鲇鱼湾工程结束了，按时投入使用，并被国家评为优秀工程。就在这个节日般欢庆的时刻辽宁省广播电台一位女记者找他。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拿着一篇稿子，说请他看看一些提法是否合适？还说稿子是工地宣传部门提供的。他接过稿子看了两遍，稿子中有这样一段：“有人说风大了不许焊、天冷了不许焊、下雨天不许焊，焊条还要烘干，我们工人阶级偏不信那一套，顶住管、卡、压，把油罐一个一个的建成了——”他看了后很激动，对那位记者说，“劳动热情是宝贵的，但只有高昂的热情与科学态度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价值”，他还讲述了一些由于不讲科学，胡干、蛮干给我们祖国、给我们民族带来灾难。那位记者深深地被他的发言所感动，表示稿子要重写。后来辽宁广播电台报道鲇鱼湾油库胜利竣工的消息时，特别强调了“广大工人与科技人员相结合，按照技术要求严把质量关，高质量的完成任务”。知道改稿经过的人都说那是一位好记者。后来听说这位记者还多次采访了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并和很多正直的人成了朋友。
不久有一位作家来采访他，想收集些素材，准备发表一些作品。他向那位作家讲了不少干部、工人动人的故事，但那位作家不时打断他的话，问：“有没有反面人物”，几次以后，他烦了，反问作家：“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反面人物？”那位作家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嘛？没有反面人物成不了戏呀！”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不能写一篇大家万众一心，取长补短、同心协力，把工作干好的事迹呢？”采访不欢而散。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由壮年变成老人，但那一段经历似乎还都历历在目。他深深地热爱着那些淳朴的管道工人。
管道人每到八月三日管道节都要纪念一番。有一年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下面的一首诗表述他的深情。
献给“八三”战士
在大话空话成灾的年代
“八三”战士默默地耕耘着
建起一条条地下大动脉
动脉中流着黑色的黄金
和“八三”战士的汗水
在那个年代啊
“八三”战士在辛勤耕耘中
也许暂时忘却了国难和家愁
但他们的心紧系着祖国
他们说祖国啊
为了你我愿奉献一切
直到头上飘着银丝
脸上增添了一道道岁月的痕迹
“八三”战友啊
让我们紧紧地手挽手共同宣誓
永远不辜负那个年代
因为祖国需要“八三”精神
大约是1975年夏日“东八三”迁往河北省廊坊市。并改名为“中国石油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并统管全国管道工业。他们一家由沈阳市也随大队人马迁往廊坊。当时家属宿舍还没有建起来，他们住在廊坊郊区的一个农户家里，并分配在管道勘察设计院工作。那时大连鲇鱼湾的油库工程还正在紧张地进行中，他把家大致的安排好后又赶赴工地。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这年的元月8日周总理病逝，全民沉于悲痛之中。据知在此之前邓小平与毛远新就“文革”的评价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邓主张全面否定文革，认为那是一场灾难，毛远新则认为对文革应“三七开”即三分缺点七分成绩。毛泽东赞成毛远新的意见，接着展开了一场批邓运动。
对周总理逝世全民不仅悲痛而且对祖国的前途感到惘然。清明节前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在天安门前摆上花圈，悼念总理，四人帮指示把花圈抬走，于是花圈越做越大，据说大到要用吊车才能吊动，而且写了大量的诗词，他还记起有以下一首是他最喜欢的：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挂上一个大横幅，写道“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
这时各单位受上级指示开展批邓运动。有些投机分子趁机捞“稻草”，发表了长篇的批邓发言，并在管道局的下级单位“讲用”。一般老百姓也被迫贴上“小字报”应付一下，他与妻子对此非常反感，且相信这种局面不能持续多久，四人帮还能横行到几时？！他们对批邓一言不发，对小字报一个字也不写。回到家时他们对总理的逝世感到悲痛，但看到人民的觉醒也十分欣慰。
“四五事件”终于发生了。这年的四月五日晚，四人帮派军警开枪镇压了在广场的群众，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积压在人民心中的愤懑与日俱增。“四五事件”后，小平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数十万人。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
10月8日，即毛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逮捕。四人帮由1966年5月发动“文革”至1976年10月入狱，横行十年有余。这十年多少人无辜的死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国家倒退了几十年。
四人帮逮捕后，北京市民自发上街游行，就像过节一样庆祝了好日子。四人帮打倒时他正在施工工地，工地上大家也是喜形于色。
1978年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于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议，研究妥善处理“右派”问题。
