《国殇》中为五位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作传，在《小巷匹夫》等篇目中为一个个当代人物作传，都曾为动笔之前的奔波而伤神，但在落笔之后，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又得到了莫大补偿。写到矛盾冲突的高潮处，虽是早已被事实框定的情节，也可以写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有时像戏剧，有时像小说，有时像诗。像什么都无妨，究其本身，它还是像它自己——历史。现实也是历史，今天发生的一切，在明天看来就是历史。就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文学样式也都是在写“史”，而当作家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使命，就感到肩上无比的沉重，因为每一笔落下去，都面对着历史老人，都要对历史负责。记得有一位外国作家说过“做时代的秘书”这样的话，这话说得很深刻。而承担这一使命的最称职的作家，在中国首推司马迁。
我愿做太史公的一名小学生。
（《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致敬，大西洋上的弄潮儿——《搏浪天涯》自序
美丽的加那利群岛，撒在大西洋上的七颗明珠，由东至西呈月牙形排开，从空中俯视，像是挂在海的女儿脖子上的项链。
加那利群岛，从行政区划上说，属于欧洲国家西班牙，而从地缘上看，它更靠近非洲，东面不远就是摩洛哥、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了。据说，当年哥伦布的船队远航，就曾把这里作为补给食品和淡水的中继站。不管他是刻意安排还是随遇而安，后人在审视他的足迹时，都会由衷地赞叹：加那利群岛真是个好地方！ 这里东邻非洲大陆，北望欧洲，是南北航船的必经之地，大西洋上的交通枢纽；这里日照充足，海水清澈，四季如春，风光如画，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