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在西柏坡，毛泽东两次要求访问莫斯科面见斯大林都为苏联人婉拒，1949年底的北国之行，毛泽东与斯大林相见又是什么样的情景？为什么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郁郁寡欢、一言不发？毛泽东是否曾对斯大林诉说过十年内战期间所受的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又是什么态度？
行程万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
大约12月6日，毛主席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国家初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特堡尔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等至新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
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扶住他，并把他搀回了列车上。几个钟头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有发生。
从此，主席不再到月台上散步。在雅罗斯拉夫尔，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主席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主席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斯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主席。
6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着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定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伯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主席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署，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斯大林让步了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
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就是见到斯大林，也不会反映他受到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
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
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们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己、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米高扬提议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即地铁）、集体农庄及苏联各负责人。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