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话因缘——回忆我的昙华林岁月
【汪文汉】
据说，昙华林这一街名是从佛语衍化而来。我算不上是个近佛习禅之人，但相信因缘和合，也向往心灵净化，甚至尊崇如来。何谓如来？“如实道来，故曰如来”。我以为，佛教中的“如来”代表着一种对真理的卓越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向往，是慈悲与智慧相结合的象征。
武昌昙华林对于一些人而言，或许就是他的一段学习时光、一次生活经历，一份珍贵记忆；但对我而言，昙华林聚集着我幸运成长的因缘，而且影响着我的整个人生。昙华林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从求医、求学到入团、入党，从拜师、为师到成人、成才，这里是我修为的场所，是我快乐的家园；这里是我人生扬帆破浪的起点，更是天赐机缘于我的福地。
岁月已逝去，历史非如烟。回忆昙华林，我得从60年前的一段因缘谈起。60年前，我住在武昌八铺街读小学，因患急性盲肠炎而被送进了医院，这家医院就是昙华林里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开办的仁济医院，后又叫过“圣约瑟医院”，它是现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我在这家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由一位姓李的中年男医生主治我的疾病，这位医生没有开刀割去我的盲肠，采用的是一种保守疗法就把我的病治好了，而且时至今日没有复发过。60年前昙华林住院治疗的人生经历，让我对这位良医充满感激之情，也让我对初识的昙华林刻骨铭心，终生不忘，从此我与昙华林就结下了一种割不断、忘不掉的因缘。
1952年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湖北省武昌一中初中部，从此以后，我就连续6年在昙华林度过了自己少不更事而又风华正茂的中学时代。我初中毕业时正值“省武一中”改名为“市十四中”，我的高中学业也是在昙华林里、凤凰山下的市十四中校园顺利完成的。
我一直为我的母校市十四中而自豪。她源于1903年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是湖北省的第一所公立中学。校舍依凤凰山中段南侧而建，东抵螃蟹岬山脊，北临沙湖，校园宽阔，绿树成荫，环境幽静，气象雅致。我的母校历史悠久，办学特色鲜明，以名师满堂，人才辈出而享有盛誉，堪称一所“百年名校”。我的母校市十四中之所以久负盛名，是因为她在百年办学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像宋教仁、董必武、陈谭秋、胡克实、何功伟、江文等这样的革命领袖、社会栋梁。
在教师队伍中有名扬教育界的数学“四大金刚”，著名文学家王任叔（巴人）、著名学者胡国瑞、体育教育家曾子忱、著名国画家王霞宙、知名音乐家马丝白以及书法家闻天钧等；在这里还培养了不少用心读书学有所成后来成为学者、作家、院士的校友，如作家严文井、黄钢、金敬迈、科学家李四光、程宝蕖、沈辛荪，院士胡正寰，著名学者黄侃、张培刚、刘绪贻、郭齐勇等。
我的母校闻名于世，是因为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于1938年春国民政府把政治部第三厅设在校园内，领导民众点燃武汉抗战熊熊火焰的周恩来、郭沫若的办公楼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仍然保存至今，而且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这里创作了著名歌曲《在太行山上》。
我的母校市十四中还以爱生如子，精心育才为已任，具有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开展体育活动蔚然成风的优良传统，并以此瞩目全国。
在这样的名校中学习成长，我一直视之为自己求学时乃至一生中的缘分与福气。
在昙华林度过的中学时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自由而又欢乐的岁月。
记得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是一位叫彭琳的女教师。她有端庄的仪表，高雅的气质，对我们这些有点淘气顽皮的初中生亲切而又耐心。在我的心目中，她像一位年轻的妈妈，对我们呵护有加，她甚至邀约我们过江到她汉口的家中做客，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款待我们，让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一辈子都不忘她对自己的温馨与盛情。她的言传身教深深鑴刻入我心中，也影响我一辈子，从此我暗下决心，向她学习，做一名像她一样令人尊重敬爱的人。
“少年不知愁滋味”，初中阶段的我虽然有些懵懂但充满活力，十分快乐。在一所没有女生的男中，这是个多么宽松、难得的自由发展的契机呵！在学校除了上课，同学们把多余的精力与时间都倾注在操场上。那时初中生时兴踢小皮球，我们在操场上奔跑、追逐、打打闹闹、无忧无虑。学校伙食特别好，每月只交7。5元，早餐有油炸黄豆或山东“大红袍”加咸菜，每周打两次牙祭。到了夏天，学校规定必须午睡，午睡起床后，由小组值日生打一大陶罐豆浆分发每个同学一杯，喝完才让去上课。冬天大雪铺地，银装素裹，我们就结伴去沙湖边的山岗上捉野兔、逮野鸡。……时至晚年，同学聚会时谈起这些陈年旧事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回味无穷，陶醉其中。
