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十平米的寝室，也是我们的自习室、会议室、娱乐场。在这里，我们核对笔记，做卡片，吮知识，增智慧。在这里，同学们结成一个个“帮学对子”：有老少配、干群配、城乡配、强弱配，还有暗中自由组合的男女对子。相互谈理想，叙友情，促进步。最难忘，那些“调干生”像兄长一般，深切地关怀着弟妹们进步成长；而弟妹也热忱帮他们补习文化知识。在这里，我们弹唱说笑。曾记否？端着椅子学跳舞，敞开门窗听“九评”，《树人》社刊激扬文字贴走廊……学子固穷，其乐也融融。初入大学正当三年大灾的末期，伙食费每月10元5角，1963年春才升到13元5角。每月供应粮29斤、猪肉1斤、油半斤。日常是杂粮充饥：一餐糊糊，两餐粑。居教室，人不堪其忧，吾侪也不改其乐，贤哉6l级学子也！
困穷砺壮志，学习更刻苦。上课无教材，不停地写笔记；偶尔发点传单式的讲义，都是暗黄粗糙的再生纸赶印的。我们人人苦练“一二三百千”的基本功（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漂亮的毛笔硬笔字，烂熟三百篇典范文章，背会千首诗）。校园处处，从朝至暮，吟诵之声不断，连买饭排队之时也不闲。周治清还日背字典一页；张赓尧多次在睡梦中背诵诗：“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陈世卫来自鄂西，我俩是“帮学对子”，学习和吃睡都在一起。那时习字帖难买到，我就将苏体行书字帖精心地摹写了一本送给他。他双腿关节炎严重，常穿厚棉裤，嚼黑药丸。但他学习刻苦，写了大量读书笔记；他乐观奋昂，颇有诗人气质。有一次班上开诗歌朗诵会，他昂首登台，拉长声调高诵：“天狗～～郭沫若。”逗得全班哄然大笑。他因家穷路远，大学四年未回恩施龙凤坝家中。1963年春，我怕他感到孤寂，就留校陪他过春节。大年初五，一同游东湖，昂首在行吟阁屈原像前合影。
有时偶然细节也改变人的生活轨迹。入学初填过一张登记表，我在“有何特长”一栏里写了“会吹笛子”四个字。或许辅导员看上了这一“吹”和“工人家庭”的金字招牌，就指派我担任02班文体委员。后来又似乎升为年级干部，还接替董冰当体育部长。真是“历史的误会”呀！我身高不过l米65，既无文体资才，又乏文体兴趣，赶鸭子上架能行吗？好比那低能儿“牛吏”刘盆子被推上皇帝位，能有什么作为？正当全系大张旗鼓“扫舞盲”之时，我却躲进了图书馆。在位数年，全无建树，无任愧赧之至！好在有贵人搭救：排文艺节目，有毛艾伦、张德善、黄丽璋、敖良恕等一批骨干张罗；开展体育竞赛，也有浩浩荡荡的志愿者。曾经搞了一次全年级乒乓球赛，全仗王继超、李汉元、盛瑞裕等操盘。能有这些懂行的能力强的又热心快肠的同学鼎力救助，真是三生有幸！
标题概言在昙华林“三年”，屈指一算，其实不足三年：沙湖劳动、黄陂社教各1个月，孝感“四清”7个月，桂子山推山填壑修操场、南湖开荒种植若干星期，全都不在安谧的昙华林书斋。昙华林呀文华楼，只可惜我们在您怀抱中时日太短暂，没能吸饱乳汁就离巢分飞了！
昙华林千日，茹苦亦乐，遥想悬铃木，依旧婆娑……最后，将读《从心集》填的一阕词录出，给当年之风华再剪辑几片光影吧。
凤凰台上忆吹箫？忆昙华林
娇艳昙花，悠扬钟韵，半生梦忆情牵。忆诵读、古樟石路，花树亭轩。百四十人大课，延颈听、渴饮甘泉。更灯下、结对切磋，帮学摩肩。潇洒剑琴歌咏，“盲”才扫，餐厅群舞翩跹。赛球艺、加油呐喊，甩汗拧衫。小组“学雷”出校，《红旗报》、指点江山。何言老，梦里总是青年。
（刘子骧，1961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昙华林二三事
【张玉能】
武汉市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组成，浩浩荡荡的长江在与汉江汇合处把三镇划分开来：汉口与汉阳隔汉江相望，汉口与汉阳与武昌分峙大江南北。从汉口江汉关坐轮渡到中华路码头，下船就可以看到雄伟的长江第一大桥傲视大江东去。从码头沿中华路向南直行，横穿解放路就是粮道街。在粮道街周围，有武昌电影院、江汉电影院，还有武昌实验中学、武汉市22中，33中，14中，华中大学旧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第三厅旧址，湖北美术学院，湖北省汉剧团等等，是著名的文化教育之区。在粮道街与胭脂路交汇处不远处就是昙华林，即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之前的所在地。它由一个带钟楼的四合院、一座小洋楼、一个大礼堂、一个小礼堂和散在四合院周围小山坡上的小洋房组成，还有一个大操场和两层楼的体育馆。我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就是那个四合院，一楼有几个大小教室，还有61级的三个男生宿舍，二楼主要是我们62级和60级的男生宿舍。庭院中央有一棵长得繁茂的桂花树，每到仲秋季节就会满园飘香，沁人肺腑。不知道为什么叫昙华林，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过昙花一现的情境。在那里的四年，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我们的青春韶华就留在了那里。岁月虽然已如转瞬即逝的昙花，青春的记忆却恰似永恒的年轮。
一、昙华林的另类
50年前的8月底，我就是只身从江汉关坐轮渡，拿着一只旧皮箱和铺盖沿着中华路、粮道街、胭脂路左拐不久就到了昙华林。进到校区内师兄师姐们热情接待了我，在进门不远的中文系办公室报到注册以后，就从山坡下到带钟楼的四合院中，被带到二楼北面中间的一个大寝室里，寝室周围靠墙是6张双人床，房间中央摆着两个大条桌，周围各放着大约六把靠背椅，这就是我们的看书学习的地方了。在房间角落的门背后立着放脸盆的格子架。这个大寝室有两个门，估计是一个教室改成的。当我把行李放下来，坐到椅子上，习惯地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起来的时候，引来了早来的几位同学的诧异的眼神。从此以后，我就在昙华林里被视为一个另类：在社会上混过的人。
