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里，张闻天先后发表了《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国的危机与它的出路》《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等近百篇文章，为苏维埃政府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依据。
真心为民的张主席
在瑞金，张闻天以中央常委身份分管政府工作，他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这一天，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张闻天的心情却并不因工农自己的节日到来而愉快。苏区已普遍贯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这部在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劳动法》，是依照城市工人运动状况来制订的，现在完全套用到以农村为主的苏区，执行的结果令他坐卧不安。不久前，在赣东北横峰县看到的一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有位雇农陈克思，与雇主签订了一份合同，每天劳动6小时，讲明不挑40斤以上的东西，报酬由8元上调至16元；还有位放牛娃，每天放牛4小时，报酬也从4元增加到16元。这种大幅度缩短劳动时间，漫天要价的工资，使一些雇主承受不起。农活忙不过来，又雇不起人，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像这样不切实际的规定在《劳动法》中还有很多，如成人每日工作8小时，青工6小时，童工4小时，周日不做工；工人抽烟、穿鞋、理发、治病等费用统统都要师傅负责，结果，师傅都不愿带徒了；还有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长短，都不得克扣工资。种种规定，使老板不堪重负，只得关门大吉。
针对这些情况，张闻天认为不能机械执行《劳动法》，这不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不利于发展苏区经济，不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为此，他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文中呼吁“要求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突出强调修改《劳动法》，“使《劳动法》更能够适合目前的环境与需要”。后来，中央政府对《劳动法》作了修改，使之比较合乎苏区实际。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府工作。
这时，江西万泰县发生一起数千名群众集体逃跑事件。从万泰县苏维埃政府送来的报告看，其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因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剿”侵犯，另一方面群众脑子有问题。县苏的处理意见是不再给群众开路条，以后抓到“反水分子”，公审后，根据群众意见枪决。
张闻天深感这起事件关系重大。他没有轻率下结论，而是亲自找到从万泰回来的同志询问，了解到真相与此相反。导致群众逃跑的原因是领导本身的错误，工作粗暴、霸道，“在推销公债、扩大红军和收集粮食方面采取了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的办法”，动不动对群众以“坐禁闭、罚苦工”，“常常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作地主富农”。“他们无论到哪里，要群众预备酒肉给他们吃喝”，“常常利用募捐帮助红军战争的名义，进行敲诈”。“群众惧怕这些人，群众不敢同这些人讲话”，以致造成这种局面。
张闻天在一份材料中，严厉批评万泰县领导说：“你们会在县苏的房间里今天发一个‘命令’，明天发一个‘训令’，后天发一个‘通令’，但始终不肯到下面去巡视一下，考察一下事情的真相，你们想用空喊拥护中央的路线，来代替对这一路线的实际执行，显然是劳而无功的。”他还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从万泰事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作为中央政府主席的张闻天，始终注意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减轻苏区人民负担，密切干群关系。中央政府带头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后，他坚持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率先垂范。听说沙洲坝村杨大娘的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家里没有柴火，他便利用礼拜六上山砍柴，亲自挑到杨大娘家。1934年3月13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张主席帮助红属砍柴》为题，生动记述了这一感人的事迹。在张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身体力行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在人民群众之中深深扎下了根。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曾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瑞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之一的他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与了解，与受到“左”倾排挤、身处逆境的毛泽东逐渐走到了一起。
古樟掩映下的沙洲坝元太屋有两幢破落地主的私宅，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的驻地。1934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一同住在这个院落里。对毛泽东这位刚强的湖南汉子，张闻天已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不时地主动去探望毛泽东，征求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并嘱托中央政府各部门向自己汇报的同时，还要去请示毛泽东。
有一次，张闻天与毛泽东作促膝谈，起身离开时不慎碰翻了一份墨迹未干的材料。张闻天忙弯腰拾起，一看是毛泽东刚刚写成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文稿，便不禁由衷地钦佩他淡泊名利、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提醒自己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久，张闻天结合调查研究所得，很快写成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与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合订在一起，由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开出版发行。这部着作，为指导苏维埃政权建设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闻天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在实践中摒弃教条主义，这使得他日益深刻地认清了“左”倾错误的危害，也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思想转变，极其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广昌战役指导思想与博古、李德的尖锐对立上。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最艰苦的时期。在讨论广昌战役的军委会上，张闻天再也忍不住了，他挺身而出，反对博古、李德与敌人拼消耗的战术，与博古争得面红耳赤。博古岂能容忍，反讥张闻天是“普列哈诺夫反对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张闻天也不同意博古的关门主义手段，而与毛泽东取同一立场。血的教训使张闻天彻底醒悟过来，终于站到了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一边。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放出了公开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炮，为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和党内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这以后，张闻天也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
（原载《从瑞金走出的共和国元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
张闻天
