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行的，到第二天傍晚，才到达上海北站，短短三四百公里的路，足足走了二十四个小时。车上没有电灯，没有水。到处站满了人，空气污浊，拥挤不堪，没有丝毫可以活动的空间，想上厕所都不可能。大家都不吃不喝，一动不动傻子似的坐着。周作人后来每念及此，就“深深感到奇异，所可异的不单是我个人，乃是全列车的人都全忘记饮食便利，毫无怨言地担受着苦难”。
到了上海站之后，他们雇了两辆三轮车，赶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的福德里尤炳圻家，天已经快黑了。这时的周作人才缓过劲了，感到口渴和想要小便。尤家人都出来迎接，尤老太太一面忙着张罗招待客人，一面操心着祀神的事情。那天正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陆续响起，又让周作人想起了往昔家乡祝福夜的盛况。在狱中只能写“新年拜岁换新装，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之类的打油诗，如今又能重食人间烟火，他的内心不免充满了喜悦。
从这一天起，周作人成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同年八月十五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这半年时间，周作人时常与友人饮酒聊天，为求字者写诗题画，过着比较悠闲的文人生活。以至于几年之后，他还写文章，津津乐道于战乱中偷得一时之乐的时光。
周作人当时真实的心绪怎样？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作中窥知一二。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周作人为友人作题花鸟画诗四首，分别是《月季花白头翁》、《牡丹鸡》、《野菊鸡》、《木兰芙蓉鸟》：
月季花白头翁
应是春常在，花开满花栏。
白头相对坐，浑似雾中看。
牡丹鸡
花好在一时，宝贵那可恃。
且听荒鸡鸣，抚剑中宵起。
野菊鸡
寒华正自荣，家禽相对语。
似告三径翁，如何不归去。
木兰芙蓉鸟
木兰发白华，黄鸟如团絮。
相将送春归，惆怅不得语。
虽是咏物，但是言为心声。那种迷惘、惆怅、思归和无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和上海其他市民一样，周作人最忧虑的还是自己的钱袋不断缩水。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周作人重新开始写日记，这标志着他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为了能多挣点钱糊口，周作人陆续从事一些写作和翻译工作。《自由论坛报》
的晚报副刊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起到四月十日止的二十天内，陆续发表了他的不少随笔。周作人还根据英国韦格耳着《勒斯波思的萨波，他的生活与其时代》
一书，编译《希腊女诗人萨波》。
而让他更为动情的是，在当时的情势下，此书能出版有赖郑振铎的大力支持：
老朋友没有因为他是汉奸而疏远他，抛弃他，使他感到了友情的珍贵。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周作人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
周作人在信中，一开始谈的是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支持，实际上是在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接下来，周作人则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即自己那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过去”。他介绍了自己那段就任伪职的不光彩的经历，并辩解是迫不得已才担任伪职的，他担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是为了抵制破坏性更大的王揖唐等人。而且，他对于日本方面，也并非真心实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责，等等。不管周作人这封信是否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周作人藉此及时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其中虽然不乏投机的成分，但其意图显然是为了求得共产党高层的谅解，为自己的未来谋一条生路，或者说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境遇，以图安度自己的晚年。
共产党人会“谅解”他吗？至少周作人是抱着几分幻想，否则他不会写这封“思想汇报”式的信。这幻想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心存侥幸的是，眼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五四”时期曾到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那时周作人是北大的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毛泽东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一九四〇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临行前周作人曾对她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此时他肯定想着自己与毛泽东毕竟有过一面之交，共产党也许会对他给予礼遇。那封给周恩来的信，其实他是想写给毛泽东的，只是“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请先生代表了”。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他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周作人终于结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八月十四日，周作人一行抵达北平。
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他暂时住在太仆寺街尤宅。得知周作人回来的消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和儿子周丰一等家人马上过来看望，为他送来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尤炳圻为周回北平的事，专门去拜访了郑振铎，但似乎没有什么结果。孙伏园也为这件事情到处奔走。据说后来孙还找到了刚刚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说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两个月后的十月十八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的周作人，终于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环境，周作人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十月二十七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周作人应友人之邀，为上海《亦报》写稿。文章的大部分，或有些知识性，或有些史料性，或议及某些具体的问题，有些可取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与时代精神相距较远，在思想上、艺术上的价值不高，在文学上、社会上的影响不大。
其中最有意思的文章是回忆鲁迅的。
建国初期的周作人，是靠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更形象地说是“吃鲁迅饭”而活下来的。大哥照顾了他一生，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
从一九四九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上书毛主席，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
