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任何人都生活在自己无法任意选择的特定的时代。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这就是说人才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时势造就了人才，谁也不能超越时代而成才，正如马克思所肯定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干部也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才，就必然会造就出什么样的干部人才。
时代需要对干部的成长具有导向性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是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总要求，它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和社会群体的意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任何人在这种历史潮流面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提出了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对干部的成长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干部，才能成为该时代需要的干部；脱离了时代需要，尽管你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会因落后于时代而被抛弃。因此，干部是随时代需要而产生，又按时代需要而成长的，时代需要对优秀干部的成长具有强有力的导向作用。作为一个干部，一定要认准时代的需要，把个人志向和事业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把个人奋斗的坐标系确定在时代的要求上，顺应时代潮流而奋斗，才能健康快速地成长起来。
时代需要对干部成长类型有规定性作用。时代需要主要是指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在某一时期某种需要占有特殊地位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点，因而也产生满足这种需要的干部。如时代处于动荡不定的战乱时期，就会急迫需要大批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出来扭转乾坤，于是这类干部就会大量涌现；当时代处于政通人和的建设时期，就会急迫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于是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型人才脱颖而出。我们建国以来时代需要的变化，对干部成长类型影响最为明显。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我们的时代处于恢复和建设社会主义高潮时期，时代需要和造就的是踏实肯干的“实干家型”的干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们的时代处于政治动乱时期，时代需要和造就了所谓“反潮流型”的干部；70年代末到90年代，我们的时代处于现代化建设时期，时代需要和造就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开拓型”、“专家型”、“复合型”的干部。由此可见，干部成长的类型是和时代需要的变化相联系的，关键是要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需要，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通观我们党干部类型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革命型到建设型、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实干型到巧干型、从经验型到科学型、从专家型到复合型的转变过程。
时代需要决定干部出现的数量和质量。人才史告诉我们，人才产生的数量是和时代需求度相联系的。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转折时期，往往人才辈出。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期不仅具有涌现人才的社会条件，而且社会需要的广度、强度要比其他时期更大些，锻炼的机会更多些，因而涌现出大批时代的巨人，使该时代成为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经营管理人才，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同时，时代需要还决定干部的质量。因为时代需要只能反映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关系在人才方面的要求阶段，所以，各类干部的产生，往往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和影响。
时代需要还对干部的成长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时代需要不仅对干部的成长起着制约作用，而且能够加速干部的成长。这是因为，时代需要一方面为干部成长提供了客观环境和舞台，即英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给干部提出了许多的疑难问题，这就迫使他们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本领，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需要，从而做出新的成绩。所以，时代需要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只有勇敢地投入到时代潮流中去，根据时代需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人，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二）深厚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是由地理位置、教育发展程度、人口迁流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从大的方面说，它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风尚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小的方面说，它是一个地方风土人情、乡规民俗的间接反映。
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地域中生活的。地域文化环境不仅对干部的文化熏陶、性格养成有重要影响，也对干部的成长类型和发展状态有重要作用。人才学研究表明，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才，同一地域文化环境多出同类人才。我国历代以来，就有“山东出将、山西出相”，“南方擅文、北方擅武”，“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这是和地域文化环境条件紧密相连的。
