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我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先后进行了岔口战役、清涧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而使党中央的安全有了保征。“九支队”在神泉堡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节。毛主席在神泉堡起草了着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由毛主席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在六十七条口号中，由毛主席加写上的有十五条。在“坏人悔过自新”后边，毛主席又加了一句“准许将功赎罪”。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个《宣言》、两个《训令》的发表，使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感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真的来到了！
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1947年12月会议11月22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来杨家沟之前，毛主席在佳县的谭家坪住了几天。他走门串户，访问了十几户贫苦农民，由于支援前线、敌人摧残，加上庄稼受冻，陕北人民的生活很苦，有些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焦急、难过，立即找到佳县县委书记说：“一定要把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切切实实地安排好。我讲的切切实实，就是说不是一个区、一个乡地安排，而是要一村一户地安排。”来杨家沟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商量决定，“亚洲部”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一两粮，帮助群众渡荒。毛主席每次吃饭都要问管理员：“今天我的一两口粮节省下来了吗？”他还对饲养员说：“把大青马的料减上一半，我以后出门可以少骑马。”很快地，“亚洲部”全体人员节约了70石黑豆和30石小米，分给杨家沟和邻近各村贫苦农民。
杨家沟是陕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全村270多户人家，就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其余200户人家中，除1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毛主席不但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参加杨家沟的土改，而且还抽空亲自参加土改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在部分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毛主席听到有的干部随便没收粮食时说：“贫雇农生活困难，中农有粮食可以借，将来逐步还，但不能没收。”他一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打了一个比方说：“贫农好比骨头，中农是肉。一个人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就不成其为一个人了。”
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罗迈（李维汉）、李涛等人。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决定指出，毛主席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林彪在1947年春夏之交曾经打电报给毛主席，建议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100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在12月会议上，又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主席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在撤离延安8个月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使毛主席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分析敌我形势时说：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这一两年来才解决。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困难严重，我们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但可以解决，根本出路是土改，而蒋介石没有出路，况且我军主力又打出去了。
毛主席说，从现在到明年1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以前我们希望高潮有城市暴动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困难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战争需要不问断的，不让蒋介石喘息，但也不能说死。我们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政策，依靠群众。
毛主席说，关于统战，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以便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害怕到国民党区去，害怕美国。到国民党区，我们三路出兵，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证明了并不可怕。第二是对中间派认识模糊不清，但政治上打击与经济上消灭不同，内战时期混淆了这两点。因此，对中间派问题也是既反右又反“左”。对消灭封建阶级，如同对美蒋斗争一样，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中则要谨慎。有的同志则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
毛主席最后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会议讨论时非常热烈，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同志先后发言。恩来同志说，半年转入进攻，各战场无例外地转入主动。现在切忌骄傲，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彭总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中易于去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亦如此。华北各根据地土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均由“大体上已解决”的估计而来。贺总说，陈赓一出去就搞土改，我觉得是太早了。伏牛山土地很集中，地主都有寨子武装。要先消灭胡宗南反动派，统一战线要广泛些，等站住脚再保护群众翻身。西北野战军到关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另外，部队中非战斗员太多，要精兵，提高质量。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结论。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20年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北伐时期局面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
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太多，一直到长征，这是革命的最大难关，幸而渡过。抗日时期，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本投降，形势一直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不能还手的地位。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分心，对形势只能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出结论。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我们确实是占了优势。毛主席还说，我们这次会议，同今年7月小河会议不同，要解决新的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所以提出，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
在报告中，谈到10月13日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时，毛主席说：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增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毛主席又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土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反“左”。
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毛主席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肯定了的。2.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推翻地主阶级，这是不错的。我们要打垮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但不能用打蒋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千百万地主富农。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此次会议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
12月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经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营垒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也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开会期间，正是毛主席54岁生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主席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那天，毛主席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同志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947年快要过去了。毛主席把“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辞旧迎新。人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正是在这一年，如毛主席在解放后一次谈话中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总理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一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75亿人口的国家，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10亿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这番话，各大队负责人体会最深刻，感觉最亲切，因为他们从延安撤出以后跟随毛主席转战千里，亲眼目睹了这个伟大的事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尤其钦佩毛主席的预见性，由衷地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列宁曾经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人们亲眼看到，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预言“3个月到5个月”、“斗年之内”要“消灭共军”等等，最后都变成了昏话破产；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也许今年、明年、后年”等等，最后都变成了事实，而且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原因是，蒋介石依据的是反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毛主席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回顾以往，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心情激动。他对各大队负责人说：“
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
当1948年元旦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又一次预言：“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而毛主席在陕北的杨家沟，热情地向大家举杯祝福：“1948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
（胡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