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生产队这种形式越来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人出工不出力，棉花亩产降至70斤左右，生产队日陷窘境，四面楚歌，原任队长易平德撂了挑子。住村干部高国友做父亲的工作，要他当队长。父亲其实很犹豫，我家在队里是个弱门头，队长这个职务此时只有责任，没有多少权力。然而住村干部三顾茅庐，父亲终于动了心，把这个天底下最小的官帽戴了起来。
父亲上任干了几件实事。一是把我家的祖产北上园挖了，扩大了几亩良田，以证明他的大公无私。二是将村前的一条路拉直扩宽。三是干塘挖泥肥田。这几件事轰轰烈烈，看得见摸得着，上面很满意。要说也确实有其实际意义。但这些都是很累人的活儿，弄得大家一天到晚都是挖呀挑呀，已经有怨言了。
父亲一当上队长，家里的什么事都不能干了，而且母亲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也要处处带头。每天父亲要最早出去喊工：“出工喽！出工喽！男的挑粪，女的薅草。”
那时我们全家都很团结。这是父亲对我们的共同要求。
但是人上一百，各种各色，差的差火，缺的缺德。农民又穷又累，哪有个好心情听你一个小小的队长调遣。何况我家是个弱门头，有的人就开始鼓噪。
父亲是个个性很刚的人，他希望大家按他的意志行事。但这时候莫说是一个小小的队长，就是国务院总理也开始为难了。那时林彪刚出事，国家的主要精力是防政变，防变天。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此起彼伏，父亲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局势，真是有些天真。时间一长，树敌愈多。首先是李如意不听父亲的调遣，同父亲交手，父亲被打伤；再一天，在大队轧皮花，翠德不听父亲的指挥，又跟父亲动了手，父亲被打得在地下滚；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秋收时节，父亲叮嘱我们要防止有人将队里的豌豆偷回家里。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到村前唯一的一条进出路上守着。一会，究英向村里走来，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回去解手。我上前在她身上一摸，发现鼓鼓囊囊装的全是豌豆。我一喊，究英就跑。后来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究英放泼，几乎咬断父亲手指。不过究英家门头也不大，又背了理，我和三姐还有谁把究英狠狠地捶了一顿。后来过了些时，究英的公婆说，那个婆娘不是人，豌豆都在窖里。善良的老人为这件事作了一个公证。这一幕我记得再清楚不过了。
父亲当了不到两年的队长，就发生了四五起这样极不愉快的事。父亲的威信扫地，我家成了众矢之的。我们的信念都开始动摇，父亲也彻底灰心。我们都劝父亲不干了。他终于辞去了队长职务。
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当队长是为了把三姐弄出去。那时时兴“选青”（在青年人中选拔干部），三姐本来非常优秀，可村里的人都怀着忌妒的心理，看不惯三姐的做派，当有人来村里调查时，就有人说三姐三不像：不像演员，不像农民，不像干部。结果这次选青三姐没有选上。父亲的一片苦心化作泡影。
父亲当队长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他从毛主席那儿学来的斗争哲学把他自己斗得遍体鳞伤。他的完美追求落了个极不完美的结局。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对这段经历的总结，我想父亲肯定不愿回忆这段历史。就是我写这段文字时，心里也不是滋味。父亲当队长的经历对于我们全家都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2006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