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他的政治权利。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周作人的政治待遇没有改变，但经济上的要求却得到了很大满足。在周扬、冯雪峰等人安排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译书，买下他的稿子，每个月给他预支二百元的稿费。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他又给康生写信求助。康生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的稿费增加到了四百元（一九六六年六月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发）。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待遇，超过了大学里一级教授的工资水平。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起，为了养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在其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十一部。一九六五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四月二十六日，他重立遗嘱：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
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在扫荡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横扫”而揪出。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写下了他此生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八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后经儿媳张菼芳向红卫兵求情，总算在厨房里给周作人搭了个床铺，让浑身是伤的他躺卧在那里。“寿则多辱”，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着老病之躯，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天中午，老保姆为他端来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窗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周恩来的“反间计”
董保存
解放前夕，周恩来在宴请张治中时，突然让熊向晖出现在酒席上，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张治中大惊失色，没想到这位每天陪伴在胡宗南身边的国民党高级参谋，竟是共产党的间谍，周恩来精心设计的这一幕，离间了蒋介石与胡宗南的关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两拔千斤》（董保存主编）一书，披露了这一段经历。现摘录如下——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军队集中兵力，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和绝大部分精锐师团歼灭殆尽。此时蒋介石手里还留有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四十万大军。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军占领宝鸡，胡宗南逃窜至汉中，与人民解放军对峙于秦岭。胡宗南一边苦心经营陕南基地，一边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部队寻找出路。这时，手下尚有二十万军队的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偷偷飞到汉中，与胡宗南策划于密室。宋希濂在重庆就听说，胡宗南有开往滇缅边境之心……
“我们议了几次，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我们部队长期在西北大荒漠上作战，对滇缅边境的地形、生活习惯，一切都不熟悉；二是校长他不会批准……”胡宗南不无忧虑地说。
宋希濂拍了拍胡宗南的背脊：“你不熟悉我熟悉。你难道忘了，打日寇时我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远征军，主攻龙陵、腾冲、芒市……在滇缅边境生活了三四年。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团和一个医院在缅甸，没有全部撤回。”
胡宗南听完，激动地几乎嘁了起来：
“这是真的！只要校长批准，那我们这两支部队就有救了！”
二人商量后，一致同意率部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形势好，可以反攻；形势坏，可以退居缅甸。共产党军队再厉害，也不敢追到缅甸去吧。
宋希濂走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也来到汉中。在视察胡宗南部时公开对胡宗南说：“只要你手下三个兵团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华民国反共复兴大业就有希望。我可以建议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们提供军事援助。”胡宗南与宋希濂商定了转进滇缅边境的计划，加之有了美国盟友的许诺，自觉又有了生路，准备与共产党顽抗到底。
一九四九年八月，蒋介石亲临重庆，部署西南半壁江山的军事工作。
正如胡宗南所料，蒋介石听完准备将四十万大军逐步转进中缅边境的计划，惊呼道：“这什么话，你们不是把四川、把西南这半壁江山拱手送给共产党吗？”蒋介石坚决否定说：“不，不行，绝对不行！”第一次进谏失败。
此后，胡宗南又单独晋见蒋介石，第二次进谏。但蒋介石严令胡宗南固守四川、成都、重庆。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运筹一九四九年的全国战局。其中，准备把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调，解放大西南重庆、成都等地，争取在该地域聚歼胡宗南主力。
毛泽东、周恩来最担心的是胡宗南和宋希濂取道西昌撤往滇西。一旦几十万国民党军进入缅甸，将出现非常难处理的局面。
此后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担心。后来，国民党第八军残部三千人窜入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区，蒋介石又把该部原军长李弥派去，竟然啸聚匪众两万多人，骚扰中国边境、危害当地十几年。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的政府竟然无可奈何。最后不得已告到了联合国。后来，该部不少人竟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国际毒品市场的大毒枭……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三千残兵，而是胡宗南的四十万大军，那么缅、老、泰“金三角”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这可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事！
胡宗南这个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直在第一线作战，对军事形势及结局看得最为清楚，他提出的应变措施也最为可行，对解放军来说，也最为糟糕。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在考虑，怎样阻止胡宗南逃向云南。在当时，真正能够有效阻止胡宗南率部逃往西昌转道云南的，只有蒋介石一人。
周恩来熟悉蒋介石的脾气秉性：只要蒋介石不信任谁，谁的建议肯定落空。但要离间蒋介石、胡宗南谈何容易。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多年，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封疆大吏。要离间蒋、胡就必须抓住实质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中午，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恩来，突然在中南海勤政殿请客。到场的主要人物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的重要人物。就在人员快到齐时，走进来一个年轻人。张治中见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啊”了一声，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来人正是共产党员熊向晖——胡宗南原来的副官兼秘书。按照职务，熊向晖跟这些人的地位都不相称，又没什么必然的工作联系，是不好参加这样的宴会的。周恩来详细向张治中介绍了熊向晖在西北胡宗南部潜伏的经历，笑着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