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存款户对储蓄安全放心，在罗斯福的倡议下，国会又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规定设立联邦储备局和联邦储蓄保证公司，对5000美元以下存款（后增加到2万美元）由政府保证其安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全国信贷体系由联邦储备局控制，并监督私人银行。由于采取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在不到一年内增加了10多亿美元。
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罗斯福还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
1933年5月，政府敦促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法令》，成立了以社会学家哈里·霍浦金斯为局长的联邦紧急救济管理局。到1936年该局工作结束时共发放了30亿美元的救济金。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行以工代赈，即举办各种公共工程，以吸收失业者。
新政期间兴办的最大公共工程项目是田纳西水电工程，这是一个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大型水电和灌溉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使流域的平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且由于获得了充足的电力，因而使得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成为可能。
更多的则是民间工程和社会福利设施项目，如护林保土，兴办学校、体育场、图书馆，建造立体交叉公路。整个新政期间，总计实施的各类工程项目达18万多个，先后吸收了500多万人参加工作，开发了740多万英亩的国有林区，近20万英亩的国有公园，为社会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公共财产。
从1933年到1936年的这几年，是新政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6日～6月16日）的最初阶段，更是雷厉风行。但是随着危机的逐步缓和，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新政的最大阻力来自最高法院。从1933～1936年最高法院审理了16件控告新政立法的案件，有11件判决不利于新政。根据联邦宪法，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职务，他们虽由总统任命，但一经任命，总统就奈何不得。
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决心摧毁这个反动堡垒。他首先提出警告说，法院应正确对宪法作出解释，使它成为进步手段，而不是作为阻挠进步行动的工具。随后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司法改革方案，要求年满70岁的联邦法院法官如在6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大多年逾古稀，被称为“九老院”。
罗斯福的计划是，如该法获得通过，他将有权向法院增派6名法官，再加上原来法院中支持新政的3名法官，就可基本上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
接着，罗斯福又于1937年3月9日通过“炉边谈话”，直接向全国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强烈不满，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
步步紧逼，罗斯福的攻势令法官们恐惧，他们惟恐罗斯福的提案被国会通过，就一面向参议院表白自己虽然年老，但却能恪尽职守，一面让一名77岁的法官退休，表示让步。但罗斯福的目标是要全部换掉这些林肯时代的遗老，并未就此罢休，尽管参院决定暂时搁置司法改革，未满足罗斯福的要求，但法官们面对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得不变得灵活起来。他们先是裁决瓦格纳法合乎宪法，接着又推翻了过去关于最低工资的裁决，承认最低工资条例合法，社会保险法也合法。
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斗争，实际上是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更大范围的斗争。
30年代以后，美国总统权力日渐扩大，罗斯福首开其端。新政使行政长官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更是大权独揽，进一步奠定了战后总统权力扩大的基础。
30年代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使美国摆脱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千百万生活贫困的工农群众免于饥寒的威胁，同时也使濒于瓦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以保全，为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做了思想和物质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新政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美国由此脱离了“古典资本主义”而进入所谓“现代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与英苏联盟
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参半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大选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39年9月1日，德国悍然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5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实施《中立法》。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急流勇进，第三次连任总统。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正式颁布《租借法》，它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结束，使美国由中立转变为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国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准备不足，损失惨重。次日上午，罗斯福发表演讲，正式对日宣战。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1941年6月24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然而苏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这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对援苏是否明智的争论。
军事专家们普遍很悲观，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他们预言，如果把军火运往俄国，只能白白浪费掉。只有前驻苏大使乔·戴维斯是乐观的，他告诉罗斯福：“俄国人手里的货色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们是了不起的战士，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战胜的。”
战争前途未卜，罗斯福进退两难。他决定派霍普金斯去苏联摸摸底。哈里·霍普金斯身材修长而瘦削，一副不修边幅的仪容，但举止洒脱，思想敏锐，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并无明确的官职。自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住进白宫，和罗斯福亲密无间，深受罗斯福的信任。
此时苏联正处在艰难时期，急切渴望得到外界援助，因此他们对这位总统特使的到来，自然格外重视。
7月27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当即受到苏联最高统帅的接见。斯大林坦率地向霍普金斯亮了家底，把苏联的兵员、坦克、枪炮和飞机的数字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士的估计。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能够守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苏军急需高射机枪、高射炮、重机枪、步枪以及铝，尤其需要飞机、坦克和高射炮。
访苏期间，霍普金斯还亲自到前线进行了考察，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发回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愤怒，认为他们依据的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猜想。
霍普金斯访苏，是战时美国对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罗斯福由此获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可靠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援助苏联的信心。9月底，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签订了10亿美元的援苏议定书，据此，美、英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火。
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受援国，美将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在援助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同时，罗斯福也注意了美英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自租借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已同英国站在一起了。罗斯福出于对反法西斯事业正义性所抱有的信念，独自承担了援助英国的全部责任。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出借给英国，甚至还命令年轻的士兵们驾着飞机投入战斗，或许还要牺牲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就这一事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过宣言。而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就立即在广播演说中明确宣布，他们所从事的卫国战争，“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罗斯福深感自己在政治宣传方面落后了，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曾试图在一篇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中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原则立场，但又觉得那仅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就像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那样，只对美国有约束力，而对盟国却没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由美英两国作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与理想的联合声明，借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
在罗斯福于7月底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之后。8月初，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总统率领有关军政人员乘坐“奥古斯塔号”，秘密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史称“大西洋会谈”。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位政治家纵谈世界局势，商讨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的方形大舱内起草了有关战争目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
宪章提出了8点主张，包括不进行扩张，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领土变更，各国人民拥有主权和自治权，在获得原料和贸易方面机会均等，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者武装等。
其中第四点和第八点有关国际贸易和维护战后和平的声明曾有很大争议。美国希望消除世界贸易中的人为限制，英国则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于是在自由贸易之前，加上了“适当考虑各国目前义务”一语。在第八条中，罗斯福则删去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代之以“普遍安全体制”，以免英国公众联想起国际联盟。
《大西洋宪章》虽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如出一辙，但此时此地却是一篇反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它体现出一种抽象的道义力量，拥有广泛的宣传价值，从中既可以看出美国传统外交的影子，如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也能找到罗斯福新政的印记，如免于恐惧和反匮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保障等。
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刻接受了它。到9月15日，已有14个国家附议了宪章，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所采纳。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但他的言行使丘吉尔相信，美国将为介入战争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正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学来的“历史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