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人民司法机关须迅速清理积案的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机关要采取慎重负责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抓紧清理积案，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处决，对有重大影响的反革命案件，迅速予以审判。并要求各地要统一计划，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力量，简化诉讼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尽快完成。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各大行政区分院、华北五省及北京、天津两市院长会议，公安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两会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揭发、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并对大规模开展镇反斗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自此，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及公安司法机关，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检查批判“宽大无边”右倾偏向的热潮，并制定了纠正这一偏向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各地还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镇反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纠正右倾偏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彻底纠正曲解“宽大无边”的偏向》的社论，嗣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着名民主人士许德珩、章伯钧等纷纷撰文，对“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的表现、危害、原因进行分析和批判，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纠正右倾偏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自“双十”指示发出到12月底，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右倾偏向基本上被扭转，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蓬勃兴起。
“双十”指示发出后，各地行动如何？落实怎样？毛泽东一直萦怀于心。为统筹全局，及时掌握全国镇反斗争的情况，他曾多次电令督促各地，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各大军区及军党委，直至县委，都必须向他和中央及时作镇反工作的专题报告，并指示各级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挂帅，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凡各地送来的报告，毛泽东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批阅，发现经验，就及时推广，察觉问题，就立即采取措施。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毛泽东批转各地的镇反报告，为中央起草的电报指示及有关信件即有129件。仅3月30日这一天，就批阅转发了中南局、湖南、山东及空军党委等4份镇反报告，还发指示电报及有关信件各一份。
对一些行动迟缓，镇反不力的地区，毛泽东更是严加督促指导，直至局面彻底改观。广西地处边陲，山高林密，向为匪患频仍之区。据统计，广西解放后仍有匪众9万余人，散落在民间的枪支达20余万支。加之解放较晚又剿匪不力，一度匪祸甚烈。境内的土匪又往往与特务、恶霸相勾结，发动暴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50年发生反革命暴乱数十次，大肆袭击围攻地方政府，甚至多次攻打县城，被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就有7219人，烧毁房屋25600余间，抢劫耕牛20余万头。柳江县板里村农民刘兆安，全家四辈5l口人，被匪首刘甫全部杀光。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950年11月14日给华南分局去电，对广西提出严肃批评：广西剿匪为全国最差者，其原因必有严重缺点。并令叶剑英立即前往广西帮助剿匪，务必在6个月内肃清匪患；待有成绩再回，否则不要回来。11月16日在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4号》的批语中，再次提出批评：“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成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中南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办法，并决定派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同叶剑英一起共同帮助广西抓剿匪工作。11月17日毛泽东又电告陶铸：在广西应久留一些时间，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再回。11月22日，毛泽东又电告广西省委：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12月29日毛泽东又电告中南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对广西剿匪望加紧督促，务于1951年5月31日前彻底完成任务。广西党政军领导在叶、陶的指导下，遵照毛泽东的多次电示，深刻检查“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研究制定剿匪作战争方案。发动党政军民协同剿匪部队作战，把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武装股匪与反霸肃特、收缴民间枪支相结合，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到12月下旬即歼匪55891人，处决匪首、惯匪、恶霸及其他反革命首要分子3000余人，使匪焰大降，民气大伸。毛泽东接到广西12月28日镇反情况及下一步剿匪计划的报告后，于1951年1月2日与9日两次复电省委书记张云逸，对广西镇反成绩及剿匪计划给以褒奖肯定。1951年1月16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广西剿匪大为开展，已歼匪9万余人，并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毛泽东24日复电叶剑英，广西剿匪“成绩很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向广西驻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提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并具体指示：要从部队抽调一大批干部配合地方干部工作，“用包干制办法，划分区域，负责到底，将剿匪、清匪、起枪、枪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经过广大军民半年的艰苦备战，到1951年5月中旬，广西全省境内除少数散匪逃到边境山林外，武装股匪基本被消灭。
天罗地网，疏而不漏
自“双十”指示之后，随着右倾偏向的逐步纠正，群众性的镇反运动日渐高涨。为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准确而及时，迅速而坚决地惩治一切反革命分子，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21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惩处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不仅表明了中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心，同时也为公安、司法部门提供了统一的量刑标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自此，镇反运动大张旗鼓展开，迅速掀起高潮。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反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和复杂的斗争，各地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放手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统一计划，统一行动，惟此才能保证镇反运动的完满胜利。党中央一声号令，党政军民及社会各界热烈响应。《人民日报》自2月23日至6月5日陆续发表了《为什么必须镇压反革命》、《对于反革命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处决反革命首恶分子》、《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再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加强在城市中镇压反革命工作》、《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活动》、《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打倒麻痹！人人都来防范和扑灭反革命活动》等社论，大力宣传镇反政策，批判各种错误认识，介绍各地经验，揭露反革命罪行，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反复强调镇反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一再号召要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公安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及许德珩、章伯钧等着名民主人士都纷纷撰文、作报告，阐述镇反斗争重要性。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召开会议，学习座谈《条例》，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拥护和支持镇反的决策。
2月28日，毛泽东还提议将《条例》、彭真在审议《条例》上的镇反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及史良的《坚决正确镇压反革命活动》一文编印成册，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人员认真学习。全国各地也都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召开群众会、干部会、座谈会、各界人士联席会、协商委员会扩大会、控诉大会、公审大会以及利用电影、戏曲、幻灯、广播、报刊、传单、小册子、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使党的镇反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共召开各种动员会29626次，参加群众累计达338万人次（当时北京仅200多万人）。天津召开各种动员会21400次，参加人数累计220万人次。上海组织大小不同规模的反革命罪证展览800余次，并印发了大量宣传品，仅《条例》即达240万份，全市平均每两人一份，从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到街道里弄，到处是学习《条例》，讨论镇反的热潮。据河北省8个地区，4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召开审判控诉大会653次，被害人登台控诉反革命罪行的3693人，参加群众达39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