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悠久，其前身是以华中大学（由私立华大到公立华大）为主体，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共同组成的“多元结合体”。据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记录，华中大学也有前身，即诞生于1903年的文华大学于1924年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而文华大学又是在创办于1871年的文华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址就在武昌城区昙华林。由是观之，从1871年迄今，从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华中高师——华中师院——华中师范大学，已有137年了，真是源远流长。简约言之，从昙华学园——桂子文苑百年沧桑中与时俱进，不难见华师发展史的历程充满劬劳无穷、务实求新精神。我作为文教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在华大——华师和大家共同奋斗，教学和学术成绩积铢累寸，做人和自我激浊扬清，因而出现了做人与治学的双丰收。但是，我必定坚守“恒久定律”，不在乎一时拥有，而要争取天长地久。为此，全心全意，乐探往昔战绩，见证今日辉煌。
二
1949年5月16日是“武汉解放日”，也是我“人生旅程”的新起点。我的中学时代，在武汉市一男中度过。高中毕业时家境衰落，父亲意欲我弃学从商，但爱好文学的我坚持已见，要求在文学修养和外语学习方面“更上一层楼”。这一年秋冬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旗招展下，我的早期生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9月上旬，我向父亲展示了私立华中大学录取我的“通知书”，以及《大刚报》刊出的“私立华中大学榜示”，父亲正处于艰难竭蹶之中，故在仅供给第一学期学杂费的原则下应允我入学。虽然如此，我仍然心怀高兴载欣载奔地跨进了“昙华学园”。我初进华中大学，目睹文华楼、思殷堂、博育室、颜母室，原华大文学院教室、教师们居住的华中村等一系列朴实而典雅的建筑，一切都是陌生的，却又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可爱。面临国文系（即中文系）各类必修课程，如中国语言文字学、文学概论、现代中国文学名著选、中国新文学史、历代散文选、历代韵文选、苏联文学、西洋文学名著选等，预料学习困难不会少，却又为莘莘学子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重大成就的榜样所吸引；也为坚信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思想指导下，努力创造光辉前景所激励和鼓舞，从而充分发扬锲而不舍精神，不断跨越自己。
我就读私立华中大学国文系一年级上学期（1949年9月——1950年2月）时，入学的学生仅我和王杏生二人，王杏生是校办秘书处负责人王仁载先生之长子。二、三、四年级学生也不多，方玄初、龙瑜、李树则等几人是我熟悉而亲近的师兄师姐。当时的校长是韦卓民，教务长是甘施礼（英）。我住进昙华林校址附近棋盘街宿舍，与物理系学生刘连寿同居一室。经过合并与多次院系调整（1951——1953），从私立华中大学——公立华中大学——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学生迅速增长。我所在的年级也是这样，读四年级时，班上的同学已由2人（王忠祥、王杏生）增长为8人，另6人是王维卿、祝顺友、胡昇和、朱光第、孙达、王景康（女）。私立华中大学国文系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迄今仍在华中师大文学院职工编制之中的仅我一人，这当然不可誉称“仅存硕果”，但就我的感受而言，确实是“三生有幸”。我的师兄师姐早已离校，分赴祖国各地，大显身手。同班同学王杏生分配到四川省高校工作，音讯全无。似可这么说，我搭上了“私立华中大学”这列历史悠久的文化教育列车的“末班车”，而且那时的我又是新生公立华中大学中文系“意气风发”的在读生。尤其令人喜悦而深感幸运的是：1953年8月我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中文系毕业生身份留校任教。不言而喻，这是留校任教的我日后走向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之路的基础。感谢党和新中国的情意，早已在1951年5月写作诗歌《红五月颂》中表露出来（载于校刊《新师大》，1951年5月）。确实如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进的火炬照耀前程金碧辉煌。“我们哪能不尽情高歌？／我们哪能不尽情欢笑？／和平鸽飞翔于晴空，／为的是人民的时代来到！”今日重读60多年前写作的《红五月颂》，链接当时20岁青年的情景，使我这个80多岁的老翁更加激动，确如诗句所示：“欢呼啊，伟大的五？一六武汉解放日，／消失了乌黑的云翳，／烧毁了抽挞人心的血鞭，／给武汉召来新生。”理所当然，如前文所提及，也给我这样的众多年轻人带来了新生和美好的希望。