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检讨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左’的错误最后的一次。”
在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时，博古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当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意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的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在“左”倾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同志所作的检查，得到与会者的谅解。毛泽东在5月26日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提到此事，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的同志都一致欢迎。
大会在听取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开始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与提名方式进行了讨论，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和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不选，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泽东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澄清了大家原来不明确的问题，一致拥护毛泽东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31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这是他在七大的第六个报告（包括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在内）。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在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后，又讲了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在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的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他还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泽东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候选人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他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6月9日开始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中央委员，6月10日宣布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
酝酿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毛泽东认为王稼祥同志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他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
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闭幕会最后，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整风之后最终确立了。延安整风在组织上展现了它的成果。
（高新民张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