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5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是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5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罗隆基在他关于旧政协的回忆文章中就专门谈到他同王若飞在政治小组中的合作情况，他对此是很感动的。后来在王若飞的追悼会上，他又表示了为争取一部民主的宪法决不让步的决心。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斗争中对美国一直抱有幻想，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壮大第三方面的力量，但总的说表现是好的。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
1941年起成为我党对外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会见的场所之一。）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即使对青年党，我党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它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它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为止。这是我们对青年党以及同青年党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们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
还有几个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当时未能参加政协会议。他们都很关心会议的召开，在会外积极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如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积极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中央派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飞返延安途中不幸遇难，即“四八惨案”。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邓发是出席国际工会会议刚回国，准备回延安的。黄齐生是党外人士，他原先在延安，因为认识一些国民党人，想到重庆做点工作，一看没什么可干的事又回来了。叶挺是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接到毛泽东贺电，带着夫人和孩子到延安来的。4月8日那天，阴云密布，边区参议会正在开会，休息时，我和一些同志在会场外散步，听到上空有飞机盘旋的声音，不见下来。次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县查问飞机下落，不得。过两天，知道飞机因不能降落，飞往北平，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失事。“四八”烈士遇难，延安、重庆都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写了一幅挽联“惨剧何来，把血债记在反动派身上；民主必胜，愿英灵安息人民大众中”。
当时旧政协谈判正紧张，中央决定我去补代若飞、邦宪的工作。4月18日，烈士遗骸运至延安机场，我去一一致敬，19日即乘送李培之等回延的飞机去重庆了。到重庆后，环境、工作、生活都是突变。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都有丰富的同国民党谈判的经验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严肃的任务，又是一个很好的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我到重庆时，正值宪草“起草小组”开会期间。其实并非起草，只是将国民党1936年订的“五五宪草”与张君劢在政协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草案比照研究，提出问题与意见而已。这之前，是由秦邦宪和齐燕铭参加这项工作的。我参加了“起草小组”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云五、邵力子、张君劢等人。我方对宪草修改问题，原先有一个草稿，是秦邦宪起草的，因为他牺牲了，我也刚去，未暇多加研究，因此，我即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凡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政协各方代表就达成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同意保持原“五五宪草”中的“五院制”，并一致决议：（一）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二）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立法院可以否决行政院的措施；（三）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与监察机；（四）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得制定省宪。政协会后，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竟整个地推翻了以上决议。国民党反动派胡说上述协议违反了孙中山的遗教，提出：（一）必须坚持以“五五宪草”为宪草修改蓝本；（二）立法院不应对行政院有同意和不信任权；（三）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与弹劾权；（四）省不能制定省宪。这就是说仍然要原封不动地保留“五五宪草”。“五五宪草”的实质是：中央集权、总统独裁，人民自由权利被剥夺，民族自治权利被取消，是一部保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御用宪法。
综观宪草一案的斗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这个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一项，坚持不让，一开始即成僵局。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国民党要中央集权，我们要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要否定我们的解放区，这是关系到保护我们根据地的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到了4月21日，孙科又召集了一次宪草小组会，我被邀参加，争执一场仍无结果。我在重庆27天，有10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到南京后，也用了不少时间研究宪法，但是，由于国民党整个地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宪草修改一事终成泡影。
我在重庆期间，董必武陪我到各处进行礼节性的走访，因为我刚从边区来，需要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圣地、民主堡垒，许多人很向往，很关心，很想知道边区的情况。当时陶行知等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对象有中小学教员，小公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工商从业人员，失业青年，在校学生。邓发、张友渔、章汉夫、潘梓年、华岗、许涤新、孙起孟、于刚等许多同志都在那里讲过课。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西南地区的干部。社会大学要我去讲讲边区的情况，我去讲了两次，内容是介绍边区抗战、土改、“三三制”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听了很感兴趣。此外，我还参观了育才学校（陶行知1939～1940年创办的一所学校，曾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战士）。
1946年4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于5月3日先行到了南京，我和董必武后走，包了一架飞机，机上有我们一批干部刘宁一、张晓梅、陈家康等二三十人，民盟派往南京打前站的叶笃义也搭机同行。飞机起落两次都没有飞成，一检查，发现飞机有严重故障。我们曾登报声明，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抗议，后来分乘班机到达南京。这次飞机事故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只有邵力子一个人来看我们。邵力子先生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每当谈判遇到危机的时候，他都要来和我们谈一谈。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分别负责外事、军事、新闻、统战、妇女运动等工作。齐燕铭是代表团的秘书长，钱之光是代表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是副主任。梅园新村30号楼上，是代表团的机要科。这是三间低矮、狭窄的小阁楼，平时就气闷难受，到了盛夏，简直象个大蒸笼。机要人员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平时，在我住的办公室，经常有许多客人，每当一来人，对面3l号楼住的国民党特务就出来监视，我们不管，照样谈我们的。