1955年夏，我初中毕业升入本校高中。我在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叫汪银华，是一位教俄语的女教师。她强调高中生要学会制定学习与生活计划，要规划自己的学业发展，选定奋斗的目标。在老师指导下，我记得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留苏”，并以文豪郭沫若为榜样。当时我们这些青春飞扬的高中男生都充满理想，意气风发，洋溢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奋进精神。这是当时全国人民在“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口号激励下的一个缩影吧。我的母校市十四中一贯倡导学生要全面发展、热爱体育运动，在这样的校风氛围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得到了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全校不少同学怀着要当工程师、要当学者、作家的宏大抱负，刻苦学习，坚持体育锻炼，强壮体魄。在学校里，每天坚持爬山已蔚然成风；甚至看了描写摔跤运动员故事的苏联电影《世界冠军》，班上的同学回到寝室就把被子铺在地上，模仿电影里的摔跤场面，渲泄自己对体育明星的崇拜。市十四中以“全面发展”、“热爱体育”的办学特色对我给予了浓烈的熏陶感染，并伴随我终生，让我受益一辈子。
我在市十四中的高中阶段一直担任班上的主要干部，在坚持全面发展的同时，又能热心为同学服务，所以在高中毕业时，我作为品学兼优、表现突出的优秀生之一，被免于高考保送到华师中文系学习。我的母校市十四中的栽培与厚爱鼓舞着我，也划定了我人生奋进的发展轨迹。
1958年华师中文系和历史系仍在昙华林办学，所以我进入华师中文系读书，从地域上讲，实际上就是从市十四中跨过一条不足10米的小巷进入到一所高等学府。我以一名保送生的荣耀在大学继续受到器重，担任58级“红旗班”班长，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并带头参加各项活动。
1958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的年代。那是一段革命热情高涨、科学精神缺乏的岁月，神州大地“超英赶美”的口号震天响，“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豪情高万丈。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处不刮“共产风”、“浮夸风”，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追求“放卫星”，人人趋之若骛。大家都热衷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似乎当时只要高举总路践、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大学初期，我们这批大学生也染上了这种病——“左派幼稚病”。我们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大学生竟然对学校的教授、专家、学术权威开展大批判，名之曰“拔白旗”，在“教育革命”口号的鼓动下，我们以“敢想敢干”的大无畏举动破除迷信自编教材，现在看来实属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却干得那么投入，那么起劲。
在大学生活的头两年，我们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众多的体力劳动中度过的，只是从1960年开始提倡“大兴读书之风”时，我们才逐渐静下心来走进教室聆听老师们讲课，走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典。这时，我们年级又分为“文学班”与“语言班”两大块进行专业学习。我分在“语言班”，记得是邵子风教授讲“古代汉语”课，杨潜斋教授讲“语言学概论”课，他讲的什么契柯巴娃，什么索绪尔结构主义等等，听起来似乎有点如云似雾，但仍然使我们感到新奇无比，一种对知识的渴望激励着我们像海绵吸水似的接纳科学知识，在学习语言知识课时，记得刘兴策老师还下班对我们进行过答疑辅导呢。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认为是他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种信仰、变成许多人心目中富有魅力的理想，并乐于为之去奋斗、去牺牲，在为之奋斗过程中，我们显得朝气蓬勃，一往无前，意气风发，勇于奉献。碰上1958年的大跃进与教育革命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历史机缘与时代遭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一份值得人们铭记与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2年夏大学毕业分配前夕，年级指导员在发给我们填写征求分配意见表时，我填写的是“荆州地区”和“服从分配”，我作好去荆州工作的思想准备，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让我留校工作并分配在汉语教研室任教，这让我喜出望外。