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于新英雄传奇小说认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提出了一些独立的见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体现在对“主题话语”的理解上。新英雄传奇的主题话语流行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历史时期，但它却并非仅仅是阶级斗争哲学理念的演绎，相反，作为对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历史的表述，新英雄传奇不仅以新英雄主义精神参与了新型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历史叙事的形式建构了新的国家权力的元话语，而且充分凸显了现代中国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走向，同时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集体无意识。其二，体现在民族化“叙事学”的理解上。以民族化为方向进行具体叙事，是新英雄传奇的一大创作特点。鉴于工农兵读者大众的文化水平与欣赏趣味，新英雄传奇积极贯彻工农兵文学思潮提出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主张，在艺术道路上坚持与民族叙事传统接轨，从文学样式到语言实验，从写作技巧到审美趣味都体现了向民族叙事传统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因袭传统，而是同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融合外国文学的经验和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经验，对传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力求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使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向现代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综上所述，吴道毅教授通过其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尝试向读者系统性论析新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脉络。虽然其中的一些具体的观点未必尽得读者的认同，但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种创见。
（四）《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
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想的强势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着一次次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变革。然而，在这场变革与冲突中，始终存在一个如何接受、对待、承续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张卫中教授出版了专著《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
该书特别强调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活的流脉”的重要性。这是全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最能体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文章交代了当代作家如何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接受、显示了传统文化影响；交代了那些影响如何赋予当代文学以深厚的民族特色；交代了影响显露的局限性……作者通过对大量作品的归纳、分析，从儒道精神、世俗传统、思维方式、母语意识诸方面切入，有力论证了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广。尽管在以前已有一些评论家，如凌宇、陈平原、胡河清等在研究“新时期创作与传统文化”方面有了创造性的突破，但该书的问世，无疑也是对近几年来过于重视西方文化，忽视传统文化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有力的反拨，为新的民族文化的构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张炜、池莉作品的道家文化渊源解读。众所周知，张炜是当代理想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池莉则是世俗化写作的代表人物。理想主义与世俗化在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之大、对立之尖锐，已经在文坛惹出许多争议。尽管如此，张卫中仍然发现了张炜与池莉的相似之处：二位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张炜的自然本位思想、人道主义理想与池莉创作中“安时处顺”、“知足常乐”倾向都源出道家。这样，张卫中就揭示了理想主义者与世俗化在分歧中有相通之处的辩证法。这样的发现不仅超越了理想主义与世俗化思潮势不两立的时见，而且显示了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它能使不同的人生追求在冥冥中殊途同归。
其次，对上世纪90年代文学“世俗化”民族渊源解读。我们知道“新生代”作家充满了激进的“反传统”情绪，但他们实际上反对的只是“温柔敦厚”的传统，而他们在世俗化追求方面，他们命中注定难以摆脱传统的制约，因为中国文化就充满了世俗化的气息。中国人知道如何“及时行乐”，更善于“苦中作乐”。在这方面，“新生代”作家的“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既是“新生代”狂欢化倾向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以“三言”、“二拍”、《金瓶梅》为代表的市井文学的继续。
再次，对国民性问题的新探索。我们知道：文学是人学，中国作家所写的是中国的人物，而他们身上总是不同程度地浸润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要研究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新时期小说中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了什么样的审美特点，而这种审美特点与整个作品的审美风格有什么样的联系，因此它自然也是研究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创作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探讨了国民性问题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国民性在新时期的新特点等等。如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皇权意识”、“青天意识”、“自主意识”的缺乏与“文革”中左倾思潮泛滥的关系，在农村，农民的心理痼疾如何导致他们在建国后干群关系中居于弱势的地位等。其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考虑到引进现代派可能给国民性思考带来的变化，专门探讨了具有现代派特点的作家其国民性批判的新特点；以残雪和杨争光的创作为个案，分析指出了现代主义在国民性批判方面的主要优点，即由对生活特殊追问方式带来的较大深度。
第四，从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新时期小说的特色。作者将评论界已经谈论很多的一些文学现象，如审美特色、叙事模式等，换了个角度分析，从而使文学风格的研究与思维方式的探讨联成一体，显示出开阔的思路。书中对马原创作的分析表明新时期先锋作家现象一元论中也明显包含传统思维的影响。这样的结论与前述的“新生代与传统”的研究一起，共同烘托出一个文化主题：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
最后，作者提出了新时期作家探讨的在艺术形式方面的两个问题。一是新时期作家在寻求传统民族形式的现代转换方面所作的努力，既探讨他们将民族形式嫁接到现代叙事效果方面的成就。由于时代阻隔，古今文学的差异毕竟不容忽视。新时期作家对民族形式的借鉴不是机械照搬。张卫中认为他们的做法是：“致力于传统技巧的现代转换，即将古典文学优秀的、有生命力的形式、技巧嫁接到现代叙事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丰富当代创作是目的，选择、提炼、剔除、改造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这就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创化”。二是新时期作家在母语运用方面的新探索。汉语不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和媒介，而且是传承几千年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随着人们对语言问题的研究的深入，汉语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越来越得到清楚的认识。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其研究。张卫中教授认为：“新时期致力于汉语本土传统开掘的作家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不满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坛上语言的单调、枯燥和模式化特点；共同的追求是在向汉语本土传统的追溯中，扩大语言的表现力，在语言的‘寻根’中找回汉语的那一份生气和活力。他们的探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吸收文言与其叙事传统中有益的东西和向口语的学习。”（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综上所述，本书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学术“寻根”思潮中有独特发现。它开启了新的思路，因此它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王庆生教授对其评价是：“总起来说，张卫中的这部专著比较集中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立论新颖，视角独特，显示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术勇气；作者理论视野开阔，持论公允，对新时期小说中一些重要潮流和有代表性作品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梳理，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新时期小说的文化本源；这项研究无论对于小说创作还是学术探讨，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当然，传统文化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非常广泛，本书涉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待进一步补充、深化。
