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十六
《道德经》第十六章云：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追求神志的极度虚空，保持心态的极度宁静，当万物竞相生长的时候，我因此可以发现它们最终的归处。万物各不相同，但都回到它们的来处去了。它们生命的来处叫作静，回到了静就是回到了它们生命的本原。它们生命的本原叫作复命，回到了复命就是回到了它们永恒的归宿。它们永恒的归宿就是自然，了解了自然就可以获得聪明。不了解自然就会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就会招来灾祸。了解了自然就可以无所不通，无所不通就可以公平周全，公平周全了才可以与天合德，与天合德了才可以与自然同道，与自然同道了才可以长久，也就终生都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能如此者，或可为“至人”了。
但人之一生不能总为看客，累了休息一下是可以的，病了疗养一下是可以的，没事干的时候便不干事也是可以的，但这都只能是暂时的，更多的时候人都要去忙忙碌碌地做因自己喜爱而奋力去做或虽然不喜爱却也不得不做的事，就因为人还是一种动物，而且因为是人便既要顾及现实还考虑未来，“万物并作”，任谁也逃不出去。
但所谓的“至人”或许会有一些不同。他即便什么事也没做就已然很累，什么病也没有却可以装作是病已入膏肓，他不是没事可干是什么事都可以不干，因为他的温饱问题必是已然解决且未来也是衣食无忧，而且要有谁让其拔下一毛来利天下也是不可以的。或者这些原因都不是，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天生下来就是一个喜静的人。因此他经常地会静下来，静得像一块“呆木头”，看着草与木在他的旁边生着长着“并作”着然后又都死了——自然是草死得早一些树死得晚一些但也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所谓“复归其根”——便认定这就是所谓的“常”，并认定这便是宇宙间永恒的规律。然后再将此规律加在人类的身上，要人们永远遵循着这个规律做事，不要有什么“妄”想，更不能有什么“妄作”，否则就会发生危险，“凶”多而吉少了。为了“没身不殆”即一生的安全，人还要努力地去包容，去公平和周全，去合乎天道等等，就因为任谁都是要死的，而人一死也便什么都没有了。这似乎已经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味道了。
但即便一个普通人，其今天的工作也不是为了明天的不死，而一个不凡的人所追求的更是精神的永存。为了这样的人生目的人是要有一点理想甚至“妄”想的，有时甚至也还可以“妄作”，即便因此而要经历千难万险也算不得什么。“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以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自然也是人类的脊梁。正所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戏，那我们“玩儿的就是心跳”。如果人生是一场梦，美梦也必与噩梦相伴随。伟大的人生注定会是一次探险，当精神闪烁出光辉的时候，肉体便无足轻重了；因为肉体即便再怎么去保护也是要“归其根”的，而伟大的精神却可以不朽。《道德经》将人与万物相等齐，忘记了人乃万物之灵，靠了这灵最终将能成为宇宙的主宰，而不会永远都是自然的奴隶。
鲁迅的《出关》写老子之所以出关是因为孔子已经在他的教导下得了道的缘故，而在故事中的老子看来“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的”；所以孔子即便还要往朝廷里跑也没什么不可以，虽然那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说不定还会遭遇许多危险；而他自己却只好跑到大沙漠里去做“呆木头”。孔子到处游说来成就自己的精神，老子却要跑到大沙漠里去保全自己的肉体，因此而被鲁迅冷冷地嘲笑了一番。鲁迅也如孔子是个为了理想而不要命的英雄，且因此而短命。相比之下，所谓的道家就成了胆小鬼。龙露出了虫样，难看得很。
但任何事物都有真与假两个方面，我们要在能透过真看到假的同时也能透过假看到真。儒家的“克己复礼”的目标虽然因明知“不可为”而成了假，但在“为之”的过程中也有着许多的真，至少是让这些儒士们有了一些事可做。而道家的“无为”虽然时常会令其变成“呆木头”，但又因其“无不为”而使其能在顷刻之间成为孙大圣。因为木头待久了会成石头，而石头太硬了还会裂，更何况那内里面还是“虚”且“极”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