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是割舍不断的人生纽带。
亲情，是我前行的动力和力量的源泉。
7.1梦中的鞋
这是1990年3月6日发表在报上一篇散文，记得当年还从报上剪下来，寄给了母亲的好朋友岳珍姨妈，她从柳州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她虽然不是我们的亲姨妈，她是母亲一起长大的姐妹，可我对她有很深的感情。记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她从柳州给我们寄来衣服，母亲重病时，她特地来陪伴着母亲走完了生命最后的历程。
童年的愿望总是那么炽热、那么简单，而又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在童年，我是多么想有一双白底出边的红灯芯绒布鞋啊！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却未能实现。
年幼时，父亲去世，家境陷入了贫寒，在那盏昏暗的灯下，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在熬夜为我做鞋。用零碎布糊成一层层做鞋底，粗绒布做鞋面，一线线一针针地做成。可那鞋穿在我脚上，跟随我蹦跳，顶多只能穿上两、三个礼拜，母亲时常拿着那破了的鞋，笑叫它——礼拜鞋。
一次上体育课，礼拜鞋出了我的洋相。
宽敞的操场上，全班同学排成纵队，老师在给我们训练队列，发出一声声口令。五十多个人的五十多双鞋仿佛在展览，有球鞋、皮鞋、北京布鞋，还有我最喜欢的、向往有一天能拥有的红灯芯鞋，在队伍里，它显得是那么耀眼，那么妩媚动人。唯有我的礼拜鞋粗糙、土气，在队列里格外的丑陋，真想把一双脚藏起来。想着想着，我的脚步放慢了，后面的同学不小心把我的一只鞋踩掉了，引起一阵哄笑，我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弯腰去拾鞋，一串泪滴在了礼拜鞋上。
从此，我害怕上体育课，总是借故请假。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教室里。然而，童年的许多欢乐都始于足下：踢键子、跳房子（一种在地上划好格子，在格子里跳跃的游戏）、跳橡皮筋。同伴们的红灯芯绒鞋漂亮地上下飞舞，它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常常在梦里，我拥有了那双鞋。
一次，母亲帮邻居阿姨缝了件衣服，阿姨感激地送了一些她女儿穿旧了的衣服给我们，在一大堆衣服中，我欣喜地发现里面竟有一双我梦想的鞋，虽说旧了点，可仍比我的礼拜鞋漂亮。我急不可待地脱下礼拜鞋，将它扔到一边，可是费了好大的力，也穿不上去，真想自己的脚再小一点啊！我又怏怏不乐地拾起礼拜鞋——一个梦破碎了！
如今，我春夏秋冬的鞋加起来，已有十几双了。然而我始终忘不了那梦中渴望的鞋，忘不了伴随过我的礼拜鞋，更忘不了母亲灯下深夜为我做鞋那温馨的一幕！
如今，我也做了母亲，牵着蹒跚的儿子去买鞋，眼睛盯着那红灯芯绒鞋久久地不愿离去，很想买下一双，圆我童年里一个炽热、简单、不能忘怀的梦。
愿天下人炽热、朴素、美好的愿望都得以实现！
（2007年09月27日）
7.2追忆往事想念母亲
——写在母亲逝世十五周年的日子里
八月五日晚七点，母亲去世十五周年的日子。那天我买了五扎钱纸，晚上代表五个姊妹给母亲烧了钱纸，寄托我们的思念。其实，去年母亲的祭日快到时，我就对妹妹说过：我要将母亲的照片扫描，然后写过去的事情，写母亲和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做成一个辑子，纪念母亲！可是去年的七月底，我生病住院了，就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个心愿。
今年，又到八月五日，我想了好久：一定要完成这个心愿！于是将照片找出来，将照片扫描。我便开始写那些往事。以为是自己熟悉的母亲，会很快写好，可是写起来相当的艰难！因为写着那些往事，眼泪便不能控制，悲伤不能控制！只能写写、想想、停停。
母亲是一部太厚重的书啊，我不能一下子全部将她写完，所以抽空尽力写吧！为了母亲、为了我的兄弟姐妹、为了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子、为了珍惜我们的现在……三十七年前的冬天，我们姊妹五人没有了父亲，可是我们还有又当爹又当妈的母亲。
十五年前的夏天，我们姊妹五人没有了母亲！一下子，天空仿佛没有了云彩，宇宙没有了太阳。按照武汉的说法，失去父母双亲的我们从此就是五个大人！
一九九二年的八月五日晚七点，慈祥善良、操劳一生的母亲，曾经那么美丽端庄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对苍天呼号：母亲在人世的六十八个春秋，一天的福还来不及享，为什么要让她走啊！我们来不及为她尽孝，还有多少恩情没有报答！母亲还有许多的好日子，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共同度过啊！
母亲的一生，是苦难勤劳的一生；是经历坎坷，坚强不屈的一生。她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东西，可她留给我们的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姊妹五人身上，都有她品格的鲜明烙印，浸润着她为人的优良品质。母亲的一生，用她自己在世时就总结了的：“享福一灯盏，受罪一箩筐。”面对生活回报给她的，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她都从容面对。富有时，她热心助人；贫穷时，她勇于面对，带领我们克服困难，走过生活的低谷。
