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有些干部由于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以为，既然实现共产主义离我们如此遥远，那它就是以后人们的事情，同我们这一代没有关系，从而放弃了对远大理想追求。这种认识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中，既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目标的坚信不移，也包含着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是通向共产主义方向的坚信不移。毋庸讳言，无论是理论的抽象还是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确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虚无缥缈的，进而放弃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列宁曾说过，“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建立，都经历过长期反复曲折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共产党人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至今还不到百年，而我们所确立的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更决定了其任重道远的特征，这就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具备高瞻远瞩的眼光和世界历史的尺度。有了这样的眼光和尺度，就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会为眼前的利益与得失所迷惑，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试想没有革命先烈以“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励精图治，艰苦创业，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何谈起。历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只有通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持续奋斗才能最终实现。我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在敌人的绞刑架下，面对绞索坦然地说，你们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方志敏烈士在牢狱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在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蕴涵着真正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牢狱之中尚且如此，作为革命事业的后来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呢？
2.正确认识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同坚持党的理想的关系。理想总是高于现实的，否则，理想也就失去了意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譬如，党的理想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而在现行政策上又必须鼓励和允许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发展，鼓励少数人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两者之间似乎是矛盾的。这使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困惑，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我们说，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这个目标，只要党不改变自己的性质，就不会改变。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不是无条件的。只有当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才具备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要承认，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党的现行政策之所以鼓励和允许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因为它们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恰恰为我们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提供了必要的支撑点；离开了这些支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执行党的现行政策同坚持党的理想的统一，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在实践中自觉地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由此可见，忘记远大的人生目标，淡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超越现阶段的实际，放松今天的努力，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坚信在今天的努力和奋斗中孕育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从而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这才是一名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和人生态度。
（二）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总是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战胜各种不期而遇的人生逆境。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像普罗米修斯忍受一切痛苦把火种盗给人间那样，历尽了生活的磨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以自己最精湛的科学成果献给了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献给了全人类。
我国早在春秋《周易大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记载。意喻：天体运行永恒不息，体现着天道的刚健本性。做人也应有一种如同天体运行的精神，积极向上，永不懈怠。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美的神话歌颂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自强不息的实例更是比比皆是。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历来被人们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这部传世之作，是在司马迁身心均遭受莫大摧残和凌辱之后，发奋著就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著书的志愿时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集大成者。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为谋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不屈不挠，奋斗不已，经受了世所罕见的重重磨难，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在这个过程中也培育了共产党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神品格。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党所处的生存环境异常困苦。特别是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将其侵华军的主力，用于打击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扫荡”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则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他们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军饷，对敌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截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钱粮物资，致使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在1941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穿的是补丁衣，吃的是黑豆、秕糠和野菜。大批战士由于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而各种药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又十分短缺。寒冬腊月，冰天雪地，还有不少干部、战士不得不身着夹衣，打着赤脚，夜间靠稻草来抵御刺骨的寒风。党中央充分估计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将会随着局势的恶化，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克服。于是，他们决心通过“自己动手”来战胜困难。毛泽东对延安军民这样说道，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么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起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由此掀起了延安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亲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成功地展现了他们对待革命事业、对待人生境遇的积极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和非凡的魄力、超人的胆识，在我国物质基础异常薄弱、尖端科学几近空白、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于1955年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经过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奋战，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实验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不仅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奇迹，也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今天，虽然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已经今非昔比，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永恒魅力。要看到，今天的国际竞争较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我们面临着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方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确立起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注重修养，严格自律
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我国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指出，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其中列为首位的立德，指的就是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并把它作为一个人能否立身处世，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根本。孔子在《大学》中曾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修身而后其家，其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他把个人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孟子曾将人格修养归纳为，善养“浩然之气”。曰：“其力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意思是说，修养就是使人具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充溢于天地之间，贯彻到人的灵魂中去，表现于品质、情操、人际关系等诸方面，使人格力量变得崇高伟大。拥有“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
诚然，儒家学说提倡的修养目的和修养标准，反映了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重视人生修养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同样有着启迪的作用。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就曾引用过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并强调：“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把修养作为成就事业的重要手段。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有口皆碑的，而其高尚品格的养成则是他长期注重自我修养的结果。他在于1943年3月18日写的《我的修养要则》中规定：“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周恩来不仅订立了修养的准则，而且认真地实践之。建国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的老式旧平房里。房子已经年久失修。1959年，有关部门趁周恩来离京视察，对房子进行了修缮，标准超过了原定的一般维修，添置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来发现后，立即退了出来，要求把地毯、沙发等东西搬出去，否则他不进屋。事后，他对身边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还有一件事，就是周恩来生前非公用车一直坚持交费。他不仅在去公园、到理发店等纯粹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有时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应算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每次在周总理看来是私人用车回来后，他总不忘交代司机：“你给我记在账上，花了多少汽油钱，从我的工资中扣。”《诗经·大雅》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意是指没有人不肯善始，但能够持之以恒，做到善终的人却不多。而周总理却能毕其一生严格地要求自己，以他严于律己的实际行动，既给党的各级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在人民的心中立起了不朽的丰碑。
诚然，应当肯定，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在上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下走上领导岗位的。在任职之初，也大多数都能严格地要求自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党员干部逐渐忽略了个人的修养，开始庸俗化，最终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现实表明，领导干部要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就一定要增强自我修养的自觉性，做到防微杜渐。鲁迅先生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这种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是值得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的。
宋人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领导干部要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就需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日积月累的个人修养获得的。因此，领导干部要以“蝼蚁之穴，溃堤万里”的忧心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唯其如此，方能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