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李二人的论辩激烈则已，仍然还是梁启超本人思想的一场左右互搏，因而若仔细辨析黄李二人的共同假设，则可知梁氏当时的思想底线。不仅如此，梁任公的思想底线，亦即他认为无需辩驳便可直接宣传鼓吹者，大概也便是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思想，至此现代思想的“地基”便隐然可见。例如，在这四十四道辩驳中，黄李二人都“信得过”“现在皇上的仁慈英明”，这便是梁氏政治与情感上的立足点所在，至为明显。而思想观念方面，则黄李二人无论主张革命或改良，都痛感中国自古缺乏自治习惯与国家观念，急需改造民性与民德，不然永无希望可言。二人也都将“国家”视为最高的存在，深信唯有国家将公民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凝结为一个整体，方能自存。梁启超令李去病特意用力于军事，而“立宪期成同盟党”之“治事条略”中亦明文写道“处今日帝国主义盛行之世，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自立”，要求其党员无论办学校或工厂，都要传授军事思想，进行军事训练，以“养成义勇”。二人也都相信历史是一不断进化与进步的直线过程，无论个人或国家，都须顺应“天演的风潮”。在论辩之中，二人都将中国的现状映射到欧洲历史的坐标轴上，并据此开出不同的药方。黄克强服膺德国的国家主义，欲将清政权改良为君主制的干涉主义国家，李去病则认为国家主义乃是人民主义进化而来，不经过提倡自由平等的革命时代就进入国家主义，乃是“躐等而进”。黄克强对此的反驳则是，在人民主义之前，民智未开之时，各国都有过一个奉行干涉政策的时代，中国的状况连此一境界也还未到，说什么自由平等民权，才是真正的“躐等而进”。二人都认为，在欧洲卢梭、边沁的时代已经过去，自由平等已经是过去陈言，无需再说，倒是民族主义风潮正盛；而中国踵乎其后，还有许多路要走。
最终，梁启超也未能描绘出中国的这条腾飞之路。理想固然不受现实的拘牵，但怀有理想的人却始终离开不了现实的地面。梁启超辗转学界与政界，对于建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的理想与实际都有体会，也都有建树，但恐怕他在落笔为文之际，甚至是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如何能使现实向着他理想的方向发展。大概虽宏愿在胸，现实中无从着手推行，纸面上便也无从下笔描画。纸上谈兵，竟也一难如是！于是这部本意在于引导激励国民的学者小说，便从航海手册变为蓬莱画图，悬置美好的未来于前，却没有给出通达之路。不过梁启超在这部小说中注入的热望与敏识还是得到了一点巧合的报偿。在他所设想的“维新成功”的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确已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共和国。
而缔造共和的元勋之一黄兴，其表字正是“克强”。在梁启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满怀欣喜与期待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在谈到《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曾说“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然而此后的五十年，毕竟还是没能为孔弘道老先生搭好讲台。
今天距梁启超写作此书时，已经一百余年，而孔先生那场演讲，也已经“过去”
近五十年了。梁启超的预言又有些部分或已实现，但就其大端而言，这个“太平梦”
尚远未成真。当日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依旧存在，且今人仍感到类似梁氏当年的那种热切与不自信：今人仍然在试着做各种格调的太平梦。“回忆未来”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绝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思想游戏，还是一份沉痛的自我安慰。今人在努力靠近那个梦的过程中，恐怕仍然需要回到梁启超曾经站过的地方，替他找到那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
（《新中国未来记》[清]梁启超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见之于纸牍——《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小议
在这个历史写作几乎成为全民写作，各种正说、细说或戏说充斥坊间的当下，范福潮先生的这本历史读物，却注定是一本寂寞的书。
这不是因为他谈论的历史太冷门，晚清史乃至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史，可以说张定浩是这几十年来的显学，当代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似乎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也不是因为他讲述的内容太陈腐，且不论其中对诸如王照、焦达峰以及光复会的精彩挖掘，即便如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熟面孔，这本书里披露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也是先前完全不知道的。我说的寂寞，更多地是指向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一九二八年，陈寅恪曾对弟子陈守实讲过一段话，成为后来治史者时常引用的名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联想起傅斯年提出并流行于民初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评判他们这种治史方法的对与错，而要看到，当外族入关的清王朝出于恐惧而对历史真相层层抹杀和伪造，当来自西方的以论带史和疑史的研究风气蔚为大观，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历史竟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在民初一代诸如陈寅恪和傅斯年这样的历史研究者看来，有多少独特观点，或者文章好看与否，眼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在于能够准确地接近真实，而最真实的历史，存在于准确的史料本身。