到南京，我们就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第一件事是与国民党交涉给我们出版报纸的合法权利。我们找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彭便推给内务部长张厉生，找到张厉生，他又推给彭，他们互相推诿，表面上恭恭敬敬，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实际上就是要扼杀我们报纸的出版。我们连印刷机器都已买好放在上海了，可就是不让出版。这样，新闻组的同志便根据谈判斗争情况，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稿，以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编写和油印出版《新华社通讯稿》，分送到各党派、各报社和文化新闻机构。我在代表团，起初主要研究宪法，以备国民党倘能停战，则可将宪草一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陆定一于六月初随恩来回延安后（恩来三天后就回来了，定一留在延安），我又代管宣传工作。廖承志也是搞宣传工作的，还有范长江、梅益等同志。这时期我曾主编《群众》杂志，杂志的稿子是我们在南京编好，送到上海由章汉夫、潘梓年、乔冠华等同志负责印刷和出版的。
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破坏政协决议
蒋介石本无实行和平民主的诚意，政协决议刚刚签定，国民党反动派就着手破坏。在重庆，他们指使特务制造了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纠集暴徒和诱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举行反共示威；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在北平，他们唆使一伙流亡地主和地痞流氓，组织“还乡请愿团”，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表示要“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意在政治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及至3月20日，国民党又召开了它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公然说：“政协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政协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会承认的。”这充分暴露蒋介石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从政治上，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首先是东北，这是美蒋急于占领的地区。早在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时，我方就主张停战应是包括东北在内的全面停战，但是国民党不同意，以“恢复主权”为名，坚持将东北除外。我方让步，协定中保留了“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一项，这是为了达成停战协定。但是，在美帝的大力支持下，蒋军连续向东北增兵达七个军之多，不断向我发动进攻，3月中悍然攻占沈阳。在我方及其他各方的不断呼吁下，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曾经达成一个东北停战协定。国民党一手签订协定，一手又加以撕毁，继续扩大东北内战，开始向长春进攻。5月22日民盟代表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电文，吁请即刻停战，并提出三点建议：（1）中共军队撤出长春；（2）中央不再进兵长春；（3）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所有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中央简命之。毛泽东于同日电复民盟，表示“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5月23日我方主动撤离长春。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气焰更加嚣张，于我军撤出长春之日飞到沈阳，经马歇尔向我方提出有关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1）必须竭尽全力促成交通的恢复；（2）必须规定在一定日期之内实行军队复员和整编方案；（3）当意见不一致时，应由美方作出最后决定。一句话，要我们屈服。至于赋予美方最后决定权，则完全是丧权辱国的行径，对此，我们当然进行坚决的抗争。在关内，5月间，蒋介石调集了30余万兵力，将我中原军区六万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据当时统计，自1月10日至5月20日，国民党向我之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用兵258万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座，县城36座。
六月停战谈判
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以后，为了进行新的军事部署，再次玩弄假和平花招，于6月6日下了一道期限为15天的停战令，要求我方在15天内提出“完全停止东北冲突的详细办法”、“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并迅即实施“有关全国军队复员统编整编”。说这是给中共“一个最后反省机会”，并一再强调“中共必须接受美方最后的决定权”。
15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方为不放弃任何机会争取和平，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内战的真面目，除“美方最后决定权”一项决不承认外，仍同意与国民党商谈。
在10余天的休战与谈判期间，围绕着“美方最后决定权”、“恢复交通办法”、“东北整军”等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坚持要我方撤出察哈尔、热河两省，威海卫，烟台两市和苏北，想把我们赶出铁路线和大城市，形成对我方的包围圈。他们昼夜运兵运粮械，部署对鲁南、苏北大进攻；发动舆论工具，妄图将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于我。他们还封闭了北平《解放》
3日刊。对我方的宣传工作施加压力。在谈判中，我方提出逐案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达成一个协议就签订一个协议，而国民党却要求一起解决才肯签字，这就暴露了他们本无丝毫和平诚意，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欺骗人民罢了。6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将休战有效时间延长8天，接着又提出新的条件，要我方退出苏北、皖南、胶东半岛、张家口、承德、哈尔滨、安东及一切铁路线，而所有撤出的地区均由国民党进驻。他们想用军事上的优势压我方屈服的狂妄企图，使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本着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都努力争取，同时用事实来教育人民的精神，我方以极大的容忍承认了《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所提出的关于整军方案修正及其执行之初步协定》，同意在军队的驻地与数量上予以考虑。但为保证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和土地改革的成果，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我方退出的驻地。停战谈判未得结果，关内大战迅速展开。当时的主要战场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地区。国民党用于内战的正规军达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蒋介石、陈诚吹嘘说：2个月消灭苏北中共军队，5个月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的一片叫嚣下，于7月3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上通过了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这种片面宣布国大召开日期的行径，是他们彻底破坏政协决议的又一次大暴露。此时，中共中央发布了着名的《七七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坚持和平的决心，并提出四点紧急呼吁：（1）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停战令；（2）重开治协商会议，以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3）迅速复员裁兵，彻底废止军队只属于少数人的军阀制度；（4）美国必须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取消对华租借法案，立即撤走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及军事顾问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