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的昆明，是中国民主知识分子集中的堡垒。革命的火种终在1945牟12月1日由青年学生点燃了……
一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两条战线。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与这条主要的战线相配合，还有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个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而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二·一”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对内战，争取自由”。它首先由昆明的爱国学生发动，随即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这个运动反映着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热切愿望，表现了他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激烈抗议。
在8年抗战中经受了深重的苦难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广大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战后的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此，毛泽东并偕周恩来等直接赴重庆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了这个方针，并与中共签订了相应的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谈论和平与团结是虚伪的，它的主要企图是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九十月间，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和谈判刚刚结束不久，它就出动数十万大军大举进犯华北解放区；11月初，它又出兵关外，以“接收主权”的名义，大举向东北的解放区进犯。11月间，它的高级将领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拟定对解放区的通盘作战计划，企图在6个月内就全国范围击溃人民军队主力，而后按42个军区的划分进行分区“清剿”。至12月初，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包括它动用的伪军及日军在内，总兵力已达195万人以上。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内战的阴影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这种情况，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忧虑以至愤怒。
国民党当局要发动内战，必需安定后方。所谓后方，当时主要就是云、贵、川等省。云南的省会昆明是国民党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并驻有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作战心理部，国民党的陆军总部也设在这里，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云南长期处于地方实力派龙云的统治之下，龙云当年是民盟的秘密盟员，中共曾派人与他进行过联系，并通过民盟的代表人物对他做过工作。对于云南，国民党中央政权是无力全面加以控制的。因此，“在‘内战第一’的目标下，云南被认为是‘自由太多’的地方”。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国民党政府遂于1945年10月2日下令免去云南省主席、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本兼各职，并着所属部队一律改隶。3日，云南省政府被国民党中央武装改组，蒋介石集团的嫡系，C.C.分子李宗黄代理了云南省主席的职务。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云南的地方部队曾发生枪战，“使无辜的市民饱受惊扰，而且遭遇到并不比一次敌机的空袭更少的死伤”。李宗黄等人在云南主政之后，大力推行特务统治，公开进行反共活动。他们并以清查散兵游勇为名，到处捕人；报纸期刊也受到严格的统制。在他们的纵容下，官吏们大肆贪污勒索（李宗黄本人在2个月中就搜刮了烟土40万两、公馆2座、小汽车8辆、现金23亿元）；军队则公然进行抢劫绑架（仅10月下旬，昆明发生10多起武装抢劫案。“这些劫案的盗匪都是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轻机枪或手枪者，有几起劫案里，盗匪还用吉普车作交通工具”）。他们用行动逐步打破了人们对于蒋介石集团所抱的幻想。在“一二·一”运动之前，云南农村中已有小规模的零星斗争，昆明的学生则在酝酿着开展新的反抗活动。
当时的昆明，有“民主运动的堡垒”之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设在这里。北大等校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在这些学校中，聚集着一批富于爱国思想和民主精神的青年学生，而党曾经在他们中间进行过长期的工作。1938年秋，在党的领导下，联大进步学生就重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支部，并通过进步社团群社等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联大党的总支部成员曾发展到40余人，约占云南全省地下党员总数的1/4。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力量的迫害。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联大
100多名党员和群社社员撤退到了云南边境各县，在那里从事民众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撒播革命种子；一些尚未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则继续留在联大，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在反动势力猖獗、斗争暂时趋向沉寂的条件下，进行着团结同学、准备力量的艰苦工作。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从外地转来昆明，进入联大，从而使这里的民主力量的核心得到了加强。经过3年时间的积蓄力量；1944年夏，以纪念“五四”的盛大活动为标志，联大的民主运动又重新走向高涨。在这一年秋天举行的选举中，当选的学生代表绝大多数是党员和进步学生；他们并从三青团分子手中夺回了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1945年1月，先进青年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第一支部在昆明正式宣告成立；5月，成立了第二支部。“民青”的章程明确规定“接受中国最先进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盟及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并“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党领导青年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民青”下属的两个支部是平行支部，不发生横的关系。一支部由袁永熙、洪季凯（德铭），王汉斌、谭正儒（严振），萧松等负责，二支部由马千禾（识途）、何志远（功楷）、李明、许素谔（师谦）、李晓（曦沐）等负责。中共云南省工委则由书记郑伯克分别与袁永熙、马千禾（后为李明）等联系，对“民青”的活动进行指导。在党的领导下，“民青”一、二支部分别在各大中学生、工人和职业青年中发展组织，建立分支部。到1945年11月底，即“一二·一”运动爆发时，“民青”一、二支部在昆明的盟员已发展到300人左右，他们掌握了昆明学生联合会学联主席，（在1945年“五四”以后，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事务理事、党员齐亮担任）和29所大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建立了一个工人分支部和几个专县的学校分支部。与此同时，党还在民主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一批知名教授也在党的影响下逐步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这就是说，“一二·一”运动之前，昆明的民主运动已经具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上述种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爆发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以及这个运动首先发生在昆明，都不是偶然的。
二
“一二·一”运动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从1945年11月25日联大时事晚会事件到12月1日昆明惨案发生前夕，这是“一二·一”运动的始发阶段。
当时，国民党正调集大批军队进攻或准备进攻解放区。11月5日，中共发言人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真相。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行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为了响应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11月24日，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学生自治会商定在云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当晚，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首长联席会议议决“一切集会或游行”非经核准“一律严予禁止”。李宗黄并亲往云大命令校方不得出借校地供作会场。于是，四校自治会决定将会场移至联大，名义改为联大自治会主办之校内集会。25日，时事晚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举行，到会4大学及部分中学学生6000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文逵等4位赞成和平民主的教授先后在会上作了反内战讲演。晚会开始后，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即武装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恫吓到会群众，并割断电线，熄灭灯光，以破坏会议的进行。而群众则在弹雨之下，用煤油灯照明，继续开会。在晚会进行中，一国民党特务头子又冒充“王姓老百姓”上台大放厥词，声称“目前有人称兵作乱，此系内乱而不是内战，自当设法予以平息”等等，也被群众哄下台去。晚会终于坚持到底，并在通过反内战宣言和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之后宣告结束。散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企图禁阻到会群众人城返家。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竟发布“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对与会师生竭尽诬蔑之能事。
时事晚会事件暴露了反动当局坚持内战政策的立场，深深激怒了广大群众。26日，昆明30余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举行了罢课。他们组织了昆明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并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主张：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同时要求云南当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
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