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里有一段记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这是说齐国人（当是齐景公）馈赠歌姬舞女给鲁国，掌控国政的季桓子接受之后，三天不问朝政，孔子于是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更为详细，说孔子当鲁国的大司寇时，齐景公担忧“孔子为政必霸”，将会危及齐国，因此听从谋臣的计略，特选都城中容姿姣好女子八十人，让她们穿上华丽的衣裳，学会跳《康乐》舞（笔者不禁联想起“红磨房”的康康舞），然后再让她们在鲁国城南处登台表演，竟诱得季桓子和鲁国国君撂下政事，兴致勃勃“往观终日”；接着季桓子笑纳了齐国的馈赠，三日不听政，陶醉于美女曼妙的歌舞之中……很显然，这是齐国对鲁国实施的一项“美人计”，——钱穆称之为“政治阴谋”。有鉴于季桓子以及鲁君的如此表现，孔夫子喟然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似乎是很可能的。
季桓子和鲁君“好色”而不甚“好德”，自然可以肯定。还有更甚的，是那些败德乱伦的好色者——
有“好色”于亲姐妹的，如齐襄公与同父异母的胞妹文姜私通，甚至为此谋杀了文姜的丈夫鲁桓公，《诗经·齐风》里有两首诗（《南山》、《敝笱》），就是讥讽他们之间丑事的，孔子在《春秋》中也隐晦地记录了他们俩的多次相会。
有“好色”于庶母的，如卫宣公与其父之妾夷姜勾搭成奸，并生了几个儿子。
有“好色”于儿媳的，这就更多了，其中就有那位曾与庶母私通的卫宣公。卫宣公本来为其长子（与夷姜所生）聘娶齐君之女，但他发现未来的儿媳宣姜是个美人儿，便急不可待地抢过来占为己有；《诗经》里有一首《新台》，借新嫁娘的口气讥讽卫宣公：“本想嫁个如意郎，却遇上个丑汉蛤蟆样！”（“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巧合的是，被公爹抢占的宣姜，和给丈夫（鲁桓公）戴绿帽子的文姜，竟是同父的亲姐妹。
卫宣公夺媳为妻当然谈不上“创举”，在他之前早就有同此“好色”的前辈了，比如鲁惠公就是一位。鲁惠公为其长子息姑（后来的鲁隐公）迎娶宋君之女，看到新媳靓丽可人，便不由分说地将她迎入自己的内宫。然而，鲁惠公夺媳的恶名却远逊于后辈卫宣公，这可能因为他做得不太张扬，不像后者为夺媳劫色特地造了一座新台，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也可能鲁国人比较忠厚，为尊者讳，不忍或不愿把国君的宫闱秽事播扬出去并传之后世。所以，我们从《诗经》里看到：齐国有讥刺襄公兄妹乱伦的《南山》、《敝笱》，卫国有嘲讽宣公夺媳的《新台》，而鲁国则没有，有的只是善颂善祷的《鲁颂》。
孔子精研“诗三百”，熟知春秋史事，对种种“好色者”，在心里其实早该有一本账了吧。
孔子在《春秋·桓公二年》里记道：“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位被杀的孔父就是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嘉是名，孔子须避称祖讳；孔父是字，其后代以这位先祖的字为姓氏，从此就都姓孔了。
孔子着《春秋》，用笔极简，简得往往语焉不详，令人不明所以，如以上仅有十三个字的孤零零一句话，就无从周知那桩血腥事件的始末详情。好在《左传》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
从这记述中可以知悉，宋殇公（即与夷）做国君后，十年里发生了十一次战争，老百姓不堪忍受，太宰（行政长官）华父督借着“民不堪命”先造舆论，说这一切都是司马的责任，不久就杀了孔父嘉和殇公。孔父嘉当时作为掌管军事和军赋的大司马，对于使得“民不堪命”的连年征战，诚然须负一定的责任。然而，华父督诛杀孔父嘉，其实不过是假借民意而已。《左传》上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当时有识之士看出华父督的“无君之心”——不满于殇公倚重孔父嘉，阻碍他争夺更大的权力，正因为存此野心，然后才有那样的罪恶行动。这实际上是野心家策动的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华父督立新君（宋庄公）之后，以郜国的大鼎贿赂鲁国，又用财宝贿赂齐、陈、郑等国。倘若他是堂堂正正顺应民意，为什么还要用重器、宝物来贿赂人家？孔子在《春秋》中记道：“（鲁桓）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宋地），以成宋乱。”虽然隐略了贿赂交易，却也昭示出华父督篡弑的政变，终竟得到了鲁、齐、陈、郑四国的承认。
华父督杀孔父嘉，还有一个隐秘的卑劣动机，就是劫色。也是在《左传》里，有明白的记述——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孔父嘉的妻子，目迎着她走过来，又目送着她走过去，并脱口而出：“美而艳！”分明是动了色念。这是冬天的事情。到第二年开春的正月——
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宋殇公）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宋国老百姓早就不堪连年征战，华父督的政治野心也早已有之，为什么在路遇“美而艳”的孔氏之妻不久之后，就决意下手攻杀同僚孔父嘉呢？看来，是夺妻劫色的强烈欲念，驱动着他加速罪恶的行动。