很多家庭，父母在世时，以父母为中心。父母走了，大家庭也散了。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有的姐妹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兄弟反目成仇。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姊妹五人的亲密无间，相互关心帮助的亲情，让许多知情人羡慕。逢年过节聚会，双休日聚会，制造理由聚会，没有理由我们也聚会。每一次聚会，仿佛都是在告慰在地下的母亲：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没有散！而是更加亲热，我们亲都亲不过来啊！我们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知道：只有更加的亲热，才对得起母亲。仿佛母亲看着我们似的，我们的一举一动，她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母亲都会保佑的。母亲生命美丽的绽放，来到世上，仿佛注定了是为养育我们、缔造我们，直至生命的最后凋谢。
从一九四三年，父母在广州结合，我们这个大家庭正式诞生。父母缔造了我们，父亲是知书达理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寄予了厚重的希望。在父亲去世后，是母亲带着我们走过了最为艰难的生活历程，用她独自坚强的肩膀托起了我们的生命；她完成了父亲未尽的职责和心愿，延续了全家一个非常完美和睦的氛围，她活着的时候就总是说：“姊妹之间，要团结，厚的往薄的赶。”意思是说生活条件好的，要帮条件差的。母亲口头传授的这句话，如同家规和我们五个人永远遵循的原则，从大姐到小妹，几十年，一件件感人的往事，一个个使人流泪的场景，在母亲的逝世十五周年的祭日，更加清晰地历历在目。
（一）
还清晰地记得，一九七0年元月二十日，父亲去世的那个寒冷的半夜。凌晨三点多，母亲一个人在武汉市二医院，经历了与父亲的生死离别，和护士一起将父亲送到了太平间。尔后顶着凛冽的寒风，母亲独自一人从医院一路哭回家。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悲惨地、踉跄地走回来的。（我小学的同学周琪，她家住在兰陵路口鄱阳街的一个三层楼的房子里，后来她对我说：那天半夜，她听到了母亲的哭声。）在大门外，她一边拍门，一边哭着呼喊着：“伢们啊，你们的爸爸没有了啊！……我可怜的孩子们啊……”母亲呼天唤地的痛哭声，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我们姊妹四个：当时还在下放农村的、回来帮母亲照顾病中的父亲的二十岁的二姐，十四岁的哥哥，十二岁的我和八岁的妹妹。我和二姐、妹妹睡在母亲的大床上，我惊坐起来，拉开了电灯，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完了！”赶紧跑去打开了门迎进了母亲，我们四个孩子围着母亲失声痛哭。哭过一阵后，母亲开始安排父亲的后事，给我们交待：二姐要给大姐厂里打电话告诉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哥哥要去派出所下父亲的户口，大姐回来要通知父亲的单位……，悲伤的母亲不能倒下，她要支撑家的全部。
没有等到天亮，我和二姐去二医院父亲住过的病房，取回父亲的棉衣和一些生活用品。二姐胆子小，不敢拿父亲的衣服，她拿着脸盆、热水瓶等，我则抱着父亲的蓝色棉袄，那棉袄似乎还有父亲的体温。从兰陵路到洞庭街再到胜利街，路边的门面都关着门，天空一片漆黑，街上少有行人，刚刚痛哭过的我和二姐一路无语。
放下东西，我又去了硚口通知住在锅厂台的戴伯伯和戴妈妈，他们是母亲的好朋友，且无儿无女，我们早就把俩夫妇当成自己家的人了。父亲是独子，在武汉我们一家本来就举目无亲，更何况当时还是在文革期间，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去世，没有人敢来送葬，没有人敢来亲近我们、安慰我们。母亲一边是失去丈夫的痛苦，一边还要顶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还有眼前这一堆孩子将来的生活……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葬礼十分地冷清，只有两个花圈：一个是母亲厂里的同事凑钱冒着风险送来的，一个是父亲的挚友在市楚剧团任舞台设计的黄叔叔，在我家院子里亲手扎的。后来，黄叔叔因为这个事还在楚剧团里受到批判。
父亲冷清的、凄惨的葬礼上，母亲痛不欲生的送别。寒风中，只有一辆卡车，两个花圈，载着父亲的遗体，还有我们姊妹五人和仅有的几个父母的朋友，从二医院太平间到汉口姑嫂树的火葬场，我们送走了父亲！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父亲甚至没有换一件像样的衣服离开人世。那年，父亲才不到四十九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不是病中被强迫去东西湖走马岭农场接受批判和改造，父亲如何会英年早逝？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上过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爷爷，在运动中去世。父亲不敢亲自操持祖父的后事，也是母亲一手担当，将爷爷的送走，甚至没有敢留下骨灰。一九六八年，爷爷的妹妹，我们的姑太，一辈子未嫁，靠父亲养活，也在一个冬天去世了。当时父亲在“五七”农场改造，也是母亲料理了后事，同爷爷一样，也没有敢留下骨灰。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明家，真是太为难母亲了。不到四年，她亲手送走了我们明家三个亲人，且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她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祖父和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单位和我们居住的父亲单位的宿舍里抬不起头来。