我在大学四年级末期和毕业分配时，总结个人在私立华大——公立华大——华中高师发展中获得思想与学业双丰收的历史进程，把个人的进步归功于学校党团组织的教育和师友的关怀。这一年4月和7月，先后在校刊上发表的两文，即《在战斗里成长，在胜利中前进！》（《华中高师》1953年4月30日）和《把一切献给祖国》（《华中高师》1953年7月10日）。从当前文化水平看来，虽然文字稚嫩，但真挚情感至今难以忘却，仍可作“史实”鲜活的“证词”。在前一篇文章中，我讲述了促使我上进的动力何在——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中自我超越：“1951年10月，我和同学们一道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是我思想激变的转折点。从此，在我生命的日历上展开了新的内容，我获得了解放，在火的洗礼中，——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千万农民的血泪债清算了。——在火的洗礼中，我进一步靠拢了组织，参加了小队、团小组组织生活。——使我体会到一个真正的新人应该有爱国的热忱，活泼的生命和积极工作学习的精神。我不能不感谢党给我的教育与锻炼，党拯救了我！”在后一篇文章中，我向党和祖国人民宣誓，为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前进”，怀着坚贞不渝的信心“贡献出全部精力，担负起并完善人民教师的责任，全心全意而连续不断地冶炼建设祖国的钢筋”（《把一切献给祖国》）。
三
我于1949年进入华中大学国文系，开始学习外国文学史课程（西洋文学名著选等），历经学习、研究、讲授、编制、著作各个阶段，与全国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整体形势发展基本合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学史编纂历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的深切感受颇多，有话可讲；其中不少学术前沿问题亟应反复思考，并予以探赜钩深，推陈出新。依据有关文献资料，结合个人从事外国文学学习与研究，讲授与著作的历程和经验，建国60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与编写大致可分为“和其正兼及反”的五个阶段：一、时欣向荣时期（1949——1965），二、“文革”延缓时期（1966——1976），三、新发展时期（1977——1985），四、加速前进时期（1986——1999），五、新起点时期（2000——2012）。这里行文以第一阶段（1949——1965）为重点，简明地讲述几件难以忘却的“往事”。
首先，讲述的当然是前文提到的我初入私立华中大学学习与生活“苦乐掺半”的情况。何谓“苦乐掺半”？“苦”并非指学习方面的艰苦，而是后续学杂费怎么办！实话实说，系主任林之棠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历代韵文选，石声淮教授的历代散文选，杨潜斋教授的语言学概论，邵子风教授的古代汉语，高庆赐教授的现代汉语，薛诚之教授（外语系）的世界文学选，许清波老师的现代诗选等，尤其是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古籍举要，对我这个虽然喜爱文学、语言学却又修养很不充足的青年学生来说，不易顺利接受，学习困难多多，不足为怪。经过老师的精心传授和自我日日夜夜艰苦奋战，终于获得好成绩。我对世界文学、历代散文选、现代诗歌等课程的攻读兴趣特别浓重，深得老师们的赏识。在石声淮老师的亲切关怀下，常到他家里聆听钱基博先生讲授古代典籍，颇受教益，其博学切实，精思详释，以学致用之学风，对我日后在中外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大有激励促进作用。《古籍举要》一书，让我彻底悟解“精”与“博”的辩证关系，它是广博的知识体系和深厚的国学精极的“结晶”。在我的外国文学学习、教学和研究中，其所以始终不离开中国文学以及文化这样的“参照系”，钱先生学风的影响，功德无量。当时，我对《古籍举要》、《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的浓烈兴趣并不逊于《世界文学选》。学习是艰苦的，但“苦”中有“乐”而“乐”在其中。
由是观之，第二学期的学杂费无任何来源才是我感到的“难题”——真正的“苦”就在这里。1949年和1950年更迭之际，知道了武大拟收中文系一年级插班生喜讯，促使我萌发考入武大公费生求学的希望。1950年春，我被武大中文系录取了。华中师大国文系主任林之棠立即告知，给予我奖学金和助学金，可以抵交学杂费。石声淮老师告诉我，钱基博先生愿意为我代交学杂费。许清波老师请我到他家进餐，并深情地呼喊：“小王，你别走，希望你留在华大继续学习，前程远大！”经过反复认真思考，我接受了林主任的建议，非常感激校系领导的关怀，老师们的深厚情义，铭记肺腑。从此以后，我不仅在学习方面刻苦努力，而且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社会工作和活动方面也勇往直前。1950年9月26日，公立华中大学诞生，不久改为“华中高师”，不再忧虑求学的经济困难了。此时此刻，我深感幸运。
