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通1913年8月30日生于伦敦。
1930年，斯通的父亲被任命为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于是，他便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一年。1931年到1935年间，斯通就读于剑桥大学吉维尔·凯厄斯学院。
当时，斯通所在的学院的研究员中没有经济学家。所以，他就被送到国王学院向理查·凯恩学习经济学。
除了他的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外，斯通的大学时代可谓一帆风顺。1935年，他于剑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尽管斯通仅学了两年的经济学，而且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去研究经济学还抱有怀疑，但这个机会无疑对斯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去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父亲认为，斯通大学毕业后应找一个安定的职业。于是斯通未去当研究生而是进入城里的一家保险企业。斯通自认并无经商的才能，但是在他与保险业的短期接触，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阅历。
1938年，斯通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趋势》继续完成它的使命。每个月斯通整理发表有关英国经济情况的指标、就业、产值、消费、零售贸易、投资、对外贸易、物价等。除此而外，斯通还不时地加上一篇专门讨论地区就业或有关德国经济恢复，或有关美国股票市场等等一些热点的评论文章。《趋势》虽然是个小刊物，然而它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因为1939年有人征询他是否可以参加在战争爆发后即将成立的战时经济部的工作。斯通没有犹豫，并于当年的9月2日战争爆发时前去报到。
当时，斯通的工作仅仅是初步的。它包括三张表，关于国民收入和支出，个人收入、支出及储蓄，以及政府开支需用私人财源的资金净额和可供能力。它们不能组成一套国民账户，而只是个开始。在设计帐户时他们利用了余额估计。因此账户的平衡不能说明账项的准确性。此后，有关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官方估计的发表成为每年的特色，并且愈来愈详细。
与此同时，除了在英国做这个工作外，美国和加拿大也进行了国民收入与国民支出的估计，而且比英国更详细，但没有形成平衡账户的形式。要想使三国的表格成为可比的，必须进行一些调整。1944年，斯通被派去做这项工作。斯通先去渥太华，见到加拿大负责此事的乔治·勒克斯登，他们又一起到了华盛顿，与商业部的密尔顿·吉尔伯特及其小组讨论。斯通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会谈很友好而且结果极满意”，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国际合作”。
1940-1945年，斯通是战时英国中央统计局的内阁官员。1945年战争结束，斯通被选任为剑桥新成立的应用经济学系首届主任。在就任之前有三个月的假期，斯通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自己的思想，战争期间他没时间做这件事。结果他去了普林士登的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在考虑如何用一种社会会计体系来测量经济流量。
在普林士登时，斯通遇见了国际联盟的情报局长亚历山大·勒夫代，他请斯通写一篇关于定义和测量国民收入和有关总量问题的论文，以便国际联盟的统计专家委员会考虑。这个报告的附件由斯通很快写就，并通过专家委员会的讨论，并于1947年在日内瓦由联合国公布。报告的题目是《国民收入的测量和社会账户的编制》。
在此前后，斯通与他在欧洲的同事们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交流。40年代后期，在巴黎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在剑桥设了一个国民账户研究组，斯通是这一研究组的指导人。这个研究组的任务是：第一，构建一个标准账户体系；第二，撰写各国国民账户的研究；第三，用合适的技术，训练来自各成员国的其他统计学家。这是一个活跃的团体，包括从奥地利、丹麦、法国、希腊、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的访问学者。研究组做出了数份报告，其中有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分别在1950年和1952年公布的《一个简化的国民账户体系》和《一个标准化的国民账户体系》。研究组活动延续到1951年，其后的工作移交给了在巴黎的由密尔顿·吉尔伯特指导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处。
以后，斯通就到了剑桥，并继续他的研究。在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戴立克·罗威的帮助下，研究进展迅速。1954年，出版了第一卷研究成果，1967年第二卷出版，书名是《英国消费者支出和行为的测量，1920-1938》。1954年，也即在第一卷出版时，他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个称为线性支出系统、一个需求方程系统模型，其中商品的价格和消费者的收入都作为已知或未知的量出现在方程式中。这个模型被劳伦斯·克莱因和海曼·鲁宾用作编制一个效用不变的生活费用指数的基础，经过改进后的指数已被全世界广泛采用。
50年代初，斯通与西蒙·库兹涅茨及戴克森访问印度，指导印度国民经济收入委员会编制国民账户。1952年，他还去雅典的相关部门提供类似的顾问意见。
1952年7月，斯通被联合国统计局召往纽约，他被选为专家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建立一个标准国民账户体系。当时的纽约气候非常炎热，他们采取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方式，这种方式证明非常有效。一个月内经过构思讨论并写出了报告。联合国很快就出版了，这就是今天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一个国民账户系统和支持的表格》（SNA）的前身。
12年后，SNA开始了大修订。为使修改后的SNA能被全世界接受，斯通在联合国统计局的好友阿伯拉罕·爱登诺夫从1964-1968年开始向一个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做说明，并征询意见。新的SNA1968年问世。斯通写了前四章，余下部分则由爱登诺夫完成。
1955年，斯通放弃应用经济学系主任职务，又被任命为该校P·D·里克财政和会计学教授。新工作要求他做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工作。
