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市场的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合理定价，而合理的人力资本定价又刺激良性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极大地推进，但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落后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其中，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户口制度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它是构成封闭城市和保护城市就业的重要屏障，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由于劳动力市场不能实现自由的流动，导致劳动力利用的效率低下，不能实现优化配置，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不能满足我国增加就业的政策目标和建立人力资本良性投资的机制。
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从供给角度看，政府在数量上短期内无法调节，但可以在劳动力素质上进行调节，即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进行开发和利用。从需求角度看，政府可以采取就业创造战略来促进就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一方面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矫正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分割，如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通开、消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采取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政策等等，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从二元分割走向一体化。
8．1基于户籍制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1956年首次全国户口工作会议上，明确了户口管理的三项基本任务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之初，并没有赋予强烈的公民权利内涵，只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并将户口管理体系作为实施有关人口和劳动力的计划管理的手段之后，户口登记制度才成为公民权利差别待遇的基础载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人民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完全纳入行政性的计划调拨之中，通过户籍制度实施有关人口和劳动力的计划管理，不同户口类型的人口与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相链接，而这些劳动力市场本身又是相互分割和封闭的。时至今日，尽管基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划分的户口性质对城乡就业的影响已经不如过去突出，但仍然和基于地方财政体制构建的公共管理体系一起，成为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性要素。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户籍制度划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人为地划分成为两个在权利、机会和风险方面存在极大差别的社会集团，国家要在城市人口中实行“冻结”的封闭管制，在人口迁移政策上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以减少整个社会“由国家包起来”的人口数量，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其结果是以户口性质为基础，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强烈反差，城市人口和劳动力享受充分的保障并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而广大农村劳动力则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明显的歧视，即便在今天农村劳动力已经遍布城镇各级劳动力市场之时，他们仍被划入“外来劳动力”的异类。
（2）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划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特色，就是按就业者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将就业人群划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职工及“个体户”等就业类型。城镇部分集体所有制职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中方职工远不能享受到全民所有制职工那样优厚的社会保障，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成为职工就业的首选目标，而为了控制由国家“包起来”的这部分人的数量，减轻财政负担，计划部门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用人权作了严格的限制；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所能享受到的保障相对较少，用工限制也随之要小些；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职工享受到的保障最小，用工限制也最少。不同就业类型所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特别是向高度保障类型的流动是相当困难的。
（3）劳动、人事制度划分：即使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就业的人员，也按其进入的途径和管辖部门划分为由劳动部门主管的劳动就业（工人）部分和由人事管理部门负责的“干部”部分。凡从大专院校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以及通过人事部门招收、录用或以工代干转为正式干部的，统称为“国家干部”，由各级人事部门直接安置、调配，其运行特点与全民所有制职工一样具有终身制、固定化的特点，而且覆盖范围相当广泛，其所具有的封闭性严格限制了劳动力进入的可能性，形成了劳动和人事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分割。
（4）单位和地区切块划分：有关劳动政策对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包干切块使用，使就业“领地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尽可能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解除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度形成了部门、地区和企业，包干安置本系统、本部门、本地区、本企业职工子女的作法，就业的封闭性特别突出。招工制度改革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城镇居民就业、复退军人安置等主要仍按地区划分进行。
总的来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多种制度安排，形成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状况。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也极其有限，除通过数量极少的招工、“农转非”、高校招生分配外，他们很难取得城镇的“正式工作”，大多只能从事临时性的、劳动强度大、保障程度低的职业，这种情况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部门”类似。可以从多方面发现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鲜明反差：
（1）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状况：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非正式迁移人口的户口状况特征鲜明，他们主要是农业人口，户口给这些非正式迁移人口的“身份”打下了永远的烙印，尽管他们中相当部分已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但因“户口在外地”，就只能“暂住”城镇。
（2）取得工作的途径：大量调查表明，非正式迁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的渠道是非正式的，自发的，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就业模式。他们或通过熟人介绍、或通过非正式的劳动中介机构谋求职业，或通过个人投资自行就业，如自由市场的个体商贩，小型的修理或居民服务等，通过正式机构组织和招收就业的比重很小。相对之下，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则主要是安置、分配型的，或通过正规中介机构获得职位，这种“自上而下”的就业模式还通过安置下岗职工的途径上得到体现：为了安置下岗职工，政府部门推出了“再就业工程”，通过政府力量保证城镇劳动力的就业。