说起“另类”，真是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往事不堪回首啊！我是1961年毕业于武汉市四十中的高中生，我一向自负地认为自己成绩不错，在年级和班级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应届高中毕业却名落孙山。后来我被分配到东西湖区泾河农场小学教书，在领取报到证时在江岸区教育局出乎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原来我的高考成绩是很高的，可是班主任老师却在学校意见一栏中写了：该生不宜录取！为什么？就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据说1961年的高考录取政策是最严格执行了“阶级路线”，考试成绩不十分讲究。高考落第的打击是沉重的。我当时真是痛不欲生。记得到泾河农场小学报到以后，有一天下午，忽然电闪雷鸣，暴风骤雨，我却找来一架梯子上到教师宿舍的平房屋顶上，冒着风雨，高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其实是想，如果电打雷劈，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然而，胡闹了一场，把老师们吓得大呼小叫，我却安然无恙。不久，云开雨停，我从屋顶上下来以后，与几个男老师一起聊天，一个老师拿出一包烟叶卷“喇叭筒”抽，我也学着卷烟抽。于是，18岁我就开始成为了烟民。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与老师们、同学们都混得很好。在那个“困难时期”，逢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鸡蛋、红苕、发饼、野菜之类的食品，过得还算不错。加上每个月38元的工资，可以给自己添置一些皮鞋、衣服、书籍之类的东西。因此，我的穿衣打扮也是比较时髦的。用老同学的话来说：包菜头，平领衫，考板裤，火箭皮鞋，有时还穿着当时难得一见的人字拖鞋。就这样，当时的辅导员老师和一部分左派学生就给我戴上了一顶“另类”帽子：社会上混过的人。开始，大家都是新来乍到，相互之间并没有显示什么特别的不同态度。不过，很快就有比较熟悉的同学劝我注意点，因为有人跟他们说：少跟在社会上混过的人一起，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尽管如此，从表面上还是看不出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到了一年级下学期的学年鉴定时就表现出了剑拔弩张、批判另类的阶级斗争架势。
这一天学年鉴定，年级辅导员张敦楚早就来到我们小组，我们当时浑然不觉，毫不在意。可是，开始不久就进入了紧张气氛之中。在鉴定一位积极分子同学时，我不知道什么鬼使神差，说了一句人家不爱听的话，遭到当事人的反驳。不知道怎么扯到了一些同学之间关系不同。宋士威和舒邦新都表示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些同学之间关系好一些，无可非议。等舒邦新话音刚落，张敦楚就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伸直了身子，做了一个拍桌子的手势却并没有拍到桌子上，大声地说：“有可非议！有可非议！有可非议！完全有可非议！”一下子就把全组的人和邻组的人都镇住了，仿佛泰山压顶一样，大家不禁低下了头，好半天只听到张敦楚的声音，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后面的鉴定会于是就是一边倒的意见，把大家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从此以后，我这个另类，就被定下来了。班干部在与一些与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就明确地说：“你们与某些在社会上混过的人交往要注意点，不要受到坏的影响！”尽管受到这样的训诫，我还是没有泄气，因为我认为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学点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二、碧桃事件与《蓓蕾》
我们62级的同学有一个与前面几个年级同学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人思想活跃，自以为是，不甘人后，敢为人先，恃才傲物。也许这是因为1962年党和国家执行了“调整、巩固、提高”的政策，对于1958年至1961年高考中的唯成分论、阶级路线、政治审查进行了一些调整，对于考生的考试成绩也相应要求高一些，对于一些家庭出身不够好的人网开一面，以弥补大跃进以来的大学教育质量的某些隐患。于是，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甚至有点只专不红倾向、勤学好问、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高中毕业生就成了所谓的“漏网之鱼”，混进了大学殿堂。这些人进入昙华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昙华林里出现了好几个同人刊物或者说同学们自发地办起的刊物。好像我们中文系四个班每一个班都有一个这样的同人刊物。我们一班的叫做《蓓蕾》，取含苞欲放的意思；二班的是《碧桃》，其意不详；其他班级的我就不知详细了。