干部的成长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文化基础上的。研究表明，任何干部的个体成长和群体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塑造。湖南之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现那么多的著名人才，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当地明清以来所形成的以经世致用、爱国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湖湘文化影响有关。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所出现的文化断层现象，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独具区域特色的湖湘文化、崭新的社会革新思潮和从西方传人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新旧文化的大冲突与大交汇，加上湖南革命运动与反动势力异常激烈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才培育、锻炼出一大批革命英才。20年代的干部人才中，出自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广东等南方各省的比较多；而到30年代后期，来自陕北、华北一带的就比较多了；建国以后，东北、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涌现出大批干部人才；进入80年代以来，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沿海开放城市，产生出一大批干部。分析其原因，战争年代干部的出现，是和革命中心的转移有关；和平年代干部的出现，是和建设中心的转移有关。这种现象看似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实际上这种现象也正是由于地域文化适应了革命和建设需要所带来的结果。这种工作中心的变化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交汇，对优秀干部的成长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实践表明，一个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如果长期局限于一个层级、区域之内那么他们发展就极为有限。可是，一旦他走出这个局限，到文化环境迥异于此处的其他地方或行业岗位上去工作，往往会得到迅速成长。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不仅能够从客观上熏陶改造人的素质，而且也迫使人们从主观上去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使其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深厚的地域文化环境对干部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干部从小确定正确的人生志向，培养健康的人格；它有利于干部开阔视野、锻炼品德、提高能力；它有利于干部相携互进，彼此呼应，促使干部群体的产生，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干部健康成长。
（三）和谐的家庭生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般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研究表明，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对于部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是干部成长的发祥地和摇篮。
家庭的早期教育对于部的成长起着奠基和启蒙作用。每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处在家庭的环境中，父母的培养和保护，使他得以生存和成长；同时，他还接受父母向他传授的基本生活知识和文化启蒙教育，以及优良品德的教化，使他的智力得到超前开发，品德和性格得以健康发展。这种影响和作用往往因家风不同而导致程度的迥异。调查显示，一个健康、向上、文明的家风，对干部的成长影响很大。一个人从小在一个文明、和睦的家庭中生活，父母高尚的品德、文明的举止、丰富的知识、健康的性格，以及家庭成员间和睦的关系，都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对他的思想品质、伦理观念、个性心理等方面起着启蒙、导向和动力保障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终身。正如美国教育家斯特娜夫人所说的那样：“父母在孩子幼稚而单纯的心田里，播上理想的种子，就会得到行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子，就会得到习惯的收获；播上习惯的种子，就会得到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会得到命运的收获。”由此可见，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他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父母的职业对干部个人职业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优秀干部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居多，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也说明这些家庭对于部成长的影响作用大于其他类型的家庭。一般来讲，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勤劳、朴实、善良的品德影响，懂得了翻身得解放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所以从小就有一种朦胧的报恩思想。特别是生活的艰辛不仅使他们过早地独立生活，也使他们萌生出立志改变这种生活状况的决心，为此而选择了最能改变自己和本阶层地位和命运的从政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在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勤劳、朴实、善良的品德，也使他们在工作中养成了埋头苦干、诚实为人、同情群众和助人为乐的好品德、好作风，这对他们一生的成长影响很大。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其父母大多是参加革命的军队干部，父母的光荣历史激励着他们革命英雄主义情感，使他们从小就有一种想做大事、当英雄的愿望。同时，父母不仅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而且父母对党忠诚不渝、对工作满腔热忱、对同志无限关怀的优秀品德，也时时激励着他们向父母学习。特别是干部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工作圈和社交圈，广泛的社会人物接触和备受各方面的关怀，不仅使他们耳濡目染地学会了父母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且也使他们养成了关心政治、积极向上、敢为人先、独立性强的性格，对于今后从政影响较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早期知识启蒙教育和优良品德教育，文化功底扎实、业余爱好广泛、品德修养较高。特别是受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社会责任感强，民主意识、独立意识强，使他们最终选择了从政的道路。
父母性格对干部个人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尽管现代心理学还没有完全证明人的性格能够遗传，但父母的性格对子女的性格形成的确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些男性干部性格的最初形成受母亲性格影响较大；一些女性干部性格的最初形成受父亲的性格影响较大。当然，这要看父母谁的性格值得学习。一般来讲，乐观、诚实、勤劳、勇敢、坚韧的性格特征易受孩子效仿；内向、懒惰、怯懦、虚伪的性格特征会遭到孩子的排斥。
个人家庭中爱人的理解和支持对干部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如果说工作场所是开创事业的“前方”，那么，个人家庭则是支持事业的“后方”。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要回到个人的小家庭中去吃住，去歇息，去寻找安慰。如果没有这个可靠的“后方”，或者这个“后方”条件很差，就会使你在“前方作战”受到影响。许多干部都认为，一个和谐的、温暖的家庭会给自己增添无穷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事实也证明，一个成功的干部的背后，都有一个深明大义、通情达理、默默奉献的爱人做后盾。当然，这个爱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丈夫。干部的成长是和家人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事实也证明，得一贤内助，干部就会健康成长；得一贪妻婪夫，干部就会被“枕头风”吹落下来。
（四）良好的学校教育
北宋教育家胡瑗曾经讲过一句名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告诉我们，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灌输知识、培养人才的最好方式。古今大量事实证明，良好的教育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