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浮即马一浮，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卒于“文革”次年（1967年6月2日），一生八十五岁，绵历三朝（在晚清二十九年，在民国三十六年，在共和国十八年）。清末尝充小吏（驻美圣路易留学生监督公署之中文文案）。民元尝充教部秘书长十余日，民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1939-1947），尝充教部下属复性书院主讲，实为“山长”。一九五三年初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至一九六七年五月经受“文革”冲击后死去。有“隐”之名，无“隐”之实。在民国虽自高身价，但复性书院实为蒋介石授意陈立夫以官帑设置的学堂，以“宾礼”待马浮，无非蒋、陈欲抬高浙江帮之文化位置而已。解放初马浮未随蒋帮遁台，被列爱国人士，故年届七旬，受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之任。然而台湾蒋陈当道，仍不忘利用其人，一九六四年台湾当局重印马浮于解放前旧着，达十一种，便是显例——当时马一浮在浙江为官，然旧着未印一种。
刘梦溪盛赞马一浮：“其人格之特点，则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可谓神仙一流人物，是二十世纪师儒中的一个真正的隐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前揭《马一浮卷》第42页），在我看来言过其实，乃至大悖其实。
不过我仍赞成将马一浮列为上世纪学界“大师”。他自清末起改治“国学”，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可谓“与时俱进”，却不因政治转向而改变学术取向，相反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堪称逆来顺受却坚持己见的学人典型之一。“他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作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
二、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
第一，近年此说流传甚广，出于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的一段话：“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恳请马一浮出任文科学长，又遭婉拒，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遂不就。”（前揭《马一浮卷》篇前总序第42页）。刘文注谓出自马镜泉《马一浮传略》第十章。但《马一浮卷》亦为马镜泉所编，卷前《马一浮先生小传》，亦署马镜泉名，却如此说：“抗战以前，北大蔡元培、陈大齐曾先后两次请先生出山讲学，先生以自己所学非时贤所尚，在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所急。如称性而淡，则闻者恐卧，遂婉言辞之。”（《小传》第2页），卷末又附马镜泉编《马一浮先生学术年表》，在一九一六年三十四岁条下，甚而完全不提蔡元培聘马一浮赴北大事。
第二，《马一浮卷》内有《蠲戏斋书信选》，据编者说明为“新编本”，收有《答蔡鹤庼书》一通，自署“丙辰十二月二十月二十四日”，内容即辞蔡元培邀赴北大事，首谓“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继荐谢无量自代，谓“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该卷第713页）。语气甚明确，其所辞是“师”，而非“官”，即文科学长。写信时间为农历丙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当民国六年（1917）一月十七日。这以前四天，即一月十三日，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已签发第三号“教育部令”：“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更反正蔡元培聘给马一浮的“手书”是聘他“备讲太学”（这显然为马一浮用清旧词语概括蔡元培聘他到国立北京大学任教的说法）。
第三，蔡元培于一九一六年十月初应范源濂电邀，由法国启程返华，先抵上海，即力劝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包括同意《新青年》移往北大编辑；十二月抵北京，由北洋政府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一九一七年一月初到北大视事，同月十一日致函教育部，要求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十三日即得范源濂签令批准。这期间蔡元培为北大文科增聘了一批教员，新旧学者都有，所谓“兼容并包”，马一浮也在其内。手头没有蔡氏全集，未知致马一浮函是否收入？据马氏答书，可推知蔡氏给他的“手书”，必在蔡氏就任北大校长之后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上旬或中旬。那时北大文科学长的人事案早已尘埃落定，也可知蔡致马函必无“再次恳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类文字。——蔡长马十六岁，在前清曾点翰林。而马虽曾应绍兴县试为第一，但没有材料说明他在清末废科举前曾“进学”，即通过省学政主持的院试而成诸生，因而论年资均为蔡氏同乡晚辈。蔡为民国元老，平等待人。而马则等级意识浓厚，无论如何倨傲，在蔡的面前，断不敢在复函中说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那种非礼的话，这由现存《答蔡鹤庼书》已得确证。
