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可逆性。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利用一旦超过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下，要恢复大面积受到破坏的环境是不可能的。自然界是一个循环系统，而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都是直线上升的，以致一些自然资源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而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同样给自然带来影响，存在生态安全的隐患；但是，通过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能够维持生态平衡。时至今日，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范围和力度今非昔比，对自然界的影响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自然界的自我恢复能力无法挽回的。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的环境支持能力都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过其自身恢复的“阀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曾经五谷丰登，而今天治理黄土高原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收效甚微。
（3）滞后性。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生产活动引起的，与这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相比较，它的不良的环境后果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是普遍的，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现，森林慢慢地消失，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的出现有一个过程。例如，马斯河谷事件、骨痛病事件等都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和生物污染经过很长时间的逐渐积累，当它造成许多人死亡和无尽的痛苦时，人们才发现。这些问题显现的滞后性给人们及时认识其危害增加了困难，使人类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4）长期性。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人类一旦对生态环境施加某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会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作用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当前条件下，这种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许多生态问题一旦形成，要解决它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的代价。20世纪70年代初竣工的非洲巨大的水利工程阿斯旺水坝给埃及带来了廉价的电力，也控制了旱灾；但是，这一工程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起了一系列未曾预料到的严重后果。地中海近岸因缺乏由大陆带来的盐分、养分，浮游生物缺乏食物，以致沙丁鱼的捕获量由1965年的15000吨降到1968年的500吨，原来奔流不息的尼罗河下游变成了静止的湖泊，为钉螺、虐蚊的繁殖提供了条件，尼罗河一带居民的血吸虫病发病率高达80，多年来，尼罗河流域的生态问题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各国科学家的关注，但是，恢复该地区的生态平衡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外，生态安全还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安全是对生物主体而言的，涉及主体与其物理、生物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系统性：生态安全不等于环境安全，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不由环境状态来唯一决定，而是生物与多维环境因子组成的关系网链的系统功能状态；层次性：生态安全是一定尺度生态系统的安全，从全球及区域生态安全、城市及人居生态安全、工矿及农场生态安全，到人群及人体生态安全；相对性：生态安全的程度由主体的主观满足程度和参照系来决定。
二、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制度创新的历史回顾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大面积区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条大河从这里起步，蜿蜒流向各地；这里有充沛的水资源，素有“高原水塔”之称；这里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世界上罕见的遗传基因资源库……总之，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关系着全国的生态安全，保护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在西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水资源保护是重中之重。围绕水资源保护，西北民族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制度。
大致来讲，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制度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即萌芽时期、发展时期和成熟与持续发展时期。
1.萌芽时期
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时期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阶段。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内，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和水资源问题没有引起国家和社会的普遍重视。一方面，这与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民族习惯及宗教等的影响，人们也忽视了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制度初现端倪，甚至局部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总体而言，造成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为过度开垦活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粮食问题，我国在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的草原地带及荒漠地区先后掀起了多次毁林毁草垦荒的高潮，其规模及范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粗略估计，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西北民族地区共破坏森林300万亩、草原1亿余亩，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
在半个世纪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耕地有1820万亩，而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耕地面积已达到4000万亩，大部分耕地都是从胡杨、红柳、棱棱及其他沙生植被中开垦出来。天山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原来植被达50～60，沙丘多处于固定半固定状态，但随着上游农灌面积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面积从15万公顷增至75万公顷。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世界胡杨林面积最大、最集中的分布区。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塔里木河流域铲除了200多万亩胡杨林，建立了30多个大型国有农场，单一的农业经济破坏了数百年形成的生态结构；胡杨林的毁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没有过多少年，便因沙化和盐碱化而弃耕20多万亩农田，废弃农业牧场70多处。与此同时，塔里木河下游断流320公里，台特玛湖干涸，“绿色走廊”在10年间由81万亩减至11万亩。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两大沙漠，在绿色消失之处开始合拢。该地5个团场5万多人面临着搬迁或转产。
这一时期的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制度更多注重对经济发展的维护，很少关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水资源的独立生态价值。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恰好处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动荡，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肆向自然界摄取的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水生态系统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受到来自国家计划的不同程度的“侵蚀”。
综上，这一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人们的大肆开垦、过度开荒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和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国家也制定出来了部分法律制度，以求遏制危机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和水资源良性循环的各种乱垦滥伐行为。但是，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仍然体现出了发展初期的目标单一、无统筹的观念以及不重视科学技术应用的特点，具体而言：
（1）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即发展初期的目标单一、只注重发展农业经济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时国家尽管制定了诸如195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195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中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条例》等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的主旨思想却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主，而以环境保护为辅。
（2）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体现出了无统筹观念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当时，国家仅针对西北民族地区一些特别严重的环境问题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或政策制度，而没有形成通盘考虑的思想。因而在实践中不能从全局统筹的角度制定协调性法律政策制度对该地区的水资源问题等环境问题进行规制，而往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其结果也是于事无补。
（3）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忽视了科学技术在法律制度实施中的重要作用。纵观这一时期该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无一不体现着对科学技术运用的忽视。当然，这与当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低层次有关，更主要的是国家缺乏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和信心。而后来的大量实践活动证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不仅在经济发展中，而且在环境保护等事业的发展中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越来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尽管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法律制度存在上述几方面的不足，但这些不足却是这一地区的生态安全与水资源制度取得后续发展与完善的有益经验。
2.发展时期
发展时期主要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到“十五”前期这一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在全国乃至世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危机严重困扰人们基本生产、生活的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与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相比较，西北民族地区环境问题却体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是西北民族地区环境问题集中体现为，一方面，人为活动引起的自然资源污染和破坏，尤其是水资源污染和破坏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前一阶段因发展农业、开垦草场植被而导致的水资源生态问题仍然呈现出继续加剧之势。
在这一时期，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的发展、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大、法律政策的执行不力、人们环境意识的低下等多方面原因。因而，国家也注重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问题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的普遍重视。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正式提出并于联大会议正式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项处理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而被各个国家的立法所采用。我国政府在自己制定的《21世纪议程》中也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处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不仅如此，这一原则已被逐渐地运用到有关环境保护的各项立法之中。在制定针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和水资源保护制度时，“可持续发展”原则已成为一项处理民族地区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基本准则而被广泛运用到许多立法之中，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防治水害，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适应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还有《甘肃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湖流域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运用，是对忽视环境保护，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法的极大扬弃，对于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有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日趋健全。相比较于前一时期，有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家没有制定专门针对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而20世纪70年代到“十五”前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受国际和国外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影响，我国制定了许多针对区域生态安全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有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许多法律制度。“八二宪法”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做出了纲领性规定，1979年我国又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于十年后正式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紧接着又有许多要素保护法和单行环境与资源法相继诞生，如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至此，我国环境与资源法律已经初具规模，体系性日渐明显。体系性的法律制度建设是实现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重要制度保证。
（3）各有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区域生态管理机构层出不穷，体现了国家与区域共管的特点，使该区域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更趋合理、完善。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家针对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具体实际，成立的各类区域性生态管理机构，如青海湖流域自然保护区办公室、黄河流域保护委员会等。各有关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水资源保护的区域生态管理机构的成立为解决该区域生态安全与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原来单一的行政主管模式只注重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统管，而难以解决区域性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区域生态管理机构在对特定区域环境及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时，却能从区域生态环境的个性入手，进行因地制宜的监管。在此基础上，发挥国家与区域共管的双重优势，其结果势必有利于该区域的生态安全以及资源、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