1978年9月中旬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关于为“右派”平反的第二次会议，并于1978年9月17日通过“五十五号文件”，决定为“右派”彻底平反。
他的党内在上层任职的好友在烟台会议后很快告诉他这一喜讯，此外很快又由多渠道接到将为他彻底平反并另有任用的好消息。
1978年夏，大约七月份的某一天他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去石油部一趟。他按时赶到，敲门进了指定他去的办公室，一看几位部里领导已在等他。各级领导一一与他握手。一位主要领导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21年沉冤你熬过来不容易。”那位领导还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最后告诉他：“你的冤屈就要平反了。你先去国外看看，要学习人家先进的知识。”并把出国访问团的团长叫来，还说：“出国时你们有事多商量。”1978年9月25日到10月20日，他们团一行十人去加拿大参观访问，回国后并由他动手写了考察总结报告，他记得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一个“摘帽右派”也能出国？在群众中引起一些猜测和议论。为右派平反的55号文辗转到基层已比较晚了。他看到55号文后，立即于1979年1月写了“对我57年问题的申诉”，实际他的“右派”冤案已于1978年11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党籍。
当时他所在的单位管道勘察设计研究院组织部门某科长找他并正式告诉他“平反”及“恢复党籍”的消息，还给他看了上面的批文。最后那位科长对他说：“今后还要夹着尾巴做人”，算是赠言，他说：“谢谢你的赠言，我也送你一句赠言，今后咱们更要堂堂正正做人，尤其你管人事的，手中有权，这句话可能更重要的”，那位科长半晌说不出话来。
消息传出后朋友们都来向他表示祝贺。几天后他调往管道局任总工程师。他和妻子互相鼓励，要加倍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时光夺过来。
1978年12月中旬召开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多数有识之士认为其历史意义决不低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从形式上结束了帝制的重大意义。辛亥革命至今，外有强敌入侵，国内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深厚影响，走向共和谈何容易。中华民族在一波三折中艰难前进。老百姓饱受苦难，多少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烈士牺牲了，而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似乎有填不满埋葬烈士尸体的深坑。
小平以后，历史发展至今，广大人民已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他与妻子，有时与老朋友聚会时总是频频为民族的复兴干杯，并庆幸中国出了伟人邓小平。
悠悠往事如云烟，回忆往事有时似在眼前，有时又恍如隔世。
愿世世代代永远记住历史的这一段。
回忆父亲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几年时间，父亲在北平工学院任教并任机械系系主任。全家住在北京西城区西廊下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父亲上班，母亲操劳家务，三个姐姐上学，我当时只有几岁，在家中玩耍，还有两个妹妹只有一两岁，全家过着温馨而安宁的生活。
四合院的正房是饭厅，还有两间卧房，父亲住在里间，我和妈妈住外间。西厢房是姐姐住着，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每晚母亲催我上床睡觉时，父亲书房的灯总是亮着的，竟无一次例外。父亲的书房母亲是严禁我去捣乱的，受好奇心的驱使，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轻轻把书房门推开，我张大眼睛看，原来四壁书架上都放满了书，桌上也堆满了书，父亲低头正在写什么，看我进来，他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来了就做点事吧，让我在他看过的文件上打了一个印记。我记得，我把好几个印记的方向都打反了。
这期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时局十分紧张。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常常谈到深夜，有时声调激昂，有时又忧心忡忡。
一天晚饭的时候，父亲打开了一瓶酒，而且喜形于色，这时听到远处有隐隐约约的鞭炮声，接着近处不知谁家又放了一挂鞭。我问父亲，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说，今天这个节比什么节都重要，全民联合起来了，打日本鬼子。后来知道这是国共联合发表抗日宣言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终于爆发了。
我于193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事变发生时，我正读小学一年级。那天教师给我们讲了中国大刀队杀日本鬼子的故事，还讲了“最后一课”。那是一位法国作家用儿童的口气写的反对德国侵略的短文。最后教师用嘶哑的声音，声泪俱下地说：“我们决不作亡国奴！”同学们都哭了。
学校动员大家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送慰问袋。
回家后，我和姐姐忙着做慰问袋，并用平时省下来的几个铜板买了些慰问品，那天我很晚才睡，母亲也没催我上床睡觉。
