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和《中国文学史新着》
谈蓓芳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着》增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于二○○七年九月联合出版后，与二位先生以前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出书后的情况相仿，迅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从某种视角来看，这次的反响更为广大和深刻，因为不但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人数更多、地区更为广泛（包括中国社科：文学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的着名专家），而且还有许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着名专家给予了衷心赞扬，尽管钱理群先生同时也坦率地提出了他的某些疑问和不同意见，而上次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公开加以赞誉的仅个别人。毋庸讳言，我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无论就思维模式或研究方法来说都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是各有体系，所以，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和前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着作能同时为这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所关注和肯定，确实意味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倾向。也正因此，《悦读MOOK》的编辑嘱我撰文介绍章培恒先生在此书撰述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性和作用时，我一口答应了下来。但是我想，这恐怕不能光就章先生主编此书（包括对许多章节的撰写）的具体过程来说明，而必须联系其以前的有关事情来阐述，于是将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一、章培恒先生的学术基础的夯筑；二、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起步；三、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思考；四、《中国文学史新着》的构思、撰写及其增订本的成书。
一、学术基础的夯筑
一九五二年十月，章培恒先生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读二年级下。可以说，这也就是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夯筑学术基础的阶段。
在这以前，他已读过两个私立大学。第一个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那时他很想当作家，以为通过新闻工作既可以认识社会，又可以积累写作素材；但读了一年后到《文汇报》去实习，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一工作，就在同年转入了上海学：中文系。可是他并不满意那里的教学情况，因而经常不去上课，而是自己找书看。这样过了半年，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忽然想改读医科，便向学校申请退学，但没有被批准。转而申请休学半年，获得了同意，就在家里认真地温课迎考。不料在那一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前不久，教育部颁布了明确的规定：大学的在学（含休学）学生一律不得参加高考。同时在这年的夏秋间进行了全国性的：系调整，上海学：奉命停办，其中文系并入了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只好赶快去复学，从而成了复旦大学的学生。
那几年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集中了许多杰出的学者。他在那里虽只读了一年半（根据当时中央政府的规定，1949年、1950年进入大学的学生都是三年毕业），却决定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
在这一年半里，对他影响最深的教授，先是贾植芳先生，后为朱东润先生。
贾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胡风派”（后来一度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作家，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成就卓着的学者。章先生因为曾经想当作家，看过许多新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都很感兴趣，一下子就被贾先生的课吸引住了。贾先生对学生又很热情，许多学生都爱到他家里去聊天，章先生也在其中。在贾先生的熏陶下，章先生懂得了：要研究文学首先必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必须读马、恩原着，不能依据通俗性的小册子；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读现代文学的原作，尤其是鲁迅的小说、杂文，同时在研读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地分析，结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趋势，得出自己的结论，千万不能不动脑子，跟着当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着人云亦云。
朱先生是英国留学生，曾在武汉大学教英文，由于该校的文学：长闻一多请他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他就改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他所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中国出现的第一部从先秦一直叙述到清代的文学批评史着作（在这之前陈钟凡曾写过一部自先秦至清代的文学批评史，但全书只有七万多字，很难说是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全部撰成则在朱先生之后），朱先生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指导来研究文学批评史的中国第一位学者（参见朱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卷首章培恒先生撰写的《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探讨方面，他也勇于创新，绝不为众人之见所惑。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把《诗经》中的《国风》作为出于民间的作品成为一种被广泛推崇的新潮，朱先生就公开撰文加以批驳；他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对《离骚》等赋的作者提出新见时，被位高气盛的郭沫若等人扣上可怕的帽子大加斥责，他夷然置之。章先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本来比对现代文学的要差得多，但朱先生一开始就对章先生寻根究底的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大为激赏（参见朱先生《朱东润自传》368－370页，《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在朱先生的鼓动和引导下，章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迷恋已经不下于对现代文学的了。不过，真正打动他的，与其说是古代文学研究本身，还不如说是朱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和敢于创新、大胆向世俗之见挑战的精神。
朱先生和贾先生的教导，培养了章先生尊重理性、独立思考、重视理论、立足于实证、决不盲从的学术品格。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带来无穷的好处，但也使他较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坎坷。
章先生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年他十五岁；建国初期大学里的党员很少，像他那样少年时期就入党的更少，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党委对他也很重视。但由于上述的学术品格，在一九五四年文艺界掀起对“胡风派”最杰出的小说家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时，他认为这种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就撰文为路翎辩护，路翎在自己的反批评文章中还特地提到了这一篇辩护之作；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猛烈开火时，章又向《人民日报》投稿，说周扬的批判中存在错误之处。仅仅这两件事就使他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在劫难逃，何况他又与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的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遭到了市里某机构的隔离审查。幸而当时复旦大学党委的正、副书记杨西光、王零先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作了保护，先后担任复旦中文系总支书记的李庆云、蔡传廉先生也对他有所帮助，最后仅被定为“受胡风影响的人”，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才恢复），调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去当职员；而且不到一年就又调回中文系任助教。