（五）《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
叶立文教授的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于2007年7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先锋话语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先锋小说的过程。
全书分四章：第一章讨论了先锋话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先锋话语的出现是“文革”结束后社会思潮的嬗变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所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在第二章试图捕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先锋话语的变化过程，并紧接着在第三章探讨1984年之后先锋小说主题话语的社会学意义。就此而言，先锋小说不仅仅是对个体存在的叙事关怀，同样也是先锋作家启蒙理念的文本实践。后者所蕴含的“重构历史叙事”的努力，在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基本叙事法则，这主要在第四章展开论述。这些叙事法则包括先锋作家的真实观念和时空观念，它们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超现实叙事场景的设置和心理时间、生存空间的运用等方面。该书章节之间层次清楚，逻辑性强，论述有力度。下面我们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论述该书的突破与创新。
首先，作者认为，先锋小说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既有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有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催生力量。“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思潮的独特组合方式，是先锋小说得以出现的合法性前提。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引进，暗含着当代启蒙主义谋求中国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在新时期初的社会语境中，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是支撑社会思想言路的核心话语。前者从反思“文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标。而这一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急欲摆脱“文革”创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梦想。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启蒙主义则延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表面上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但“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才是启蒙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在这一历史目标下，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便具有了异质同构的话语关系。为实现强国之梦，意识形态允许接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来思想。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学者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中获得了一种启蒙功能，因此，现代主义的传播便同时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的许可。而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最终也由意识形态话语予以确认。
其次，该书解析了先锋小说与启蒙主义主题的关系。一般认为，先锋小说是“反启蒙主义”的，但作者却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作者在论述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时，重点考察了先锋小说的两个启蒙主题，即“寻找民族身份”和“重构历史叙事”。在“寻找民族身份”的主题中，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致力于追求的是“民族自我”，它们通过文化寓言的形式，对“文革”结束后“民族自我”的迷失做出了形象化书写。与此同时，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还在民族文化寓言的建构中，借助边缘文化的力量，试图补救传统文化的阙失面。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自我始终是一个贯穿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只有通过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才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历史起点，并为这一努力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源。而在“重构历史叙事”的启蒙主题中，该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力求凸现先锋作家“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叙事。由于传统历史叙事压制了人类个体的生命独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就出现了多种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主义诉求。这些方式均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挑战：在先锋作家的启蒙理念中，关怀个体逐步取代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目标。因此，当代启蒙主义关注个体存在的思想主题在先锋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表达。在这种启蒙叙事中，有关个体的存在困境的考量始终是先锋作家关注的核心问题。试以残雪的小说分析为例：她小说中人物身陷困境却不甘沉沦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在存在困境的“突围表演”，都充分说明了先锋小说关怀个体的存在主题。
再次，一般认为，先锋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然而，叶立文在《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一书中却从现实主义小说新变中挖掘出先锋话语。在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中，反思“文革”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主题。如何解构“文革”政治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则成为体现先锋话语“解神话”功能的文本表征。从当时的意识流小说来看，语言是其解构政治神话的重要武器。本章从语言学层面出发，借助西方政治学家的神话分析方法，对意识流小说的“解神话”功能予以了理论分析。除此之外，在普遍意义上的反思小说中，还出现了对存在问题进行体认的先锋话语。从宗璞、戴厚英、王蒙、张贤亮到刘索拉，先锋话语从以下几个层面展现了对“存在”的体认。首先是宗璞等作家的人道主义诉求；其次是王蒙、张贤亮对个体存在心理和潜意识书写；再到刘索拉的“荒诞”表达，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展现了一条有关个体存在主题的演变轨迹。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汪曾祺、邓友梅等人，则在追求无情节、无结构的叙事艺术中，影响了先锋话语的增长过程。大致到1985年，先锋话语终于汇聚而成为先锋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