在我保管的家庭老照片里，有一张发黄了的母亲十八岁的照片，那时的母亲是那么青春美丽。母亲从十八岁与父亲结婚，到六十八岁去世，整整五十年，养育了我们姊妹五人，带大了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明家要写家史，母亲一定要占最重要的地位，她把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全家。
（二）
母亲的身世是苦难的，她的祖籍是黄陂匡家嘴。可能是出生在一九二五年的腊月，她的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匡腊梅。认识父亲后，有文化的父亲给她改名叫匡琴。由于外祖父在湖南衡阳车站工作，她和两个哥哥生长在湖南。四岁，外祖母去世，她幼小的年龄就没有了母爱。隔两年，她有了一个凶狠的继母，小小年纪就要做家务，经常挨继母的打骂。十二岁，外祖父去世，两个舅舅去外面学开车当学徒，大舅把母亲寄养在衡阳铁路外祖父的同事家。听母亲说过，那家姓邱，有好几个孩子。那时的母亲，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她却只能在人家家里混口饭吃。大舅每年要付给邱家生活费，母亲其实是在给这家人做保姆，洗衣做饭什么活都要做。
后来，大舅将母亲接到了广州。此时大舅开车，养活着大舅妈的一家人。所以这个时期，其实母亲还是寄人篱下。听母亲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大舅妈的一个邻居，见母亲长得美丽端正，就介绍认识了当时家庭富裕的父亲，她自己做主嫁给了父亲。一个寄人篱下多年的孤女，当时一定是多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啊！
母亲说的：“享福一灯盏，受罪一箩筐。”享福可能就是爷爷任国民党军官，父亲工作稳定的那几年时间。母亲曾经给我们描述过那风光的几年：家里有爷爷的勤务兵站岗，有保姆做家务，美丽的母亲穿着旗袍，坐黄包车到戏院落去听戏。在铁路上跑车的父亲，经常到香港去购物做生意。可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有几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父亲失业，带着大姐，一家人开始了逃难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湘江长沙、雾都重庆、广东韶关……，这些都是父母亲到过的一些地方。记得母亲说过，为了生活，父亲卖过香烟，母亲给人洗过衣服，在火车站卖过稀饭，背上还背着大姐。
有次，在车站卖稀饭时，被二舅的一个同事遇到了，他对母亲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你的二哥到处在找你！”于是，二舅找到了正在困境中的父母亲，帮着一家人买齐了全部的生活用品，接济父母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还有一次听父亲原来铁路上的同事严庆厚叔叔说过，也是在逃难时，他衣衫褴褛，贫困交加，正在车站卖水为生。父亲见到他，马上把他的卖水摊子一掀，带他买了全身的新衣，还给了他一些钱。在父亲去世的许多年后，严叔叔找到我们家，无限感慨地说起过这件事。
还有柳州的邱幼梅姨妈，是从小在湖南衡阳与母亲一起长大的姐妹，也是在困难时找到母亲，当时正是我们家里日子富裕的时候，母亲慷慨地援助过她全家。文化大革命中，她的一家也来到武汉避难，在我家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患难与共，这是父母那一代人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
母亲不止一次的说起过那些流浪的日子。她还说过：“我要是会会写啊！一定要把这些记下来。”可是我没有作好记录的工作，那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无从考证了。因为父母都不在了！但那些故事会常常出现在我们心里！
曾经为了母亲，二舅在当年重庆的报纸上刊登信息，要与大舅脱离兄弟关系！
还是在那个流浪的岁月，父亲失业，一家三口又住在大舅家。还有大舅妈一家姊妹几个，都要靠大舅开车的钱来糊口。那时，父母带着大姐住在一个小阁楼上，每到吃饭时，父亲都不好意思下楼，都是母亲盛一碗饭夹点菜，送到楼上去。后来，父亲终于不肯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去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做了八个月的电报员。这八个月的经历，是父亲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重要的、灾难性的事件。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带着孩子仍然借住在大舅家，时常遭到大舅妈的白眼。大舅妈不做家务，抽烟打牌，而母亲背着孩子，要洗他们全家人的衣服、做饭。为了能自食其力，母亲得知一个富人家的孩子没有奶吃，就给正在吃奶的大姐喂米汤，给人家当奶妈，就是把自己的奶水喂人家的孩子。二舅的一个朋友告诉了他这一情况后，他立即开车接走了母亲，心里面愤愤不平：“能够养活自己妻子的全家，自己的妹妹却给人当奶妈！”要面子的、耿直的二舅一气之下，在报上刊登了与大舅脱离兄弟关系的信息。可怜的老实的大舅一不知情、二不在家，拿到报纸只有委屈地哭泣。在遇到父亲时，大舅拿出报纸流着泪对父亲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腊梅！”父亲则是怪自己无能，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从此的几十年间，两个曾经相依为命的、同是失去父母的、孤苦的舅舅，就真的再没有来往！有时两个人开车碰到一起，二舅也不理他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