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间．我俩都不说话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陈晴：既然国内的大学都在模仿苏联，那么莫斯科石油学院的考试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又是那么好强，为了期末考试一定熬了不知多少个通宵……”朱大哥的眼眶红了，我的鼻子也在发酸。
只能靠想象了——在寒冷而又潮湿的莫斯科，在一九五六年底的期末考试期间，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刚满十九岁的青年．一边啃着僵硬的面包．一边翻动着书本，他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他要为祖国争气，他要向人民汇报，于是他把考场当成了战场。
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地质系的第一场考试。清晨，出门之前，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黎明》一莫斯科的黎明来得特别晚，
或者说就没有黎明。
宣告一天开始的是起重塔臂上的灯光，在朦胧的黑夜中它像一颗明星，划破了沉寂的空气，透过刺骨的寒风，散发着热和光。
虽然它是这样的光亮，
但在沉重的阴湿的雾气包围下，
毕竟显得太弱小无力了。
远处似乎有一缕黑烟上升，
这可能是工厂吧。
黎明终于来到了。
不过它也就是白天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阿晴哥又是一夜没合眼。
“他一定是活活把自己累死的啊！”
朱祖炯说这话时一脸的悲戚。
那天我不知是怎样回到家的，一路上都在想着朱祖炯讲的那个故事：那是阿晴哥赴苏之前，几个同在北京上大学的高中同窗为他饯行，“依照你的才华，毕业后一定能当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大家忘乎所以地开起了玩笑，朱祖炯更是拍着他的肩膀叮嘱道：“苟富贵，毋相忘！”阿晴哥的脸红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唉，人才啊，人才！可惜这么早就走了……”朱大哥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悲伤，阿晴不仅是他的骄傲，也是同学们的骄傲，更是祖国的骄傲！
——王蕴若坚持认为．阿晴哥的死跟失恋有关。
阿晴哥‘失恋”过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一日，被病魔击倒的他，孤寂地躺在病榻上，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终于睡在医院的床上了，人生已经走了一半。
在我前面的是疾病和痛苦，我，弱者，爱情的俘虏，死神刀下的牺牲品。
他说自己是‘爱情的俘虏”，看来青春年少的他真的是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至于经过，唯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回忆：
轻舟在昆明湖面荡漾．
缓流在船下歌唱，
双桨激起了浪花，
但我的心比它更激荡。
白日高照，湖面闪耀着金光，
微风吹来，拂动了岸边的垂杨。
我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甘露，
堕入了沉醉的迷惘。
我要纵情歌唱，
忘却一切痛苦和忧伤。
让歌声飘荡在宁静的空中，
让心灵之流永远泛滥在湖面上。
那么，最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两人分手的呢？阿晴哥没有写，但情绪却是相当的混乱——他一会儿陷入深深的苦闷：
“爱是恨；爱是痛苦、惆怅、消沉、堕落的代名词；爱带来的是毁灭。”他一会儿又能清醒地自拔出来：“来到我身边的是爱之神，她用圣母般的声音告诉我：年轻的心，恢复过来！把你的爱献给你的同类，献给一切苦难的人们，在他们中间你将找到无偿的安慰……”
这个姑娘到底是谁？竟让阿晴哥如此的神魂颠倒。按照提供的线索，我拨通了远在上海的王爱珠家中的电话——当年她们俩是同班同学，更是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
王大姐告诉我，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王蕴若；但问到王蕴若和陈晴的关系时，她的回答竟让我吃惊不小：“陈晴完全是在单相思！”
“不会吧？”我结结巴巴地读着他的日记。
对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寻找合适的词汇：“你可千万不能拿今天的恋爱观去想象当年的我们啊！”王爱珠这样回答道，“向明中学是男女分班的，彼此间根本不来往。陈晴对王蕴若有好感，应该是在毕业之后，他们一个考上了清华，一个在北京俄语学院，才算是有了一点接触……”
其实这些话，那天在朱祖炯家中他也对我过：“我们高三共有六个班：四个男生班、两个女生班。”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相册，指着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时的合影笑着说道：“女生班的姑娘个个聪明漂亮……你看，五十多年过去了，还是风韵犹存，且事业辉煌！”我忍不住跟朱大哥开起了玩笑：“彼此之间就不曾发生过一点‘浪漫的故事’？”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当年的我们，不要说有什么故事’
了，就连手都不曾碰过一下！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想．一个个单纯得就像山中的清泉，一望到底！”