显然，华父督是一个邪恶的“好色者”，而且直接加害到了孔子的先祖身上。孔子对其夺孔父嘉之妻不着一字，是因为此事有辱先祖而必须加以隐讳；然而在孔子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伤痛之感呢？应该是有的吧。
孔父嘉被杀之后，他的儿子木金父逃奔到鲁国（钱穆采信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始奔鲁”的说法，此说不甚合理，孔氏后裔也并不认同。）——孔氏不仅由此从显赫的贵卿下降为士族，而且也由此从宋国人变为鲁国人了。
我们可否换个角度来想一下：孔子之所以成为儒家宗师的孔子，其实跟“好色者”华父督是有一定关系的。假如，华父督不好色，也无野心，将相和睦，君臣相谐，则孔父嘉便不致遭杀身之祸，如此数代以降，孔子很可能也世袭为宋国的贵卿。这样的话，孔子就不会成为鲁国的那位为后世崇仰的孔子了。
对这种换角度的异想，想必多有不以为然者，他们必定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在鲁国、宋国或别的什么国都一样，跟“好色者”华父督也毫不相干。但笔者却认为：这确是有着一种逻辑的关连性的。理由是：一、正因为孔父嘉被“好色者”华父督杀害，致使孔氏逃奔到鲁国，而鲁国是儒的故乡，周礼典籍非常完备（“周礼尽在鲁矣”），这是孔子研习周公之礼并成就为儒家宗师的最佳文化环境。二、也正因为那场祸乱，孔氏从贵卿沦为士族，孔子后来才可能在鲁国开创私学，培养士阶层的子弟（其中不少是寒士）传承、弘扬儒学；倘若他是宋国的贵卿，养尊处优，且碌碌于政务，恐怕不可能也想不到会去亲自办学授徒的。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成就一位伟大的哲人更是这样。所以说，是鲁国的“少也贱”而好学不倦的孔子，而不是一个宋国的贵族子弟，终竟成为了影响百代的儒家宗师。
而这一切则是以孔氏命运大转折为肇端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归功于造成孔氏命运转折的“好色者”华父督。罪恶就是罪恶，这是确定无疑的。孔子对杀祖的“好色者”深怀痛感和憎恶，这也该是确定无疑的。
通向民主的论辩之道
萧文泉
差不多一百多年前，京华的知识界以中国人特有的概括性思维方法，把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归结为两点：民主和科学，简称“德赛两先生”。时至今日，在关于中国发展的话语中，不管是官方的报告还是民间的讨论，这两位先生的身影还是占了主要的位置。在学术界里，关于中国和科学的关系有着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能产生在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专着已经够研究这个题目的博士生在图书馆里读上几个月了。可是与此对应的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特别的注意：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在中国产生？除了常见的对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批判外，没有什么专门的分析，这个问题本身好像也没有被这样提出过。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自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和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两者都没有，因此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也就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事了。
但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提出来好好研究的问题。看一下我们的近邻印度，印度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比中国还弱，这么大的疆域，这么多的人口，居然被一家英国公司统治了两个世纪。但是印度独立之后，民主制度就牢靠地在这个国家里建立起来了。在这大半个世纪中，大选按时举行，政权和平交替，宪法权威至上。印度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世界国家里常见的军事政变或强人独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里英迪拉·甘地政府曾经以国家面临的危急状态为由，试图引入削减人民民主权利的立法，但是印度人民毫不含糊地立刻在大选中把她赶下台。只有当甘地夫人改弦更张，重以民主政纲竞选，印度人民才又选她上台执政。民主制度在印度的良好运行纪录很可帮助我们拓宽思路，印度不比西方，那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下，文盲众多，贫富差异巨大，按照我们这里一些政治理论家的观点，显然是没有民主制度生存的土壤，可是事实正好相反，民主制度在印度深深地扎下了根，原因何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