我不知马镜泉乃何许人，仅由他的《马一浮传略》，可知他在作传前并未读过马一浮答蔡元培函，因而或居某种误传，说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且将《礼记·曲礼》作者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变成马的答辞，似乎对蔡无礼之至。及至此人编《马一浮卷》（此卷校点错误极多，证明编者缺乏经史基本素养），发现马一浮答蔡书并非那么倨傲，又耻于认错，于是在新撰《小传》含糊一说，在《年表》干脆不提。只是害苦了好讲经典的丛书主编，没有发现马镜泉已悄悄改错，却据此人《传略》的谬说，故不得不提出质疑。尚祈您和您的同事，就此向持此说的专家要求论证，除马答蔡书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可信史料能证明这一公案？
三、马一浮与中西文化
您的三问，是大难题。试陈拙见如次。
1、我手头仅有前揭《马一浮卷》，凡收马着十三种。选家有选取家的眼光，所收论着，清末民初及解放前后的作品都很少。大半为马氏于抗战时期在浙大和复性书院的讲义，主要反映他五十以后至六十三岁以前的见解。
2、据前揭马氏“学术年表”，他学西文，读西书，译西论，均在十七岁至二十三岁之间。那期间他曾学习五种外文（先习英、法、拉丁文，后习日、德文），但时间都不长，造诣如何？不详。唯知曾由英文译介西书数种。倘知清末的西书中译情形，勇于“耳食”，或粗知西语，便从事译介，所谓译文与原着相关不可以道里计。但马一浮终究在美在日各一年，耳濡目染，其译文或较粤沪洋行买办如郑观应等略为高明，也未可知。青少年气盛，好激进。由马一浮二十一岁在美曾译《法国革命党史》、《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二十二岁（1904）在日曾与谢无量同习《资本论》，次年返国后仍作文支持同盟会的《民报》可知。
3、马一浮归国年方二十三岁，却面对政坛大变。一变是这年主张革命的三大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由孙文、黄兴串联组成同盟会。二变是慈禧为首的清廷，被迫走出“官制改革”最重要一步，宣布废科举，不想断了除满洲权贵外的各族人士学而优则仕的生路，将大批号称四民之首的知识分子推到同情反清一方。三变是慈禧集团玩弄假立宪，固然取得分化康梁与孙黄两大反清势力的眼前效应，却唤起潜在的离心力量，特别是南方诸省绅士要求地方自治的真立宪运动的崛起。对此复杂的政治态势，青年马一浮显然不知所措，他于二十四岁（1906）突然由西学转向“国学”，在杭州大读文澜阁藏《四库全书》，或许反映他在两种政治文化短兵相接时的困惑。
4、清宣统二年（1910），二十八岁的马一浮要纂集一部《诸子会归》，起草了“总目”“序例”。（见《蠲戏斋文选》，前揭《马一浮卷》第657-666页）。这是他读“国学”书第四年的初次整合见解——“会归”意即整合。由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稿末的“马浮识”，知他六十三岁仍重视此稿，说是序录虽不改定也可刊行。
这份《诸子会归总目并序例》，首列选目，依时序分四阶段（周秦诸子，两汉诸子，魏晋迄隋唐诸子，宋代诸子）；次列选书标准，所谓“例”；末为“叙”，即总结特色。
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由于章太炎在东京讲学，风靡留学生界，而章氏拥护者在上海租界办《国粹学报》，导致依晚清汉学回顾传统学说而“群言攻孔子”的现象。马一浮无疑受其影响，因而他的“会归”见解，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认为诸子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仍在延续，到南宋朱熹（卒于1200年）才告一段落（到他晚年说应“断自濂溪以后”，即周敦颐1073年卒后）。第二，认为汉以后诸子学特色为“变”，变而终于两宋濂洛关闽（即周程张朱），却强调“宋后异论唯在儒，其书充栋，要皆沿宋，故不统于儒者，其言枝以秽，不得比一家”。就是说宋以后已无真儒家，只有学舌宋人而枝蔓污秽的“儒林”。第三，认为自汉至宋千年的诸子，“为流有六，曰儒曰道曰法曰名曰墨曰杂，其志皆以范围天下，五家者皆有所蔽短，儒亦醇驳互见”，他不仅将佛教、方土排除在外，也将阴阳、纵横、农家、小说家屏而不录，又将兵书、医书、天文历算、谱牒曲艺等也置诸度外，就是说他的尺度，在于六家都以天下为己任而殊途同归。第四，稿末总叙，屡引《荀子》、《吕氏春秋》、《尸子》，突显自老、孔以下诸子各有长短，但汉以来“人知尊孔子”，却不知“礼失则求诸野，彼异家者，犹愈于野已”。
以上诸点，表明马一浮在清末思考中世纪中国传统，虽然没有超越汉学思潮，却赞同研究传统应当“回归原典”，更应当注意诸子的原典的时代性，即无不随时而变，变的态势是殊途同归，“至宋而反于纯”。
5、因为马一浮已认定宋代曾达到“诸子会归”的高峰，所谓“纯”（专一不杂），认定南宋亡后的朝野“儒林”，都每下愈况，这无疑使他比照欧洲度过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先例，认为“师儒之守，当务适时”（1917年初答蔡元培书）。在他看来，适时又有用的纯儒，楷模即为宋代整合诸子而自成体系的濂洛关闽一派，所以他要学程朱以振起“国学”。
四、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