那天母亲与父亲焦急地，紧张地讨论到很晚。京津高校师生准备迁往抗日后方，万众一心，喊出了“我们决不作亡国奴！我们要斗争到底！”当时母亲正在妊娠期间（怀着我弟弟），我们也都太小，难以跋山涉水，又怕影响大队人马前进，最后决定父亲只身前往，母亲带着我们留下。
我听说，有人劝父亲说，一个孕妇带着一群孩子，在日本统治区怎么生活？建议父亲暂到美国任教，并说在美国也可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助，而且美国很多知名大学都会乐于聘请他。后来母亲告诉我：“你父亲不会去，我了解他，他太爱祖国的河山了。他太爱自己的同胞了。他太爱他的学生了。平时还可能，但是在危难之时他怎么舍得离开他们！”母亲知道父亲是对的。她承担了一切。也许她未曾料到抗日战争持续了这么长，也许当时她未曾料到生活是如此，如此的艰辛。
在抗日的将士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以后，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大踏步地进了北京城。
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四合院，到了天津，暂住在由姑母处借来的半套房子里，那里是英租界，相对比较安全。
那个小小的四合院我以后再没有去过，但父亲书房的灯光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行前，父亲把我和姐姐安排在就近的一个小学读书，还带母亲走访了一些亲友，请他们多加关照。在一个阴暗晚秋的凌晨，他留下自己的爱妻和子女，只身走了。
父亲以他自己的行动教育了我，在自己心灵深处要永远把祖国，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是我永生铭刻在心的。
抗战八年，对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和在苦难中煎熬着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
父亲走后的最初几年，我们靠家庭早年的积蓄生活，积蓄用光了，母亲把父亲给她的几件定情的首饰都卖了。姐姐有很高的绘画天赋，她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艺术学院，为了养家，她失学了。姐姐后来做了中学教员。抗日的最后两年全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多少个深夜，当我从梦中醒来时，听到母亲洗衣服擦板发出格格的有节奏的声音，至今这个声音仍震颤着我的心。
我们学校离家较远，中午带饭盒由母亲装好，通常是一个小窝头，两块白薯和一小块咸鱼。很多次在课间操时（上午十点）我就把那些东西吃光了。记得是一个中午，我靠在墙脚下晒太阳。已经是初夏了，天还是那么冷，同学们呼唤我去打乒乓球，我真想露两手，可是我感到身子很软，站起来又坐下了。那年我十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母亲说过我的饥饿，我知道由于母亲的偏爱，全家我是吃得最多的。
由于贫困，母亲患了多种疾病，关节炎，脬肿，糖尿病，小便失禁等等。有些病到她的生命尽头也没有医好。
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中国人一定会战胜日本鬼子，法西斯必定灭亡。全家好像和日本鬼子比赛，看谁活得长。
父亲的来信是全家最大的喜事，每人都要看很多遍，信中倾诉了他对妻子，子女的思念之情，工作情况，最后总要告诉我们一些抗日胜利的喜讯。
父亲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才离开妻子可能会感到诸多的不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想到数千里之外亲人在受着苦难时，这些不知怎样折磨着他。
十多年前，一次我出差时在软卧车箱里碰到一位老先生，从我的同事那里他知道我姓潘。可能我长得像父亲，他问：“你认识潘承孝教授么？”我说：“正是家父。”他非常激动，站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抗战时他在位于陕西城固县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读书，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几次泪水在眼眶里转。后来我告诉了父亲，他说：“那时大家都离乡背井，师生之间感情很深。”
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全民欢腾和喜悦中迎来了一个个接收大员。遗憾的是这些衣锦还乡，西服革履的接收大员不久老百姓就称他们为“劫搜大员”了。
父亲在胜利后约两个月，把学校的事料理妥当后，先到上海看望了我的祖父，然后乘“蔡锷号”船抵达天津。全家都去码头迎接别离了八年的父亲。
父亲身着蓝布长衫，脚下一双布鞋。迎接他的人不少，第二天全国各大报都登了潘承孝院长抵达津门的消息。
父亲和母亲说了一夜的话。他们房间的电灯很晚还亮着。八年时间母亲承担了一切艰辛，这是可贵的。然而更可贵的是她竟无一句怨言。
父亲带回来三个箱子，两个褪了色的布箱子和一个棕箱子（后来我去陕南出差，才知道那是汉中的土产）。孩子们都好奇，想看看这三个土里土气的箱子里放着什么宝贝。箱子打开后，孩子们都有点失望，原来稀奇物件一个也没有。父亲送给我两个圆润半透明的石头，他说是去新疆时由和田带回来的。我一直留着，直到文革期间连命都顾不上的时候才丢了。
一位父亲的同事说：“你父亲的薪金不低，他平日省吃俭用，钱都存银行了，钞票贬值，钱都存没了。”我又问：“父亲为什么这身打扮？”他说：“你不懂，这叫名士派头。”后来我告诉母亲，母亲说：“什么名士派头，他和我结婚时，大学才毕业，还不是名士呢，就这身打扮。”
此后父亲留在北洋大学任教，以后还做过系主任和教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