说实在的，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因为我也是女子中学毕业的。尽管只能算是‘四。后”，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档，但是那种近乎‘真空”般的生活竟也颇为相似。记得当年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偷偷地跟校外的男生‘好”上了，结果是大会小会进行“帮助”。批评得严重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稍微轻些，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为此，对于阿晴哥的‘失恋”，朱祖炯不相信，王爱珠也不相信。他们问我，是否读过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写下的那首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啊，一个随时都在用青春和幸福编织日子的人，怎么会轻易地放弃理想而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之中呢？
“那么，他俩在颐和园的那次划船……？”我继续追问王爱珠。
她笑了，并肯定地告诉我：这是陈晴跟王蕴若二人间唯一的一次‘接触”，但一个老实到不敢表白，一个迟钝到浑然不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诗中所写的那样——‘让心灵之流永远泛滥在湖面上”了！
“我可以打保票，”王爱珠信誓旦旦地说．“陈晴自始至终都不曾对王蕴若有过任何的表白。直到他去世，王蕴若仍旧蒙在鼓里……”
我不能不为阿晴哥感到悲哀了——既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肌肤之亲；将爱情看得神圣无比的他，不敢去尝试，更不敢去亵渎，于是只能猜测，只能遐想，并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虚幻的梦境。
见了你我有点怕，但不见你我就闷得发慌，你却当作什么也不知道。……你是多么冷酷，像一座用青铜铸成的神像：你是这样的威严、崇高，甚至连爱情都不能打动你的心！
这样的文字，他只能放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的情感，他只能对着漆黑的夜空诉说。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那个青涩的大男孩的身影：稚嫩的脸庞，羞怯的神色：他将王蕴若当成了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一种依恋，为了排除远离亲人的寂寞，为了缓解紧张学业的重压，他将心灵深处的那丝爱——那丝隐隐约约的却又实实在在的爱，幻化出了种种逼真的情节。
我不知道王蕴若长什么样，阿晴哥将她描写成美丽的晚霞——在西沉的阳光的沐浴下她是这样的娇美，
凡是看到她的人，总久久不忍离去。
她努力放射着金光，
使一切变成奇幻的景象。
她一定非常俊秀，也一定非常善良，而且才华出众，聪慧过人，否则怎么会在中学时就被推选为学生干部？又怎么会于高考时被清华大学建筑系所录取？阿晴哥的爱是纯洁的，他不愿隐瞒——尽管不敢对王蕴若表露，但他却在病重时托人将日记本转交给朱祖炯，他的心对着朋友永远是敞开的。
于是我问王爱珠：“后来呢？后来王蕴若到哪里去了？”我非常关心这位没有能够成为我‘嫂子”的姑娘。
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过了许久才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悲剧啊！……”
“悲剧？我听说她后来也参加了陈晴的葬礼，而且跟其他同学一样，轮流地拥抱了那个装有骨灰的瓷瓶……”我急不可耐地追问道。
“是的，悲剧就在这里！——朱祖炯看完日记后，知道了埋藏在陈晴心底的秘密。于是那天他把王蕴若也喊到了万安公墓，他是想给九泉之下的陈晴最后一点安慰。……不曾想，当王蕴若读完这些日记后，一下子傻了。她整天地流泪，并坚持说陈晴的死跟她有关。”
又是一个水晶般纯洁无瑕的人！
——我沉默无语了。
王大姐继续在讲：“那样活泼开朗的姑娘，从此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郁郁寡欢。结果毕业后不多久便自杀了——就在自家的房门背后！……”
我的心骤然间停止了跳动，是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那清纯的感情．还是为阿晴哥丝毫没有看走眼的选择？我说不清。它像是一则童话，但偏偏在现实中发生了，就发生在那个连天空都纯净得像水洗一般的年代里！我不知道是该为他俩感到惋惜，还是该为他俩感到祝福，这样的故事毕竟已经成为了‘绝版”。
——董健认为．致阿晴哥死亡的重要原因是理想的破灭。
我不是医生，但我懂得心脏病的发作是有诱因的——一是劳累，二是心情。阿晴哥的日记已经让我翻得几乎要破碎了，但始终不得其解的是，自从踏上莫斯科的土地之后，他的心情并不快乐，甚至还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他多少次地作噩梦——一个人在荒凉的坟地中疾走；他更是反复地呼喊‘我要疯了”，似乎在忍受着痛苦的熬煎。他悲哀地分析自己：“从一个懂得很少、说不上两三句话就要脸红的、幼稚的、却又血气方刚的少年，竟一跃变成了性格怪僻、已经颇有些生活经历、甚至还有了一点世故的、但又仍未丧失生气的青年。”
我终于忍不住了，带着这本日记，敲开了董健家的门。
董健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戏剧理论的专家，他跟阿晴哥没有任何的关系，之所以去找他，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的暑假他也考上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遗憾的是，等到第二年毕业，中苏关系恶化，最终没能实现留学的梦想——他只比阿晴哥晚了一届。
我们的话题，是从陈晴为什么选择石油学院地质系开始的。
说心里话，读完他的日记，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既懂音乐又擅美术，至于文笔更是优美流畅，可谓遗传了父亲的写作基因。可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或艺术专业呢？难道是校方统一分配的吗？
