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兵不是永远都站在高高的哨楼里。夜间，我们还设有流动哨，围着监狱的围墙巡逻，以防止犯人趁黑夜翻越围墙或者从地下挖坑道逃跑。当然有的时候，还要随管教人员进入监狱，与犯人零距离接触。
第一次进入监狱，背部冷嗖嗖的，原以为监狱如同地狱，罪犯就如同恶魔，长相都凶神恶煞般丑陋。可是接触了监狱和犯人之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这些罪恶累累的犯罪分子说话一律轻言细语。他们称解放军一律为“武装”，称管教人员一律为“干部”。他们与我们说话，一律站在五步之外，说话前必喊“报告”，等武装和干部有了指示，他们一律回答“是”。这些身着砖灰色囚服的犯人长相并不比高墙外自由人丑陋，有的犯人模样还挺俊俏。虽然男犯统统的剃成光头，也还是能透出男人的英俊。女犯因少了太阳烤晒和家务拖累，皮肤反而显得白净细润。女犯人的眼睛里大多流露着忧郁，有的透出无奈和茫然，也有个别眼睛里流露出某种浅薄与轻佻。
那个年代，管教人员多为南下干部，这个群体的人大都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且多数都有过战场上拼杀的经历。他们资历高，阅历丰富，功勋章一串一串的，但念书不多，讲话前喜欢称自己为“大老粗”。“大老粗”可能限制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碰上那些无赖而又能言善辩的家伙，常常把有的管教干部惹得心烦不已。
监狱这个轻易不为人关注的地方，绝对不是一个玩高雅玩斯文的地方。你想，这里聚集了社会上那么多亡命之徒，那么多流氓痞子，那么多淫棍恶霸，把这些社会渣子们放在一块，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不会发生？因此，偶尔上演一两出既要触及灵魂又要触及皮肉的悲情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我不行，我对讨伐恶犯既没有激情，更没有兴趣。
监狱长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小赵，你是个秀才，当个文兵还可以，来点武的啥的，你不一定行，因为关键时候你下不了手！”
很长时间里，我有一个疑问，在我的血液里，是否缺少一种或者几种什么元素？
4
这种疑问使我想到了我念高中时期的一些事情。
读高一的时候，同班的一位同学参加附近生产队义务劳动，用切草机给黄牛切草的时候，因不得要领被切草机吞去了四截手指。老师找来一块木板当作担架，叫我们四个块头大的同学抬着往附近的公社卫生院送。我在担架的左后侧，同学那只血淋淋的手就在我眼前，殷红殷红的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淌，我的裤子和鞋子被滴滴嗒嗒鲜血染红了。起初并无别的感觉，为了抢时间大家磕磕绊绊气喘吁吁一溜小跑，感觉只是担架的沉重和急促的喘息，但没有多久，那露着白生生骨茬子的断指仿佛通过视神经传导给我某种东西，魔法似的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呼吸困难，手脚乏力，周身虚汗，很快就失去了自控能力，然后“扑通”一声栽倒了。
醒来之后发现躺在卫生院的观察室里，医生见我醒了，松了掐人中的手，一脸的疑云，问：“你这小伙子年纪轻轻怎么回事儿？”
心想：问我怎么回事，我又不是医生，我咋知道？好在没什么事儿了，我从床上爬起来就回学校了。
可是，打这次晕倒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又反复多次出现过晕眩的情况，细一思量，好像每次都与鲜血有关，有人告诉我，你这是“晕血症”。
曾经有一段，这种所谓的“晕血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常规体检抽点血，不要说从胳膊弯里抽一管子会晕，甚至在手指肚上刺一下，也能把我一个七八十公斤重的男人“撂倒”。