暨首届客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菩萨蛮·大柏地》，毛泽东这首脍炙人口的着名诗篇，豪情满怀，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词中的“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指的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军成立以来的最有荣誉之战争”——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是江西瑞金北部的一个山区圩镇，距离县城60华里，与宁都县接壤。境内群山环抱，树木葱茏，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有一条山道随南北走向的峡谷弯曲回转，幽谷深壑，险要异常。
1929年1月，毛泽东为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实施“围魏救赵”战略，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经遂川、上犹、崇义、大余等十几个县，连续行军2000多里，2月9日到达瑞金大柏地。正逢风雪严寒，红四军缺衣少食，沿途屡遭敌军拦截和袭击，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与敌人拼了。敌刘士毅部仍孤军穷追，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战机，巧借大柏地陡峻的地形，设伏歼敌。
担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与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研究作战计划。会后，毛泽东征得老表同意，借来了两块门板，在祠堂内搭成简易的床铺，住在王家祠大厅内。
2月10日，阴雨绵绵，敌军骄狂向大柏地冒进。红四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摆下了“口袋”阵：28团2营为前哨，占领了杏坑一带制高点，掩护主力在大柏地安全展开；28团1营从右翼侧后迂回，断其退路；28团3营占领牛廖坑东侧高地，正面阻击敌军；31团及军部特务营向敌右翼侧击。下午2点，眼看追敌越来越近，1000米，800米，500米，300米，乖乖进入“口袋”中，毛泽东心里暗暗叫好，冲着敌军喊了一声“狠狠打”。顿时，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往日空寂的山野响起，战斗打响了！敌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求胜心切，蜂拥而来。我军英勇反击，越战越勇，子弹打光了，用枪支、树枝、石块与敌人拼死搏斗，不断收紧包围圈，敌军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1日早晨，大雾迷茫，红军实施反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军。敌人吓得丢下枪，跪地求饶，四散奔逃。到中午全歼围困之敌，活捉敌正副团长肖致平、钟桓以下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取得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首次胜仗。
大柏地战斗，红四军扭转了战局，大振军威。9月，陈毅向中央所作《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称：“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一胜仗，既是红四军带给赣南人民的新年贺礼，也为红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1933年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看到雨后的大柏地，山峦叠翠，云蒸霞蔚，不禁回想起大柏地战斗的情景，写就《菩萨蛮·大柏地》。其中“弹洞前村壁”指的是杏坑村，“关山阵阵苍”指的是古楼岭。解放后，为纪念大柏地战斗胜利，将“杏坑”命名为“前村”“古楼岭”命名为“关山”。当年红四军部署大柏战斗会议会址及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已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关山拥翠成为瑞金十景之一。大柏地因毛泽东指挥的大柏地战斗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也因毛泽东的不朽诗篇而声名远扬。
（原载《心桥》）
毛泽东与大柏地战斗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红都瑞金一片哗然。终日坚守在中革军委的无线电报务员突然收到一份从上海发来的密电，译电员张亮（项英的妻子）译毕电文，内容是报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这次“围剿”的战术和部署。她当即把电报交通讯员送给博古。博古略一浏览，卷起电文急速跑到沙洲坝白屋子的那幢“独立房子”，与军事顾问李德一起仔细研读起来。
三年前，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摧毁。这么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是谁从上海发过来的呢？
此时的上海，尽管笼罩着白色恐怖，但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在这里却很活跃。负责人是约瑟夫·华尔顿（真名罗伦斯），立陶宛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上校。这人40岁左右，仪表堂堂，蓄有短须，能操德、俄、英、法四国语言，异常精明机警。他在上海可说是来无影去无踪。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这样叙述：“当时上海英、法租界的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的特务，几乎全体出动去调查华尔顿的住址和与他有关系的人，结果一无所获。而且很长时间连他的国籍和真实姓名都没有搞清楚。戴笠骂这些人饭桶，蒋介石则骂戴笠不中用。”
这一电文，正是华尔顿让人发往中央苏区的。而搜集到这一重要情报的，则是打进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刘思慕。
刘思慕是广东省新会县人。1919年，他在广州南武中学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和一些同学参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运动，担任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学艺部部长。
1923年，刘思慕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岭南大学文科，与廖梦醒是同学，在岭南大学附设中学兼课时又教过廖承志，所以与廖氏姐弟交往较多，常有机会面聆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女士的教诲。1925年国共合作时，21岁的刘思慕加入了国民党，追随廖仲恺先生成为国民党“左派”。后来，他的同学甘乃光在学校发起了一个名为“左派青年”的小组织，他也参加了，开始读点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同年，他参加廖承志等领导的岭南大学职工罢工运动和广州“六·二三”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受到了革命洗礼，但也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1926年，他被迫离开岭南大学。
同年11月，刘思慕到了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就读。在这里，他感到耳目一新，更加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刘思慕对蒋的背叛行径十分气愤，对那些看风转舵、卖身投靠蒋介石的旧友很看不起。从苏联回国途中，他扔掉国民党党证，毅然脱离国民党。
1932年春，刘思慕只身来到德国，就读于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办的法兰克福社会科学学院，不久赴奥地利，进维也纳大学经济系。次年秋回国。
刘思慕从德、奥游学归来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遭受挫折，他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明白自己是属于革命营垒的。他来到上海，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
当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刘思慕奔忙了十几天毫无效果。有个朋友给他提供了一条寻找线索，刘思慕当即赶到朋友指点的那个地方，却被一伙国民党便衣特务抓住盘查，差一点被关进大牢。后来，刘思慕从上海的报纸中获悉在江西南部山区有一块很大的革命根据地，那里有中共组织和红军武装力量。他十分兴奋，准备奔赴江西投身革命，又一个朋友提醒他，路途遥远，盘查很严，你怎么去得了呢？就是真的去了，又有谁来证明你的身份呢？
正当刘思慕左右为难的时候，他遇见了留苏时的同班同学顾淑型，顾女士告诉他，有个进步的国际组织要一个能把中文资料译成英文的人，问他是否愿意承担。
刘思慕考虑再三，认为自己单独寻找中共组织确有困难，不如先到这个国际组织干一阵，然后经过国际组织的介绍再去江西苏区，于是他欣然答应下来。
次日，顾淑型介绍他与肖炳实见面。
肖炳实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已从顾淑型那里知道了刘思慕底细的肖炳实，只问了他一下生活近况和目前打算，便替他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租了一个单人房间，借给他一架英文打字机，并拿来一些中文文件让他翻译，约定译好后亲自来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