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书，也爱这份能给爱书的朋友们带来幸福快乐的职业。为社会文明的大厦，切切实实地砌上一砖一瓦，既无愧于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也无愧于自己仅有的一次生命。在有些人看来，找找病句、校校错讹，编辑工作何等云淡风轻。其实不然，编辑工作是一份有灵魂的工作。每编一本书，都是编辑的眼光、学养、胆识、智慧、水平、经验、人格的集大成。从业20多年，往少里说，经我手的书有近500种，字数大概有4000多万。嗬嗬，是不是“著作等身”、“汗牛充栋”呵！前不久，有机会去了趟台湾。在台北一家静穆的书舍里，意外地发现我当责任编辑的两套书：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古籍图书奖的《尔雅诂林》和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的《楚学文库》，赫赫然摆在硕大的精品柜中。刹时，眼泪“哗”地一齐涌上眼眶，又纷纷滑落进已稀疏斑白的鬓发里。这两套书都是l990年代出版的，近20年了，在海峡的那一边，还有如此的生命力。我又一次明白：获奖只是编辑生涯中的一次成功，能获得岁月对自己所编图书的褒奖，这才是最高的奖赏。今年l0月，是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年的日子。我生性坦然澹泊，只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想不到那个“大馅饼”就这么砸到了我的头上，或许，是我的运气比较好罢。记不得是哪座庙宇的门柱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人间何须多算计，神天自有大乘除”，一个人必须遵循的生存道理，实在是太简单了，信然。
昙华林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受用无穷，受用终身。直到现在，每晚枕上须阅读片刻方能入睡。那不必是长篇巨轶，只宜一卷诗词，一册禅机，抑或只是一篇怀旧的小文。读了，这结束的一天才过得充实；读了，这将开始的一觉才睡得踏实。
昙华林忆旧，忆旧昙华林，与其说是忆旧，不如说是怀念青春。青春的轶事，总是跌跌撞撞、错误百出的，但经过岁月的点染，那一切都变得这么绚丽迷人。当所有都过去了，让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故事不够完整，回忆却是饱满的，旧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已定格，成永恒，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刻！
我的小文，和其他众多前辈同侪的美文相比，实在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昙华林往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之怅然——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黄榕，1963年入中文系。编审。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副总编）
回首华林师友情
【贺兴安】
来北京，算是经历我生命的三分之二了。然而，我始终觉得是寄居，我是他乡异客。
当列车载着我经石家庄往北方高地进发的时候，天地变得广漠了，天顶又似乎压得甚低。它不及南方家乡那种阴柔而又明媚。
我们进华师是1952年，那是难得的大聚会。学校是昙华林的华中大学、粮道街中华大学和阅马场那边的湖北省教育学院的大合并，学生来自鄂、湘、豫、赣、广东、广西六个省，先名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更名华中师范学院。昙华林、花园山、南湖桂子山，我们都住过，住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还是昙华林。
昙华林，单是这地名，就具诗意。昙华，昙花；昙花一现，在某个层面上也决非全为贬意，倒是道出了人与事的普遍性质；成了林，就更壮观了。当时，我们这些武汉市学生心目中，一是珞珈山，城里就数昙华林。校园高低起伏，横贯长溜斜坡，树木参天，钟声悠扬，红色西式建筑錯落有致，韦卓民住房就是尖顶希腊式小楼了。
我们入校，逢上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学生听讲，猛记笔记，我们一些人死记硬背，为争取年考每门九十分以上而奋斗。王凤老师讲课，有时带出：“我的朋友，写诗的能手曾卓……”胡肇书老师讲课，紧锁双眉。杨潜斋老师讲课，嗓门较大，自我陶醉。高庆赐教务长讲语法，头头是道，熟练自如。方步瀛老师有一个讲座，洋洋洒洒，题目是“人民的节日——端午，人民的诗人——屈原”，很有兴味。学俄语，课上课下，就争相弹动舌头了。
进四年级，韦卓民给我们讲逻辑学。当时，觉得他有来头，有学问。他早年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929年，他就担任华中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之前，曾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在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进修，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课，通晓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外语。蒋介石曾要他出任驻美大使，他婉言拒绝。1948年，国民党要求华中大学南迁桂林，他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影响下，表示拒绝。他阻止向武汉警备司令部提交大学地下党员名单。抗美援朝时，他动员基督教“信友们”参军，捐献飞机大炮。对于昙华林的华中大学，他堪称亲手缔造、一手经营。他曾同晚辈王元化通信，王感谢他在黑格尔哲学上给他以“指导”。然而，他给我们讲课时，已经处境不顺，失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和其他社会兼职。在讲台上，总觉得他眉宇间积淀着太多的历史烟云，不苟言笑，不多一句，不少一字，极有逻辑。
