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生于1896年，卒于1981年，原名沈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是“左联”时期在创作上获得重大成就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左翼作家。
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母亲管教严格。他很早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古典小说。在中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年轻的茅盾也感到激动和兴奋。但是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变化，学校没有民主空气。茅盾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遭到嘉兴府中学的斥退而转入杭州安定中学。
后来他说过：如果要找出中学教育“曾经给予我些什么，现在心痛地回想起来，是这些个：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这固然使茅盾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和开明的家庭教育对比起来，僵化的生活特别使他感到“我的中学生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后，茅盾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在发表于1920年初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强调建设新文学“要注重思想”，已经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艺术为人生的进步见解。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1910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击，一年后即辞去主编职位。
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茅盾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传统的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当作消遣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从而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中，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并进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以当时中国还没有像高尔基那样“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能够写出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为新文学的一大缺陷。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中，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他还积极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在与封建复古主义者、鸳鸯蝴蝶派和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茅盾的这些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茅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第12卷号外）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12卷第10号）。他自己早期的译介工作，也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旧文学同样注重。由于欧洲自然主义在其开始时也是以写实相标榜的，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一般还不大了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在大力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曾介绍和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他想利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来克服当时创作上存在着的不真实的现象，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创作中，也留有自然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
1921年茅盾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与了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随后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在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说明了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不仅是一般地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了。
1926年初，茅盾赴广州参加革命政党召开讨论当前形势的会议，同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后来说：“1925~1927，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茅盾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为他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1927年4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举行反共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革命突然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茅盾在这时离开武汉拟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8月回到上海。从这个时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进行创作活动。
《蚀》写于1927年秋~1928年春，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是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恨丑恶，但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没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终处在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而受到强烈的感动，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脆弱的感情，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幻灭，这些恰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有较鲜明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力量，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幅。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劣手段混进革命阵营，以伪装的面具掩盖投机破坏的行为。小说对这个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对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身份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