因此，他们的文章，往往不避冗沓，不求剪裁，少疏通推论，多直引大段材料，这样的文章，一定不会好看，但在认真的读者看来，却更有力量。而本书作者心仪的，似乎也正是此类历史写作。“史是真，治史即为求真。”“民国无信史，辛亥以来，事无巨细，人无贵贱，记言叙事，党见甚深，几无公正可言，稍有新意，即便不陷文字狱，也难免招惹是非，足令史家，思而却步。”这两段本书序言中的话，几可视为作者的文心所在。在书中“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一节，作者亦开章明义地指出：
“对史家来说，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价值高于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文革’前编纂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史书，对‘反动’、‘反面’人物，凡是引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旧文，极尽删削；而亲历者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发表的回忆录，亦讳莫如深，以至某些特殊人物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迹在史书中被蒸发了，蒋介石就是一例。”
关于为什么要写《春秋》，孔子的回答是：“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然而，当“行事”也可以眼睁睁地被大量蒸发或删改，它本身具有的搏深切明，自然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然而历史已经消失，剩下的永远只是关于历史的记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严肃的历史写作者，在“见之于行事”之外，只好“见之于纸牍”了。这本书选择引用的大量材料，全都来自近五十年来国内外的公开出版物，倘若本书的读者有心，那么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眺望到一段相对准确和真实的近代历史。
（《民末清初人物丛谈》，范福潮着，湖北人民出版社）
走出气候变化的囚徒困境
英国学者吉登斯称得上全球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联盟到亲密关系，从民族国家到自我认同，他像另一位“杂食动物”福山一样，对现代社会的多个方面都作出了精辟阐述。两人也都致力于研究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问题。福山关心“后人类”（posthuman）的未来，吉登斯则担忧老天爷的前景。
在新着《气候变化的政治》中，吉登斯谈天说地，试图为全球变暖找出政治层面的解决之道。他本人并非气象学家，这并不妨碍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问题。
技术决定社会走向，社会也影响技术应用。公共政策除了依赖技术方案，也应考虑社会治理。比如，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防治艾滋病主要借助社会控制。类似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温室气体，或找出可替代的能量来源，气候变化的政治议程就显得日益紧迫。吉登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推出此书，可谓代表社科界的重磅发言。
不过，熟悉吉登斯的读者这回可能要失望了。他的论述并没有体现出原有的洞察力，也不见得超出已有的讨论。《气候变化田方萌的政治》是一本“二手社会科学”着作，几乎完全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吉登斯的参考书包括联合国的考察报告，专家们的研究文集，也有坊间流行的《崩溃》和《更热，更平，更挤》。我甚至发现他大段引述一本美国公共政策博士生使用的教科书。对于不了解气候变化的人，此书自然属于优秀的科普书籍，可我们对吉登斯的期待不止于此。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曾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全人类的政治”。如果存在，那么全球变暖问题可能最接近这一概念。吉登斯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议。尽管媒体喊得山响，目前只有一份联合国报告铁口直断地宣称：“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毫不含糊的。”不少学者认为气温变化实属正常，或者觉得后果被严重夸大了。气候变化甚至并非全是坏事，比如解冻后的北冰洋就能为欧亚两大洲的贸易往来提供新的海上通道。不过，目前大多数科学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很可能是人类引起的，它又很可能带来极端气候。更频繁和剧烈的自然灾害不仅使人类蒙受财产损失，在没有达成政治合作之前，就可能把我们拉入政治冲突之中。
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大吊诡在于，谁都知道这样牛活下去会发牛什么，可谁都还是这么生活下去。正如吉登斯所说：“……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这位大牌学者将这一矛盾称为“吉登斯悖论”。
据我所知，他既不是第一个说出这一悖论的人，也不是对它阐述最深刻的人。我们有理由感到奇怪：除了自己的大名，作者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命名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