为此，不知遭到过多少护士小姐的讥讽：“见一丁点血就晕倒，还当兵打仗呢！”
但是，在征兵体检的整个过程，尤其在抽血化验肝功能的时候，身体出奇的平静，什么不良反应都没有，我可没有欺骗医生，苍天在上！
不会是天助我吧？
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素质有没有相通之处？我不懂，但冥冥之中，我以为是有的。
在乡下，村与村之间为地界经常发生械斗，火拼时村上领头人会动员青壮年劳力拿家伙往前冲，我多半都会成为畏缩者而遭领头人谩骂：“孬种，你就不能拿出点血性来吗！”
“文革”时期批斗老师，造反派头头儿动员学生在批斗高潮的时候，不仅要带头呼喊口号，还要冲上去给老师戴高帽子，朝脸上扔臭鸡蛋，用毛笔蘸上臭墨汁给男老师画眼镜，给女老师画胡子，还吐口水。关键时刻我冲不上去，下不了手，造反派头头儿愤怒地指责我：“软蛋，抹不上墙的稀泥巴”。
我常想，人是什么东西？不过一堆血肉，一堆活着的血肉而已！应该是的，但又不仅仅是，活着的血肉可能只是个动物。人之所以为人，还因为这堆血肉里有思想，思想乃灵魂，乃人的标志也。我想这肉体和灵魂是不可分割的，这个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灵魂肯定是相通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是否相通的问题。我这样说来说去，多少有些绕弯子，意思也表达得不太明白。如果浅白一点解释，我的生理素质很可能影响到了心理素质。当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我的瞎猜测而已。
十八岁那年的腊月，生产队在一片宽阔的场地上砌灶烧水，搭台杀猪，这是为过年做准备，也是烘托过年气氛的最好形式。农闲，要过年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到杀猪场来看热闹。
生产队总共杀掉十头猪，已经杀死了八头，生产队里威望最高的二大爷提议，余下这两头，留给两个已满十八岁的小伙子来杀。这两个年满十八岁的小伙子里，就有一个是我。这不是一种固定的民间仪式，但村上有个习俗，长成人了，敢不敢拿刀杀猪宰牛，视为一种象征。
听说有新人杀猪，乡亲们兴致更高立刻围拢过来。为了看个真切，孩子们爬到树上、院墙上、粪堆上。二大爷递给我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接过这把放射着寒光的尖刀，掂了掂，沉甸甸的，足有两斤多重。二大爷招呼几个壮劳力把一头两百来斤的红皮白猪赶到我面前，三下五除二把白猪放倒，抬到案子上，四个壮劳力按着。
白猪发出凌厉的叫声，口中冒着粉白色雾气。
二大爷说：“侄子，下面的活儿就看你的了。”
我对杀猪本没有兴趣，但没有办法，很多事不是有兴趣才做，要想取得乡亲们的认可，必须硬着头皮上。没杀过猪，但我从小就观看杀猪，也帮杀猪人打过下手，理论上也略知一二。要想把猪杀得好，最最重要的是下刀准，进刀稳，推刀有力，同时，血不仅放得快，还要放得干净，这样猪肉才白嫩，肉中不带血丝。如果下刀不准，刀的深度不够，就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切断猪的喉部动脉血管。这样，猪因疼痛而咆哮挣扎，给治服的人带来困难。再若杀手心理素质差点，手一忙脚一乱，可能造成案子上的猪带着刀子跑掉。甚至出现刀子伤人的可怕场面。
学着屠夫的模样，我把那把带柄的尖刀横着咬在嘴上，这样可以腾出双手用力。大白猪嚎叫着，嘴张的很大，一眼能看到它喉管的深部，这是猪儿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它向人类作最后的呐喊。我想，呐喊和抗争都没有用，谁叫你是猪呢？谚语说得好：腊月的猪，少不了那一刀。我也就一不作，二不休，双手用吃奶力气把猪嘴合拢，然后用左手攥着猪嘴使它不能张开。这个动作需要力气也需要技巧。大白猪不愿屈服和就范，使劲摆头，欲挣脱这种钳制。心一横，此时必须心狠手辣，用尽全力攥紧，往后扳，再往后扳，使猪的喉部完全暴露出来。此时，眼疾手快，从口中取下刀，对准猪喉部恰当的位置，“噗”的一下，这刀就进去了。