其次，1953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根据当时领导的意图，一是现实形势造成的临时任务：协助许清波老师批改三年级学生作业；二是长远学科建设任务：向薛诚之、胡雪、胡肇书、杨庸等老教师学习世界文学专业，与我同时留校担任辅导员工作的中文科毕业生宋寅展也兼此任务。我偏重于西方文学，宋寅展偏重于俄苏文学。我们任教伊始，外国文学课程附属于文艺理论教研室。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在党政领导下，向老一辈专业老师学习，为华师中文系世界文学建设奋战不息。1954年暑假临近，我的“外国文学之路”前站“华灯高照”，华师及中文系党政组织依照教育部指示，选派青年教师去北京师范大学“进研部”（进修研究生）深造。我有幸作为第一批入选人员去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学贯中西的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和教育家穆木天先生攻读世界文学专业二年。如果说华中大学外文系的薛诚之教授是我学习与研究外国文学的启蒙老师，那么，穆木天教授堪称我的“外国文学之路”的卓越指路人和引导者了。他的“见面礼”（初次会晤时谆谆教导），至今记忆犹新。依他之见：外国文学教师或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比较而言，付出的艰苦劳作更多，而欲获取优秀成绩更难，因为它的外语要求很高，至少东、西语言各选一种，只凭译文进行教学与研究很难达到“称职”标准。此论有理，金玉良言，多少年后经过无数次精思和实践，悟出穆木天先生此论的深层意义在于理解和把握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在实践中又如何运用两者的辩证关系。
其三，团结奋斗，全心全意为学科建设作贡献，其乐融融。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周乐群，1956年3月到北师大“苏进研班”，攻读俄苏文学专业，成为我的双重同学和师弟。在他的支持下，我和该班的马家骏、谭绍凯、易漱泉等诸多师兄弟姊妹，以及随班听课的学友王思敏、李万钧等有了深交，1956年秋我返回华师后，1957、1958年又两次去北师大与师友会晤。不久，周乐群也返回华师中文系，约于60年代初参加了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撰写工作。在我和周乐群去北京师大学习期间，宋寅展老师双肩承担中文系学生辅导员工作，并协助老先生讲授俄苏文学，辛勤劳作，成绩显著，人所共知。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和周乐群师弟先后返回华师中文系，立即投身外国文学课程教材建设以及教学工作中去。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和我们共同进行学科建设工作，参与校外外国文学学术活动的还有中文系1956年毕业的彭端智、1959年毕业的奠自佳、1960年毕业的梁异华等。此外，胡雪教授、胡肇书副教授等老一辈也为共建独立学科出力，功不可没。
提到华师特色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以及有关外国文学研究、教学活动，切勿忘却周乐群的功劳。他返回华师任教之初，与我同样，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愿：期待将北师大“盗”来的“天火”，经过精制而提炼成颇有华师创意的促进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的成品，以致我们的教学改革、教材编写、论著出版获得优秀成绩。周乐群诸多功绩中重大的有三项：一是为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的筹建四处奔走，二是为外国史的教学人力和教材编写策划，三是为《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的创办倾注心力。显而易见，这三项都显示了促进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效力。当然，我是这三项工作的策划者、参与者、合作者。
作为北师大“进研部”世界文学专业的进修、研究人员，作为“苏进班人”心目中的“同班同学”，作为众多学人在全国各地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建立功绩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深感由衷的高兴和欣慰。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授予我“荣誉校友”称号，我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在追溯自己的学术全程中，从“饮水思源”的视角，延及北师大“进研部”这一段进修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多重情缘。不言而喻，华师领导据教育部原则，指派我们到北师大进研外国文学，让两校有关的学科建设接轨，华师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专业才有发展，举措英明，后事可为翔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