开初，中文系选我留校，是作为汉藏语言比较研究的成员之一安排的，不知何故，这个项目没有落实，我十分幸运地被安排在邢福义老师指导下当“学徒”。这是我大学毕业走上大学教学工作岗位的一大机缘，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上个世纪60年代邢福义老师在汉语研究领域业已成名，在教学上广受学生好评与崇敬，我能有这样的导师指点，无异于天赐良机。在邢老师指导下，我广泛研读语言学名著，从语音文字到语法修辞，后来邢老师要求我对典范性的书面汉语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并全面积累资料，为今后的汉语教学与学术研究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虽然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的专业方向有了调整，没能在邢老师带领下对语法深入研究下去，但他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娴熟高超的教学艺术，以及他对我寄予的充分信任，都一直鼓舞着我、引导着我、鞭策着我，使我对他充满敬重与感激。他是我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第一位恩师。恩师难忘呵！
在昙华林我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是为中文系61级的同学们上汉语语法的辅导课，课后我还到男生寝室对男、女同学进行过辅导答疑。昙华林的课堂教学是我从事大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开端，是我难以忘怀的执教经历。随后全国“四清”运动开始，我又随中文系61级到孝感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四清工作”。对我个人而言，在孝感参加“四清”工作实际上是接受党组织对自己入党的一大实际考验。“四清”工作结束返校后，我于1965年8月15日在昙华林会议室的入党鉴定会上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于一年后如期转正。昙华林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见证地，也是从组织形式上标志我为自己的崇高信仰而奋斗终身的起跑线。
我是在省武一中读初中时加入共青团的。从1956年升入高中后，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教导与启发下，萌生了入党愿望；我经历了10年的努力才从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过程是我从对党的感激、热爱的朴素情感与愿望升华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确定马列主义信仰的过程，它是逐步明确、不断提高而终于自觉完成的。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是党的恩情的受惠者，当然也是党的事业的参与者，没有党组织的信任、没有学校的栽培、没有人民的哺养，我会碌碌无为甚至会一事无成。
我的家庭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武汉一解放，我的哥哥就参军入伍了，他工作的地点曾在昙华林的军法处，后来在南昌航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军工厂工作。由于哥哥参军，我家成了“光荣军属”之家。当时国家在昙华林开办有军属工厂，为了方便我母亲在军属工厂上班，我家由武昌八铺街迁到武昌戈甲营2号，一家人蜗居在一幢楼房的狭窄低矮的阁楼上，在昙华林里、花园山下，我们安顿的家园就在一个小阁楼上前后20余年，在这里，我的父母相继病逝，我的弟妹长大成人，我由一名青年学生变成一位大学教师，这就是我和我的家与昙华林的和合因缘。
说起昙华林，我满怀感恩之心，因为这里颇富历史韵味的小街古巷为我这个普通人家的学子铺就了一条宽阔的“人间正道”；说起昙华林，我心存眷恋之情，因为这里的两所创办于同一年（1903年）的学校都给了我恩重于山的栽培与情深似海的厚爱。
昙华林是一处值得我铭记与书写的地方。这里存储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沧桑，记载着抗日烽火的时代风云，也见证着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兴起，这里展示着中西文化交流交锋与交融的具体案例，收藏着“百年学府”华中师大前身的物质文化的稀有遗存。它是武汉名符其实的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华中师大百余年办学历史的一块发源地。我回忆与铭记昙华林，还因为这里有我自己美好的记忆与无尽的回味，有我个人难忘的收获与怀旧的情结。
昙华林呵，你是我难忘的温馨，你是我真情的眷恋，你是我常有的梦乡，你是我永久的想念！
昙华林呵，对你，我在铭记中充满感激，在诉说中饱含深情；在你这里，我领悟到这样的人生真谛：以师为范，师者天使；以勤补拙，勤者天酬；与人为善，善者天佑；以和为贵，和者天助。
（汪文汉，1958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