进刀五指深，血并没有流出来，想起二大爷的教导，斜着进刀，约四寸深。看来深度不够，只好把刀往外拔了点，再用力推进去，还不见血。心就有点慌，又想起二大爷说过，深度够了却不见血，可能没刺着血管，要找到血管，只能凭经验了。
可我没有经验。
身上开始冒汗，握刀的手早已汗津津的。一双双眼睛看着我，我必须把猪杀死，而且还要争取杀得利索，让猪死得惨烈。
大白猪拼命嚎叫的瞬间，我仿佛发现了猪的动脉血管走向，遂把刀向上提，调整了角度，再用力，就听见刀口处发出“嘶嘶”的响声，我以为是利刃在肉中前进发出的响声。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那一会儿，这种声音似乎催发我产生某种兴奋和奇异的快感。但后来我才知道，这“嘶嘶”的声音是血浆喷出前带来的。果然，血顺着刀柄喷了出来，一股滚热的猪血喷向我的衣袖和胸襟，将空气都浸染出一股血腥味。
此时又想起二大爷的教导，要想使猪血放得快，可运用手中的力量把刀尖左右搅动几下，血管的破口会更大，可达到血流如注的效果。我就试着做了，果然立即见效。
猪头下面置有一个脸盆，不一会，脸盆里冒着泡、腾着热气的血便有了大半盆了。大白猪不再挣扎，四肢在抽搐抖动。血也尽了，只有猪在抽搐的时候还有几个血泡冒出来。我把刀子拔出来，刀尖朝上举着，象勇士杀戮的剑，血液在刀尖上像蚯蚓一样由上而下蠕动着。
之后，我感到身子发软、无力。但我没有晕倒。
博得了一片叫好声，乡亲们认可了我这个男人，有人说：“虽说他是个读书人，看他杀猪那架势，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
诸如杀猪之类的事情不是干不了，也不是干不好，但干起来没有激情，没有兴趣。
曾经有一段，我怀疑我的性格里有某种缺陷，但后来又自我否定了这种缺陷的存在。
有一次，我和一位资深的监狱长聊对犯人的改造问题，我的某些观点与他的想法是相悖的，在几年的守监日子里，我始终是某些悲情剧的旁观者。监狱长不只一次嘲讽我对敌人恨的不够，当然狠得也不够。我甚至给自己上纲上线，反复拷问自己，你到底适不适应当兵？配不配做共产党员？有一阵子，我甚至有些不够自信，但是，最终我没有否定自己，相反，我还有点不太服气，你监狱长说我不行，未必我真的就不行啊？真是的！
我的妈妈夸她的儿子“心善”，并一向引以自豪。
监狱长却怀疑我对敌仁慈，不是个合格兵。
从理论上说，犯人是坏人，甚至是坏人中的坏人，用这个逻辑去推，连三岁娃娃都懂，我不可能不懂啊！但是，说句实话，从理论上讲，对罪犯仇恨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对整个罪犯群体的痛恨，与对犯人个体的痛恨是不一样的。每个获重刑的犯人，所犯罪行手段可能是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但这个罪恶的事实我一个士兵并不了解，即便知道，我也无法与之不共戴天，因为他触及的是国家的刑律，危害的是他人的生命安全，与我本人并无恩恩怨怨、私仇家恨。
我的道理一套一套的，欲寻找机会与监狱长理论一番，后来想想算了，一是没这个必要，二是我还没有资格去和监狱长讨论这些法律和犯人改造问题。再说，他一九四二年参加革命的监狱长能听我这个小兵小卒讲这些大道理？记得监狱长曾用玩笑的口气对我说过：“你这个小伙子干这行不行，你吃不了这碗饭，趁早改行。”
5
我可能真的吃不好这碗饭。
军人与管教人员互不隶属，属合作关系，可能正中了监狱长断定我干这一行不行的说法，在合作中我的一些想法常常令监狱长很不开心。
带班员一般由班长担任，职责是监督协调两个哨位的哨兵履行职责，处理两个哨兵不方便处理的事情。
有一天我带班，在监狱大门口碰上几个探监的家属。管教干部一人值班，忙不过来，对着探监的家属喊，先来后到，按顺序一个一个预约接见。一位同籍贯的管教干部看见是我带班，就把一位妇女推到我跟前。他说：“赵班长你得帮帮忙，这位同志昨天就来了，我这时腾不出手，你把她带到二号会见室监督会见。帮忙啊，拜托了。”