1956年毕业后，我留在系里。接着，来了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反“右”运动，危害极大。1958年初，我们部分青年教师下放到湖北当阳草埠湖农场。学校把一些划成“右”派的教过我们的老师，也安排在我们一个生产队里，还说让大家“监督”。我们中文系住在名叫“卫生台”的一溜草棚里。当年教过我们的、一度当系主任的党员老师王凤，因为成了“右”派，跟我们住同一屋里。他叼着纸烟，耽于思索。胡肇书老师依然紧锁双眉，不多言笑。在白天大跃进、社员砸锅炼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嚷嚷声响之后，到了晚上，我常记得，年长的青年教师陈安湖，在过廊里，透过茅草棚的雨滴，向迷濛的山野，唱着他喜欢的、西方19世纪的、动听的情歌。
1959年，系里让我报考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和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学研究班。何其芳任班主任。1963年毕业时，研究班办公室表示，凡志愿留北京工作的，可以帮助安排。我和有的学友不同，我不愿意，我要回华师，回昙华林，我要感恩图报。然而，历史有些蹊跷。当我回系里，把我北京所学的匆匆编成讲稿，讲了一学年《文学概论》之后，一纸调令下来了，而且是全家一起调走，单位是新华社。这是一次突然调动，完全在我预想的人生职业之外。
系里为我开了欢送会。方步瀛系主任送了我一副字：“无为儿女共沾巾，应见今人胜古人。
但望天涯立功日，不忘昨夜赠言春。
——兴安同志调任外事工作，临行，赋二十八字以赠，并祈哂正。
方步瀛一九六五年元月五日（印）”
如今，回头一看，半个世纪过去了。方步瀛老师这副用毛笔书写的精美题赠，我一直珍藏着。我的华师老师也大都作古离开人间了。如果加以比较，同此前的师生关系比，同今天更为明亮、也较为单纯的大学师生关系比，我们的学校生活有共通的上课下课，有照例的迎来送往，另外，也存在一份曲折，变化，乃至多难。或许，这也给我们的人生经历增添某种深邃、某种凝重。
回想起来，当年离开昙华林的时候，自己对未来的瞩望倒是不少，现在加以反省，待遇并不低，做的事情却极少，我一直心存愧疚。这里，我要说，母校，我常年怀念的母校哟，我依然怀念你的学校生活。我喜欢跟朝气勃勃的青年学生在一起，不习惯在机关、在研究所的孤独的来往和上下班。眼下，已入老境。在此，让我遥嘱母校一切都好。
（贺兴安，1952年入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我的两位大学老师
【雷于怀】
大学里，教过课的老师不少，其中有两位印象较深。一位是石声淮教授，一位是高庆赐教授。
石声淮教授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的妹夫。他学识渊博，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先秦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在他来教课之前，我们就从高年级同学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印象深的有两则：
1958年，学校鼓动学生在教师中“拔白旗”，搞“教育大革命”。石老师是被“拔白旗”的重点对象之一。有位学生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带着有些藐视的口吻对石声淮教授说：“我一定要在三年内赶上你！”石老师听了，轻轻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你这个学生呀，胸无大志，又狂妄自大。”那个学生不解地问：“这是怎么讲呢？”石老师仍是轻轻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算什么水平？你怎么拿我做赶超的目标呢？可见你胸无大志。不过，以你现在的常识，要在三年之内赶上我，也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说你又有些狂妄自大。”当头浇了那个学生一瓢冷水。
还有一次上晚自习，石声淮教授下到学生寝室检查学习情况，他叫一位同学背讲过的古文，那位同学结结巴巴背不出来。石老师轻轻一笑，慢条斯理地说：“白面书生，真是白面书生，你的书都是生的啊！”
这两则传闻是真是假，我没有核实。但它们很能表现出石老师的为人和性格。他耿直，即使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仍然敢说直话；他严厉，对学生的不是之处，毫不客气地批评，不留情面；他幽默，说出的话，尽管轻言细语，却够你深思，够你回味。不管耿直也好，严厉也好，幽默也好，其实都透出教师对青年学子的善意。
