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学》认为，缘于清初朝代更替所导致的社会苦难现实，重社会功利的“诗史说”得以高扬。“诗史说”并不发轫于清，其内涵在清代诗学中有所拓展，主要表现在“以诗存史”、“以诗补史”，诗为“史传外心之史”。不过，清代“诗史说”在注重诗歌社会功用的同时也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这正是清人对完善“诗史说”所具有的贡献意义。从当时来看，这种学说对诗坛上脱离现实的世俗诗风有所补救，从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清代诗学》明确指出：“清代诗学中的‘诗史’意识对推动中国古典长篇叙事诗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清代诗学》紧扣社会变动与诗学思想的关系来考察清代诗学思想。论著指出，社会到了康熙中期，社会由动荡转为安定，重视社会功用的“诗史”说和“性情”说逐渐淡化，重审美的观念渐渐流行。沿着社会变动必然影响诗学思想变迁的思路，《清代诗学》一路前行，作者考察了贯穿整个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清代诗学》对“性灵”说给予高度评价：“袁枚的诗学主张，切合诗的特质和诗创作的实景，最有利于诗和诗学的创新和发展，在清代所有诗学中最富生命力。”“从清代诗学发展的整体面貌而言，‘性灵’说倡导的独创精神和个性色彩对近代诗学有直接的影响，在诗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从而使“性灵”说的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挖掘，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思索的起点，启发了研究近代诗学的切入角度。
《近代诗学》对1840年民国初年诗学思想的梳理，主要围绕着如何用诗歌建构民族人格精神的主题展开。近代诗学发生的八十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政治经济军事裹挟着强大的文明蜂拥而来，中国固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与人格建构方式受到动摇，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走上了一条探索如何更好地发展民族的道路。具体到诗学领域而言，围绕着“立人”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诗学家层出，诗学主张不断涌现。《近代诗学》以对重要诗论家的个案分析为成书的关捩点。但是并不囿于此，《近代诗学》非常注重不同诗论家的交叉影响与互渗共生，譬如龚自珍的“发于情，止于命”的诗学观念，是近代诗学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影响着后来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这样做也遵循了该书的总体指导思想：“对诗学家整体思想和整体诗学观念的研究”。
依据历史线索，《近代诗学》梳理了近代不同时期，近代诗学围绕建立健康人格精神以振兴民族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探索。龚自珍的“发于情，止于命”，“具有冲击传统诗教罗网的重大意义，是近代诗学中一声响亮的、特别具有近代性的呐喊”。魏源的“无声礼乐”说，“以逆复古”，以复古为革新的手段，但是重在复古，企图在复古的道路上建构起纯正高古道德。《近代诗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这种思想落后于时代，其生命力自然是有限的。何绍基强调“自立真我”、陈衍强调诗人应“甘处困境”，二者虽然主张自我独立，但是逃不出“孝悌信义”的窠臼，“它显示的是一种打上了历史、时代烙印的知识分子心灵的挣扎”（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陈廷焯论词标举“沉郁”；况周颐论词主张体悟生命哀情；黄遵宪提出“别创诗界”；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王国维专注于诗歌应当表现何种人生境界；青年鲁迅更是希望通过诗歌建构民族精神，倡导的“摩罗之力”……对于这众多诗论大家的学说，《近代诗学》都做了详细的阐释。
《近代诗学》认为，在众多诗论大家的开启与努力下，“近代诗学在诗情的解放、生命哀情的体悟、史格的建构、诗美的阐释、诗域的拓展等五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近代诗学》在“结语：未完成的思考”中比较了近代诗学家提供的两种不同的重建民族人格精神的方式，即梁启超著者“通过输入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办法来建构具有新思想的民族人格精神，龚自珍、王国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通过对生命哀情、人生悲剧性质的体悟和思考来建构一种悲壮的人格精神。”（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作者比较了两种主张的利弊与关系，指出前者“可能激发狂热的、不能持久的信仰，引出更为普遍的利益驱动下的盲从，但因缺乏内在的自觉而不能让新思想转化为人格精神”（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而“提倡第二种方式受到不同政治势力的夹击。更何况，一些意志薄弱的任免多这些话题揭示的人生真相可能会走向悲观绝望、自暴自弃的境地，无疑为提倡这种方式增加了风险。”（程亚林：《近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作者深邃的思考在其“未完成”的形成中显示出开放的指向，不仅有益于对具体论题的理解，而且对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现代诗学》对五四前夕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现代诗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从近代“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的短短二十年间，从创作到理论都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现代诗歌在不停的艺术追求过程中，开始了新的诗学理论建构，开启了诸多诗学范畴与命题。中国现代诗学，是中国几千年来诗学史上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迥然有别于中国传统诗学重感性体悟的品格，标志着中国诗学重理性观照的诗学转向的开始。这只是现代诗学在古典诗学传统背景的映照下最容易突现来的品格，事实上，这种新的诗学形态，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但是学术界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而龙泉明、邹建军合著的《现代诗学》是最早开始对现代诗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其开拓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学的内涵。
《现代诗学》由七章内容构成，第一章对中国现代诗学作出概要的历史性通观描述，后面六章重对构成中国现代诗学的种种重要范畴、命题与概念，如诗的“本质特征论”、“诗的创作法则论”，诗的“审美形态论”，诗的“主体与客体论”，诗的“审美价值标准论”，诗的“发展论”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探析。从内容的分布比例不难看出，《现代诗学》是对“中国诗学丛书”的总原则作出呼应：“不着意把它写成中国诗学史，尽管每一卷也有对特定时段内诗学发展概况的勾勒，全景的鸟瞰，上承与下传”，而是“致力于此时段内主要诗学理论问题的深入细致的探讨”。（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诗学逐渐走上了现代性转换的道路。《现代诗学》指出，现代诗学创生的根本动力在于西方文化和西方诗学的影响，但是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诗学的传统思想和形态这一点不可动摇。作者进而强调“传统与西方对现代诗学能产生的作用是综合性的、整体的”（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现代诗学的建构即外应世界潮流，又内存民族传统血脉，即是在外来诗学民族化、民族诗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的”。（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而后，《现代诗学》将现代诗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1917—1925），现代诗学处于开创和发展之中，多元并存、多方探索，处于幼稚、不定型的、未成熟的状态；中期（1925—1937），现代诗学处于繁荣和兴盛之中，呈现出“向内转”与“向外转”、“纯诗”与“非诗”两种诗学诗潮相互并立、对峙的状态；后期（1937—1949），现代诗学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高度融合的大趋势中求同存异。作者充分肯定了现代诗学鲜明的实践特征和理论自觉性，高屋建瓴地指出，其理论建构因为过于急迫和激进而缺乏系统性和深密度，现代诗学的未完成性明显地存在着，需要在当代的发展中更加完善自身。