董老师笑了．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志愿都是自己填报的，与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别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天，就在董健家的那间朝南的客厅里，他道出了那个特殊的背景，“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党中央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为天之骄子’的我们，又岂能不利用这一留苏的机会去学习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以报效自己的祖国？为此，石油、地质、电子等新兴学科便成了同学们的首选；至于文科的院校，则只能变成次之而又次之的选择了……”
似乎是怕我不相信，董老师又指了指自己：“如果我也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今天的中文系讲台上就不会有我董健了！”
老人已经七十有五了，还是那么幽默与诙谐。“我懂，我懂，‘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是你们当年的口号。”我赶紧接上去回答。
的确，在阿晴哥的日记中，曾经回忆到在北京俄语学院读书时的那段愉快的生活：
……我们坐在教室中，每个人一张桌子，似乎是各据一方。我们静静地坐着，钻研着一个问题或者推敲着一个句子。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每个人的脸，那是非常的有意思：李广特是一副严肃样，眉毛抬得高高的，似乎有一连串的思想在转动：顾锦章颇喜欢做小动作，每个细胞的运动量大得好像要跳出皮肤一样．但当他沉思时．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徐冬良则花样百出，一会儿指手画脚像在说书，一会儿注意地或者说是出神地看着一个地方，钢笔在他手中整天地表演魔术——分身法。
……下晚自习的时候是最快乐的。北京的夜是多么迷人，即使没有星星和月亮，空气也含着芳香。……我总喜欢缓步回宿舍，想看一看沉睡在黑暗中的教学大楼：经过操场时，望着浴室前的大烟囱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铃声响了，我们已躺在床上，窗下草丛中的青蛙开始歌唱，清脆的和重浊的混成一片，我至今也没有忘却那个旋律。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而又动人的图画啊，作者的心是那么年轻，那么活泼——新的生活在向他们招手，崇高的理想在等着他们去实现。
“可是……”我嗫嚅起来，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董健，陈晴到达莫斯科之后的心情，‘你看这段日记——”我翻到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
半个学期过去了，生活在苏联已经不能算短了，但我却很难爱上这个国家。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一种松懒、无精打采甚至是窒息的气氛围绕在四周。在初到这里的一段时期内我很纳闷，建设的、欣欣向荣的征象很难发现，耸立在列宁山上、围绕在我们宿舍附近的十几架起重机每天只工作一二小时，大楼的建设速度叫人吃惊，一天只有一块砖的高度。但他们的生活倒似乎非常紧张，面包店——排队，牛奶房——排队，电车站——排队……我很难下断语，我不能说我已经看到了一切，但我也难于将这些迹象完全从“社会主义”四个大字下一笔勾销。
这也许是我经常苦闷的原因吧。
有些聪明人对自己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完全没有缺点。”于是他们心安理得了。我佩服他们的仁慈，说不定哪天他当了法官后，会断处强盗完全无罪，因为人毕竟总有些错误的呀。
“你再读一遍！”董健呼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因为双眼患有黄斑性病变，看不清东西，日记是我读给他听的。
“这真是他写的！”我小心地解释道。
我明白，对于这样的内容，谁也不敢相信，更何况它的作者是一个十四岁就加入了青年团的人！
“你看，这里还有一篇——”我拿出了一个硬皮的横格本，“这是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看来是陈晴写信的底稿，时间似乎是刚到莫斯科不久……”
亲爱的伙伴们，现在我所处的情况是你们无法了解的，我的痛苦决不是物质上的缺乏或学习上的困难所造成，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才真正地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这也绝不是仅仅因为我离开了祖国）。
在这里，在一个经历了最伟大的革命的国家里，在一个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我竟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我曾努力寻找可亲的东西，但往往是发现了更多的可怕的东西。……说实话，如果一年前我处在今天的状况，我会发疯的。所有这一切我不能写，但我相信你们完全能了解我的思想。
……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必须克制自己。我只能这样想：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我亲爱的祖国变得更美丽．因此再“苦”一些我也应当忍受。现在我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尽量的与外界隔绝，除了学校、宿舍，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五年，当我回国时…
信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寄出．结果被爸爸藏在了箱子底下……
“幻灭！这是一种对美好憧憬的彻底幻灭！”董健激动了起来。
是啊，这就是一九五六年的苏联！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阿晴哥当然不会知道这年的春天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更不会知道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又一次‘大清洗”的悲剧，结果他被残酷的现实打晕了，他的那颗清亮透明的心承受不了如此的重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