石声淮教授给我们上课，是在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吃不饱饭，缺乏营养，他的身体十分虚弱。高而且瘦的身材，又老是裹着长衫，更其显得虚弱。我们六0级有六个班，假如一班一节课，石教授岂不得讲六次？于是学校就安排他给全年级讲大课。课堂放在中文系礼堂里。课时虽是减少了，但因礼堂空间大，人又多，他必须提高嗓音大声讲。课又都是连堂，一次两小时，石教授十分吃力。为了坚持给学生讲课，他每次课前都要在校门口的小卖部吃一块“高级点心”。所谓高级点心，不过是用红糖作馅的饼子。其质量和精致程度远不如现在市面上的普通点心。那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市面上没有多少商品可卖，货币无法回笼。国家就采取制售“高级点心”的办法回笼货币，也多少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一声“高级点心”，价格都在一元以上。那时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月工资也只有40多元。如果不是为了给学生讲课，石教授是决不会去吃这种“高级点心”的。即便如此，石老师每次讲课还是显得十分吃力，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外冒。因此，每次上课，他总带着一条白毛巾，用来不停地抹汗。那时我在台下听讲，总担心他坚持不住，会突然倒下来。记得有一次，他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不得不停下来，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了好一会，再站起来接着讲。
由于听过关于“白面书生”的传闻，同学们都害怕石教授来检查晚自习。有一次，年级通知，石教授晚上要下寢室来，大家都提前在那里背课文，怕当“白面书生”。晚上，石教授真的来了，可是没有叫谁背书，倒是很和蔼地问大家，他讲的课听不听得懂，他的湖南口音好不好懂。同学们一下子活跃起来，拿着书本，争着上前问他“这个字该怎么讲”。“这句古文该怎么译”。师生之间十分融洽。
大约是因为这次查晚自习，石教授给我们的印象并不是令人生畏吧，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和严家容、万慕慧三人上石教授家去拜访了他。石教授住在学校（当时中文系在昙华林）东门外不远处一间小平房里。房子窄小，地势低湿，虽有电灯，但较昏暗。见我们来访，石教授很高兴。师生围坐在茶几前，促膝而谈。这次造访，只是出于一般性的师生礼节，并无什么目的。所以师生之间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不外学习情况之类。石教授对我们说的有一段话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现在我讲《诗经》，按学校的教学要求，只讲‘国风’中的一些诗，‘雅’只涉及到少数一、二首，‘颂’则一首也未讲到。你们作为学中文的学生，要了解先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颂’是不可不读的，希望你们自已钻一钻，有不懂的，可个别来问我。”
石教授没有讲他为什么不讲“颂”中的诗篇，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时是极“左”思潮统治时期，“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是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帽子。“风”是民歌，“劳动人民”创作的，当然可以讲，也当然要讲；“颂”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用来祭祀宗庙的乐章，当然不能讲。石教授不能在课堂上公开说这番话，但希望我们个别读一读，反映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珍惜祖国文化遗产而又无可奈何的心声。可惜的是，我没有遵从石教授的教诲，去认真读一读《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和“商颂”。虽曾几次翻阅，遇到难懂之处，就把它放下了。这实在是对不起石教授的地方。
高庆赐教授与石教授可以说是在许多方面不相同的一个人。石教授是南方人，高教授是北方人。石教授研究古典文学，高教授研究古代和现代汉语。石教授身体虚弱，语音轻微；高教授精力充沛，语音洪亮。石教授沉静，从未见参与学生的文体活动；高教授活跃，学生组织的周末舞会，他每场必到，拉起女学生旋个满场。石教授谨慎，因此躲过了“反右”一劫；高教授爽快，结果戴了个“右派”帽子，把教务长的职务也丢了。就连住的地方也不同，石教授住在出学校东门不远处，高教授住在出学校西门较远处。
从二年级开始高教授带我们的古代汉语课。他学识渊博，讲的课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旁征博引而且十分精当。最令学生们佩服的地方是，他能面对学生，一边讲课，一边板书，书写速度与语言速度基本同步，而且做到不乱、不差、不错。将他的板书抄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讲义。
1962年10月30日晚，我和严家容、万慕慧等人去拜访高教授。他住在出昙华林校园西门，通往花园山的一条小街上。开门进去，有一个小院，然后是一小排平房，收拾得十分整洁。高教授站在院门口迎接我们，一一握手，并一一询问姓名。当我自报姓名后，他连声说：“‘于怀’，好，这个名字起得好！”我懂得他的意思。其实，我的父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于”是我的辈派，“怀”在我们乡下是“差”或“不中用”的意思。比如说，这件东西质量差，就说“这东西好怀”；这东西不中用，就说“这怀货东西”。因为我头上有个哥哥，刚两岁就夭折了，父母怕我再不好养，就起名叫“怀货”，贯上辈派就叫“于怀”了。
高教授把我们让进书房。靠墙四壁满排着书柜，架上放满了精装平装、厚本薄本、各式各样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户人家藏有这么多的书，心中十分羡慕。参加工作后，我将自已工资的大部分拿出来买书，就是受了高教授的影响。可惜这些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都丢失了。高教授将架上重要的书籍一一向我们介绍，说明它们的价值及他要买的原因。他强调我们如果有钱要多买些工具书，便于日后要用时查找。然后，他特意向我们介绍了俞平伯先生早年写的一篇短文《文章自修说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