（3）行业和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上看，由农村流人城市的非正式迁移人口主要分布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等行业，特别是从事建筑业、商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比重明显高于城市总就业构成。其在城市就业的若干部门，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建筑业，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等行业中，均在平均就业水平之上，而在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等行业中所占比重，几可忽略不计。由此可见，城市行业进入障碍在非正式迁移人口的就业方面表现得极其明显。
（4）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下的政府安置就业和市场调节就业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城镇就业困难的情况下，部分岗位却出现明显空缺，形成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格局。城镇劳动力不愿从事的那些劳动强度大，社会地位低的工作只能通过市场调节方式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形成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作强度和劳动待遇方面的强烈反差。
（5）权益保障：城镇劳动力享受着多方面的保障，首先，在住房方面，城镇劳动力的住房主要由单位分配或是自有房屋，而外来劳动力则大多栖身于简易工棚或租住私房；此外，城镇劳动力大多享有失业、养老、医疗等多种社会保险，而外来劳动力基本无社会保险；在子女入学方面，城镇中依户口和单位形成的分割，对外来人口构成了强烈的进入障碍。
8．2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城乡、地区差距
城乡之间政治权利分配方面游说机制和谈判地位的不平衡，导致传统的城乡利益格局迄今为止未能根本打破。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在资源配置机会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巨大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任何社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必然经历一个农业份额下降从而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正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其他资源的结合，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趋于均等，城乡实现一体化。由于在城乡居民政策影响力的不对等，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的存在，阻碍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图8—1）。从城乡收入增长情况看，在1978—1984年期间，实际农民人均收入以每年17．7％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收人增长则只有7．9％。在1985—2002午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下降到只有4．1％，城镇收入增长速度则保持在6．6％。这种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差异持续时间很长，及其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政府也想尽办法帮助农民增收减负。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目标，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粮食保护性收购、对种植粮食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以及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一费”改革等。但这些政府措施迄今为止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中来自务农的收入比重持续下降。
人们通常用农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或城乡收入比较（农村为1）等指标来衡量农民收入。城乡收入比越大，表明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亦然。图8—1显示了用名义收入和实际收人分别所作的城乡收入比较。从名义收入看，中国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以来先是下降，到1983年达到谷底后自1984年开始攀升，直至2002年。按照这个估算法，目前城乡收入比已经大大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然而，仅仅用按照名义收入计算的比率，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正如名义人均收入不能反映真实的收入水平一样。因此，我们需要将城市和农村的名义收入分别用各自的价格指数修正，用由此得到的城乡实际收入进行比较。从实际收入看，1978年以来，城乡收入比的下降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此之后有大幅度的提高，但迄今为止尚未回归到1978年的水平。
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化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轨迹。这可以从分省的人均收入差距观察到的。以1978年为基期，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省际人均收入差距指标曾经大幅度下降，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后开始上升至今，呈现出一个“V”字型的变化轨迹。具体来说，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5下降到1990年的0．25，随后又提高到1998年的0．32。1978—1998年期间，在地区差距表现出这样的由大缩小，又由小扩大的过程中，影响这个差距的区域型式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城乡差距还是地区差距的扩大，都不仅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诱因，也由于劳动力市场在地区之间发育不平衡，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而形成。在一个一元化、匀质的并且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的经济中，假设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不存在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农业份额大致不变，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与非农收入通常可以保持一个均衡。这时，可以假设农民收入仅仅取决于农民出售的产品数量和该产品的市场价格。在农业生产率从而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决定农民收入的变化方向。如果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则农业生产率从而产出水平的变化方向决定农民收入的变化方向。但是，这个农民收入变动方向将继续与非农产业收入保持均衡。这是因为，在这个匀质的经济中，假设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固定的话，一方面，农业生产率所能达到的水平，相应地推动农业中富余出来的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缩小农业份额；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提高从而农业收入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部门，从而增加农产品供给，把农业收人拉下来。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农业收入也不会下降到其他部门收入的水平之下。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二元经济向匀质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份额迅速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有巨大的转移压力，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市就业体制的约束，这种转移不能充分实现，特别是劳动力转移不能形成在大多数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永久迁移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由于生产率提高还是由于投入增加导致的产出增长，在倾向于压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由于劳动力不能相应转移出去，则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导致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降低，农民收入也不能由此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由于正处于农业份额剧烈下降的时期，一旦农产品供给超越短缺阶段，则农产品需求弹性很小，非农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足以相应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农产品价格不能得到提高，农业越增产农民相对收入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