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ｌ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们，包括极受他宠幸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ｈｏｎｕｎｄｅｄｅｓｔｉｎ”（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尔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1940年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