管教干部挺和气，我也不好推辞。本来属于管教人员的份内事，管教干部忙时喜欢拉解放军的公差。有人喜欢干，看热闹，听稀奇。我却不情愿，我甚至非常讨厌做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人家亲人相见，哭哭啼啼，悲悲戚戚，想诉诉煎熬之苦，表表思念衷肠，你横在人家中间，像个裁判死盯着，人家说到关键处欲言又止，很多话到了嘴边又吞咽到肚子里。你说这叫什么事嘛？
探监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女人长得还算清秀标致，衣着虽然简朴，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眉目间透出一种贤惠，可能是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眼角出现了明显的皱纹。这个村妇是从鹤峰县的农村坐了两整天汽车赶来探视她丈夫的。
走进会见室，我请这名村妇坐，她不敢坐，怯生生地低着头，也不敢看我，却说：“解放军坐。”
我说：“你坐吧，不用客气。”
她还是不坐，双脚并拢，两手下垂，躬身立着。丈夫犯罪，连妻子见人都矮了三分。我就有些为她难过，生出几分同情，但不便表现出来，就淡淡地说：“你这是何必呢，坐下坐下。”
妇人说：“解放军你坐。”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那妇人也就退了一步，慢慢坐下了，把半个屁股搁在凳子沿上。
那时候我二十岁刚出头，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些什么，觉得无趣，半天无语，正欲起身时，那村妇先说话了：“啊，解放军，你看我都忘了，我带来了东西给你吃。”说着就把身边破旧的旅行包拉开，往外掏东西，我连忙拦道：“不要不要，你留给他吃吧。”
妇人手没停，嘴里说：“我带的多，你拿些吧。”
我发现妇人带的有烟，有酒，有香肠和腊肉，有茶叶，还有花生米和年糕。妇人不知道把什么东西给我才好，就胡乱抱了一堆往我怀里推，我连连推辞：“不要不要”。
妇人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当兵的年纪轻轻一人在外，也不容易，不嫌弃，拿着拿着。”
我推也推不脱，就认真对她说：“真的不能收，这是纪律。”
妇人听到纪律就怔住了，两眼无助地望着我问：“纪律？”
我说：“是的，我们有纪律，真的不能收。”妇人就没有坚持，蹲下身，把东西一一装进旅行包里。
干部领着一犯人进了会见室，给我点个头就走了。
进来的犯人中等个头，身体俊朗，可以用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来形容。妇人一见丈夫，瞬间就动了容。她声音突然失真似地喊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清，可能是丈夫的乳名或者是只有他们二人听得懂的昵称吧。之后，妇人就眼泪汪汪泣不成声了。
这绝对是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容，演技再高的演员都难以塑造。它调动了五官及面部每一个部位、每个组织、甚至每一根神经的能量。这丰富的表情我读不懂，我想外人也难以读懂，她的丈夫能够读懂。但使我出乎意料的是，她的丈夫在妻子这么一副无比动人的面容前，竟然出奇的平静和冷漠。
妻子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欲倒向丈夫的怀抱，但丈夫像交通警察一样果断伸出右手，手掌上翘阻止了妻子。据说通常情况下这个手势应该是武装或者干部伸出的，今天却被妇人的丈夫主动担当了。
妇人立在会见室的中央，双手掩面抽泣，肩头在抽咽声中耸动，双腿也在微微颤抖。看得出来，丈夫实际上已经被妻子的情感触动，他的面部肌肉在抖，嘴角在抽，眼眶早已潮湿了，但他却把脸别向一边，不看妻子。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妇人慢慢平静下来，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