从1952年以来一直与斯通一起工作的阿兰·布朗特别值得提起。由于受到他的鼓励和启发，斯通想到若把系中正进行的各项研究放在一起并建造一个英国经济的经济计量模型，可能是一个好主意。这就是剑桥增长项目的开始。1962年，阿兰和斯通在《增长的纲领》丛书的第一卷发表了他们的思想。开始时，它仅是一个分解模型，其中区分若干生产部门、商品类型、消费品、服务及政府用途。它以一个社会会计矩阵为基础，并且是一个静态模型，仅提供一个约前瞻五年的时间预测，没有考虑在达到所预测情况中将遵循的道路。现在它是一个国民经济的最大模型之一。在接替斯通这个项目的主任的T·S·巴克的影响下，它已采取一个动态形式，已知经济的初始状态和以前没有的外生变量，如税率和世界贸易水平的未来值，通过这个模型就能代求解一年又一年的系统的几千个方程，以追踪每一个内生变量到将来。从事这个项目的小组，虽然在若干年内其组成屡有变化，但从未超过十个人。
1956年，斯通的妻子费尔多拉久病之后不幸去世。四年的孤独生活后，斯通又获得了爱，1960年，斯通与吉尔凡娜·克罗夫特·穆来结婚。他们一起写了两本书，《社会会计和经济模型（1959年）和《国民收入和支出））（1961）。后者是梅德与斯通在1944年写的一本小书扩展后的第五版，它以后又经五版，最后一版是1977年问世的。吉尔凡娜在主编十二卷的《增长纲领》中起了大作用，它描写直至1974年的剑桥增长模型。她还积极地参加了斯通1965年开始的社会人口学和人口会计学的工作。
开始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想把教育和训练引入增长模型。但收获不大。后来，经合组织邀请斯通为他们的科技人员委员会准备一个这个题目的报告。此报告解释了什么是人口会计，实施它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用它作为建模的基础。报告是用英国教育系统的例子来说明的。1971年，联合国为了发展一套社会和人口统计的综合系统邀请斯通作顾问。他最后写成联合国在1975年出版的报告，题目为《走向一个社会和人口统计系统》（SSDS）。和修订的SNA一样，酝酿期的SSDS在全世界的解释者是爱登诺夫。斯通在自传中说：“我与他的长期合作，如同我和密顿·吉尔伯特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和阿兰·布朗对剑桥增长项目的合作，是我生平许多愉快的工作关系之一。”
此后的十年中，斯通的兴趣集中在三个题目上。第一是社会人口学。其次是在英国国民帐户中试验调整法，并有初步的成果问世。1942年，与大卫·香佩农及詹姆士·梅德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国民收入估计的精确性》。第三是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数学仿真模型，它们的稳定性和对它们的控制显示出某种思想。
斯通在发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为了考察和分析一个国家构成的经济单位中的无限具体和复杂的交易网络，必须设计系统的总结和加总的方法。一个国民账户体系便是实现简化和综合的一个方法。
斯通根据J·R·希克斯提出的“社会核算”的思想，具体编制了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这一模式为当时英国政府有效利用战时资源，战胜纳粹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理查·斯通对大量统计材料的系统加工的实验令凯恩斯感动地惊呼：“我们在一个通过统计的快乐时代中。”
在开始时，斯通设计国民账户的思想的目标是把各个子部门的国民账户完全综合，在它们之间的国民账户表示全部国民资源管理。一个账户每个收支项目必须在另一个账户中作为相反的项目--分别为支出和收入--重新出现。例如，一个综合账户体系包括家庭收入和支出、企业部门的支出和收入、国民储蓄和投资、政府部门的支出和收入，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支付平衡。这种复式会计对许多交易提供了交叉核对统计的机会，来自不同来源的数字必须吻合。
斯通的工作很快扩大到涉及国际应用体系，而不仅用于英国。战争刚结束，斯通被任命为联合国支持的国际专家组组长，编制可以推荐国际使用的标准化国民会计格式。一本初步的备忘录已在1945年出版，其他版本接着出版，最后一次是在1968年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行的。所有这些备忘录都是在斯通的指导下编写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当今世界通行的两大核算体系之一，联合国于1968年采用了它，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编制了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理论根据和模式皆来自斯通的《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要领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它表示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该体系是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为制定一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统计数据。
斯通曾在1946年获C·B·E奖，1978年获骑士奖。由于斯通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而获得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像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1984年获奖人选时所评价的那样，斯通是“一位对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的先驱和推动者，这些形成了各国所普遍缺乏的平衡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运用的基础”。今天使不同经济部门相互联系的平衡计算的国民经济核算，被认为是国家资金状况和发展模式系统报告的一个自身说明和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在40年代初期，以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形式所作的报告和分析却形成了一场创世纪的改革，这是新的方法论的惊人发展。斯通正是这一改革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由于斯通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面的先驱性研究和首创精神，他对经济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自从50年代以来这些体系都取得了独特的国际影响，而且在它们产生据以做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的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斯通于1991年12月6日在英国剑桥去世，终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