经过这场劫难，章先生已经明白研究现代文学容易惹祸，希望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其实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就已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研读古代文学作品了。当时的文学教研室主任朱东润先生也赞同他的想法。他本想研究明清文学，因为他对明清的小说、戏曲很感兴趣，朱先生却对他说：“光就明清文学研究明清文学是做不出大成绩的，你还是从先秦、两汉弄起好。教先秦、两汉文学的蒋天枢先生重视打基础，对年轻人很严格，你跟他学要吃一通苦，但对你将来很有好处。”于是他成了蒋天枢教授的助教，同时向蒋天枢学习——根据当时中文系的制度，教授同时是自己的助教的导师。
蒋先生出身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是梁启超、陈寅恪的学生。治学谨严、深入，贯通文史，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对目录、版本、校勘学也深有心得；一生恪守陈寅恪的绝不曲学阿世的传统。他教导章先生说：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打好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而且要具备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基本知识，懂得中国古代学问的若干常识，包括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等等。按照这样的要求，蒋先生为章先生制订了前三年的学习规则：第一年读《通鉴》和《说文》段注；第二年校点《史记》，研读《尔雅注疏》；第三年校点《汉书》，研读《尔雅义疏》。在这同时，再系统学习目录、版本、校勘学的知识和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阅读诸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德辉的《书林清话》、唐兰的《中国文字学》、王力的《汉语音韵学》之类的书籍。那三年章先生可真是艰苦备尝，如有一天能睡上五个小时就已心满意足了。虽然后来由于“大跃进”等运动，第三年的学习计划没能完成，但这两年多的学习已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后来在考证上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从《大招》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年代、西汉已有五言诗、传世的李陵诗和书信均非伪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写定于南朝、《玉台新咏》为陈代的宫廷女性——很可能是张丽华——所编，直到《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等），在学术界均引起强烈反响。据他自己说，作为论文的根底的怀疑精神源自朱东润先生，考证的功力则源自蒋先生的培养、指导。而且，他在研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细致、周密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他认为也是在蒋先生指导他读书时所要求的谨严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所培养而成的。
二、从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起步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展起来以后，章先生不得不告别了通过系统的学习来夯筑学术基础的生活，并成了复旦中文系从事科研工作的骨干。从一九五○年代后期直到一九七○年代后期，除了“文革”时期的前四五年外，他的主要任务都是搞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
其实，就他个人来说，从事古代文学的个案研究是从“大跃进”以前的一九五七年就开始的。蒋先生在年轻时写过一部规模颇大的《全谢山先生年谱》，据说曾受到陈垣先生的重视。章先生为了更好地领会蒋先生当年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也想写一部类似规模的年谱，只是拿不定以谁为谱主好。正在此时，恰好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洪昇的诗集《稗畦集》和《稗畦续集》，那在以前是很难见到的书。所以，章先生就想以此为依据，编写一部《洪昇年谱》。工作进行起来以后，他发现材料越来越多，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自己的进步也越来越大、越快。
不过，这是他个人在进修之余所从事的科研。“大跃进”开展起来之后，系里原先让他在蒋先生指导下系统进修的事就停下来了，从事集体科研项目则成了他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在这些任务中，对他个人的成长最为重要的，是参加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辞海》中国古代文学条目的撰写和修订。
在“文革”以前，章先生有将近两年时间参加《辞海》此项条目的撰写、修订；“文革”开始以后，他虽然进“牛棚”、挨批斗，但从一九七三年起又以“一批二用”（先批判，后使用）的“白专道路”的典型的身份参与修订、撰写《辞海》的工作，约经三年。在前后共五六年的时间里，他由此阅读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千数百种（包括诗文集、词集、小说、戏曲等），细读的和浏览的约各占一半。这为他以后的主编、撰写文学史作了较充分的材料的准备。
参加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始于一九六二年，章先生承担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批评和晚清文学批评。在“文革”以前，刘先生只将此书的上册改定并出版。至于章先生承担的部分，因在全书的最末，故除关于金圣叹的一节外，刘先生并未拿去看，一直存放在章先生处。“文革”时经过抄家，稿子全都丢失掉了。但参加这一工作对章先生却关系重大。他后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学说作为其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实以此事为最早的契机。
明清小说戏曲批评的重镇是李卓吾。因为章先生承担的撰写任务不多，可以从容不迫地工作，加以刘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借了一个大房间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借书很方便，于是章先生就把当时能够找到的李卓吾的着作全都借来读了一遍，从中发现了这么两段话：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道古录》卷下）
而且，在李卓吾的其他文章中也常有类似的见解，看来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这可是标准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而自“五四”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李卓吾都是已有定评的进步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怎么来解决这一矛盾呢？他想到了回避一法：好在他们要写的是文学批评史，不是思想史，这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不谈。但回避显然不符合章先生的性格。这问题不解决，他心里老是放不下。于是他想到了贾先生以前对他说过的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读马、恩原着的那些话，决心通过读马、恩的书来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连续读了好多种马、恩的着作，终于从《神圣家族》中发现了这样一大段话：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同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着作中的一些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
（1）爱尔维修。“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讨厌丈夫，她就有权离弃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不贞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
（2）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因为他不能不顾自己。”……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人若没有情欲或愿望就不成其为人……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么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失了。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情欲，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社会的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