《现代诗学》在对现代诗人和诗论家的理论思考进行理论提升和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将现代诗学问题，分解以下几个问题：诗的“本质特征论”，诗的“创作法则论”，诗的“审美形态论”，诗的“主体与客体论”，诗的“审美价值标准论”，诗的“发展论”。而在具体论述的时候，则按照每一个诗学问题，从历史发展来依次论述。
例如，关于“诗的本质特征论”，《现代诗学》紧扣其在历史中的发展，作出了清晰的梳理：五四以来中国诗学在二十年代浪漫派那里是“自由得表现我自己”，而在三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派那里，体现为“我生活着，故我歌唱”，现代主义诗派强调“诗是由真实想象而出来的”诗观到“诗是经验的传达”；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关于诗歌本质的思考，则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关于“诗的本质特征”的思想。
通读全书，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心用力与学术态度的严谨、扎实、求真。作者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举凡与论题有关的材料均能得心应手地征引，并且直接引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所有的论述都力求尽力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有些部分引论过多，反而变成了材料的征引与罗列，限制了论题的进一步深入展开。有些诗学论题，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剖析，还需要上升到理论建构的层面上。
於可训的《当代诗学》是首部成体系的当代诗学理论著作，其选题时段首先决定了这部著作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其开创性的价值自然无庸多说。这部书致力于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诗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梳理。《当代诗学》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下两编。在绪论部分，作者指出当代诗学承接现代诗学而来，但在现代诗学进入当代诗学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呈现出剧烈的“断裂”状态，作者阐明了造成这种断裂的历史转换原因，扼要地勾勒出当代诗学的发展态势，指出“以理论讨论和争论的方式探讨诗学问题”（於可训：《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成为当代诗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代诗学》上编对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古典与民族诗学的复兴作了历史性的透视，而下编集中梳理了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现代”与“后现代”诗学的崛起。
在当下提出“当代诗学”这个概念，可能会遭到质疑和非难。纵观历史，当代诗学的发展历经坎坷，颇为艰难，十七年诗歌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政治化的倾向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新时期又出现了远离政治的个人化倾向。新时期与此前时期诗学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反叛与断裂，不由让人质疑中国诗学在当代的发展中有无建构的可能，或者说有无建构过程中所一贯必要的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显得弥足重要，“本书把当代诗学定位在当代人对于当代诗歌的思考方面，认为当代诗学是当代人对当代诗歌问题思考、探索的结晶”。（於可训：《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这种立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一凸现了本书的问题意识，作者以问题为导向，剥茧抽丝，站在世纪末的制高点上来考察当代人如何思考、探索当代诗学问题。其二凸现了当代诗学理论的“民族性和时代问题”，十七年与“文革”文学是与世界诗学发展是相隔膜相脱节的，如果以西方体系化的诗学理论为考察标准，一来问题很容易变成讨论中国当代是否有诗学存在，二来这种衡量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值得细加推敲，而如果将考察的背景放入民族的文化、美学、历史衍变的景变和网膜中，则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代诗学寻找到一种很好的突破口。从这个立场出发，综观全书，《当代诗学》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中国当代诗学的特色：
一、现代化和现代性追求始终是中国当代诗学的最终指向和价值目标，中国当代诗学以一种激进的姿态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呈现出激烈的断裂性特征。十七年诗学转向民族的诗学资源和诗学传统，是对长期以来的现代诗学西化倾向的反拨，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新的现代化追求的前提和起点”。新时期诗学以一种否定的态度和叛逆的姿态跨越文革及其前的当代诗学，延续五四传统，“接续了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追求”，以西方的现代化追求作为中国当代诗学的现代化追求。作者追本溯源，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是在各方面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被强行纳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导源于“落后”的焦虑情绪，渴求超越历史，迅速自我更新，因此这种激进式的跨越易走极端，因此在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出现了一种断裂性的后果。作者肯定当代诗学这种断裂式的跃进，认为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
二、论辩性是当代诗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其实质是不同的文化力量就如何选择中国诗学的现代化道路展开冲突。十七年期间，讨论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民间诗歌和古代诗歌资源”，这个问题延伸至“大跃进”期间，则是有关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最后以毛泽东提出的“古典加民歌”的发展方案作结。导源于政治力量占了上风，当代诗学在否定五四传统和拒绝西方诗学资源的隔绝时空中，最终封闭了自我的现代化道路。新时期由孙绍振所阐发的“人文”观念和“自我表现”的诗歌观念，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诗学中形成的以群体的“大我”为主体的代言式和赞颂体诗歌的“人学”基础，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新潮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重新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复归五四以来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