本来这样的同人刊物，也就是一种壁报，用一张或两张大报纸那样的白纸，粘贴上十几篇稿纸誊写的千字文，适当地加上一些插图，张贴在昙华林四合院一楼的空墙上。不过是同学们练练笔，显示一下各自文采的小小的园地，如果不出什么风波，估计还可以持续办下去，因为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国民经济慢慢好转，国内政治空气相对平和徐缓，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斗争还没有出现新高潮。可是偏偏就是这种小墙报引起了一场风波。大概是6201班的壁报《碧桃》刊登了一篇傅生文的长诗《生活的涟漪》。这首诗的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或者说我当时就不是非常关心这次风波，所以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据说是61级有的同学看了这首诗以后，认为它是一首不健康的作品，应该批判。于是在《碧桃》壁报旁边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式的批评文字，于是一场围绕着《生活的涟漪》的争论就开始了。小字报几乎天天有，好不热闹。这件事情大概惊动了当时政治觉悟比较高、阶级斗争比较敏感的62级政治辅导员，又一级一级汇报上去，就成为了一次政治事件。大概后来傅生文的休学、退学都与此有关。而且在争论中脱颖而出一个人物：邹明斌，笔名冶人，可能是野人的谐音。这个怪人的命运也比较坎坷，大概不到50岁就离开了人世。
经过了这次风波，同人刊物的小壁报也就寿终正寝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6201班所办的《蓓蕾》也同样不了了之，大概也就是办了两期。这个《蓓蕾》是我们当时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在一起发起的，其中最积极的大概是吴方柏和韩麒麟（韩晖），这两个人后来都是党的喉舌，宣传战士。吴方柏是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宣传部长职务上退休的；韩麒麟则历任长江日报理论部主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刊《学习与实践》的主编，最后在海南省政策研究室办杂志。蓓蕾社的主要成员是：杨其鄂、宋士威、周光庆、何常生（何念农）、舒邦新，张玉能。我记得我在《蓓蕾》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夹竹桃颂》，赞颂夹竹桃如剑一般的形状，如火一样的花儿绽放，独立不依的姿态，含蕴毒汁的枝叶。自己是懵懵懂懂，似是而非，有那么一点特立独行的意思在里面吧。这篇文章我一直保存到2005年搬到新家还见到一次，现在就不知道放在何处了。
与此相关的是所谓的“笔会事件”。也许与学校办同人刊物密切相关，我在学校以外与几个朋友也办了一个“笔会”。目的就是在一起读书、写文章，交流学习心得。开始也就是三个朋友。一个是高中时代的老朋友周大磉（周磊），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东西湖区教小学，不过不在一个学校；一个是高考落第以后在武汉图书馆认识的潘翰，他是武汉市二中的高中肄业学历，后来在江汉关商品检验局工作，1961年参加高考也落第，后来转到武汉搪瓷厂工作；还有一个是李寿荣，他是武汉市二中毕业生，与潘翰是同学，也是高考落第的。我们在一起搞过几次活动，有一次在合作路文化俱乐部的院子里，谈的是“好”，后来每一个人写了一篇《论好》，并且以后在文化俱乐部里面的鲁迅塑像边留影纪念。可是，后来潘翰在他们搪瓷厂发展了一个所谓文学青年，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人后来因为一些对社会不满的话被厂里同事揭发，受到厂保卫处的审讯，把我们这个笔会交代了。其实，这个人没有参加写文章之类的活动，只是一起照了一张相，被作为非法结社的证据。这个事情后来转到了我们系里，把我找去问了几次，我如实交代，好像没有什么处理，也就是要我注意一点。至于背后有什么猫腻，我一概不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7年）潘翰的所在学校白沙洲中学，还到我这里调查过。那时我们已经搬离昙华林，住在桂子山东区13栋学生宿舍了。潘翰后来是读了一个武汉师范学院的短训班，才到白沙洲中学任教，结婚以后调到沙市棉纺厂子弟中学，曾经在沙市《中华传奇》当编辑。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调回武汉市，在《古今故事报》当编辑。1990年代初创办《通俗文学评论》，约我写稿，并通过我向蒋孔阳先生约稿。蒋孔阳先生写了一篇，我也写了一篇。可惜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停刊了，因为文学理论进入市场，不能赚钱，只能赔本，就不办了。大概是前年突然去世。在去世的前三天还给我来电话要请我吃饭。真是人生无常啊！他爱人通知我比较晚，叫我第二天早上去参加送别会。可是，等我到了武昌殡仪馆，追悼会已经开完了，就是与他的照片道别了。我好久都郁闷不乐，怅然若失。
三、躲进象牙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