前已奉答，由于缺乏马一浮早年论西学西史的原材料，我难以判断他对同时代欧美日本学术的认知程度。但仅由他在清末附和“回归原典”思潮，以及他屡表憎恶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诸说，斥为“言师夷已自沦为夷，言制夷卒为夷所制，祸烈之至，而朝野上下，曾不一悟”（1938年与袁心粲诸友书，前揭《马一浮卷》第743页）等等，可知他是自命真通西学的。
民国元年（1912），马一浮年三十，相传曾被蔡元培聘作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说相传，是因为今见有关蔡任教育总长半年的种种资料，都没有提及马一浮其人，却无不提及料理部务的是蒋维乔，故存疑），辞职后赴南洋，见新加坡有闽商集资所建“道南学堂”，于是大发感慨：“予惟今国家初改政典，教育者方议绌儒术，废六艺，而兹堂之称，乃有取于洛学之传，所谓礼失而求诸野，非欤！”（前揭书，第667页，伊川即程颐，其送门人杨时回福建，曾模仿东汉马融因郑玄辞回山东的叹语，说是“吾道南矣”。）据说此后马一浮便执着地以程朱传薪者自居。
中唐韩愈作《原道》，已称古代道统，由周孔传之孟轲，“轲死焉不得其传也”，首次宣称在孔孟死后，“中国”便进入千年黑暗王国，到他韩愈表彰孟轲，才重现光明。北宋王安石首先借助权力“尊孟”。其后程朱讲道学，都标榜“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也就是跳过荀董杨刘以及汉唐经学，直承“孔孟之道”。（请参拙着《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3至30页），其实，不仅程朱，反对朱熹的陆九渊，到晚明的王守仁，同样自命直接孔孟。
马一浮既称濂洛关闽为“纯”儒，便无法回避由朱陆之争已开始的一个问题，即所谓理学两派与异教的关系。清初学者已指斥“陆子禅，朱子道（朱熹曾化名空同道士邹欣）”。晚清经今古文两派新学家，对满清尊朱的“帝学”批判尤烈。马一浮理想的“纯”儒，既要像陆王“六经注我”，“吾心便是宇宙”，在哲学上是彻底的唯我论，又要像程朱力求“化民成俗”，所谓不为民所化，不为俗所拘，在实践中是“创造未来”的先知，“为万世开太平”。然而这样的双重角色在中国史上从未出现过。如一九○七年章太炎导引“群言攻孔子”的名篇《诸子学略说》所说，由孔子到孟荀，“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唯以王佐自拟。”倒是佛祖如来，敢于自负“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所谓华化的禅学，也敢于呵佛骂祖，连深悉禅机的王阳明，也不得不承认“涂之人皆可为禹”是合理推论。正如晚清许多改革家，都通过阳明学向佛学与西学汲取反现状的理念一样，马一浮也苦思调和儒佛中西矛盾学说的对策。他自称终于大彻大悟，说是经过收集“彼土”即欧美日本论着百余家，发现论人生和治术，不存在儒佛中西的区别：“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只是一性。果能洞彻心源，得意忘象，则千圣所归，无不一致。”（转引前揭书《小传》第2页）。用不着指出，这是庄子到禅宗包括晚明左派王学已申述过百千遍的文化相对主义。马一浮的“创见”，只在声称这是孔孟的原教旨，古今中外“千圣”所有思想学说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他马一浮界定何为“真儒”，那就是濂洛关闽“直接孔孟”的衣钵真传。
因此，马一浮在五十岁后，就自以为洞察天命，否认世间有客观真理，以为只要承认心外有物，必定“求真反妄”。他在一九三六年《与熊十力书》，讥笑“科学家可以语小，难与入微；哲学家可与析名，难与见性。”尤其憎恶史学家，说：“独有自号历史派者，以诬词为创见，以侮圣为奇功，向壁虚造而自矜考据，直是不可救药，但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前揭书，第729页）。人们一看便知，这是特指“古史辨派”，也不好说骂得全错。
我以为有趣的，是马一浮忘记了二十年前拒蔡元培邀“备讲太学”，一个理由即是入民国了，“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自己要求有反现状的自由，却不许他人有疑古史的自由，岂非自相矛盾？好在他在野行使批评自由，不能说他背离文化相对主义的信念。
五、马一浮与复性学院
来示第五问，涉及政治干预学术的古老传统问题。
由马一浮的传记资料，可知此人年逾“不惑”，便以“大师”自居。一九三○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请马一浮到校任教，一再遭拒。此公的理由，一要浙大奉上“大师”徽号，以示凌驾全校教授之上，二要浙大遵从“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古训（前引马镜泉、刘梦溪二文，均将此说提前二十年），命学生至其寓所受教。折腾年余，事未成。岂知形势比人强，时过八年，竺可桢率浙大师生避日寇侵浙之难，一路内迁至江西泰和。时年五十六岁的马一浮忽然自行上门，愿为浙大学生讲授“国学”（是否由竺可桢代表学校“聘之以大师名义”？未见浙大校史，姑存疑）。
那以后马一浮便跟着浙大从赣北跑到广西。所谓时危匕现吧，已逃至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经教育部长陈立夫推荐，发现他们的浙江同乡马一浮，可充“国难”时期文化点缀。于是拟设与“新生活运动”合拍的复性书院，延聘马一浮为书院山长。马大师的生平宿愿，便是充当“帝师”。既受今上延请，又许以“宾礼”相待，焉有辞让之理？正如孔子闻君命“不俟驾而行”，民国二十八年（1939），马大师便在重庆晋谒蒋委员长，同年九月便在四川乐山乌龙寺的复性书院开光仪式上现身，如朱熹创白鹿洞书院先例，向诸生宣布“学规”、“读书法”等，然后正式开讲，留下他生平最有系统的着述《复性书院讲录》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