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能够穿透人心的“故事核儿”当然是从大量的素材故事中过滤挑选出来的，应该说是有多少“故事核儿”才能成就多少篇故事。为了写作《夹边沟记事》，作者花费五年时间，寻访了一百多名右派，最后写成二十一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也是历时三年，采访了一百五十多名孤儿，最后成就二十二篇故事。作者的工作首先是从大量片断的、逻辑并不明晰的并且具有相似性的故事素材中，发现、筛选出那些“硬度”足够并且具有新质和代表性的“核儿”——它们可能是一个情节、一个细节或一个场景，再根据这些“核儿”
的形状，运用移花接木、杂糅拼贴等方式，创作出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作品。
那些坚硬的“核儿”中最坚硬的部分是那些核心的细节。“命运三部曲”最有分量、最具历史和文学价值的部分，就是那些大量的令人信服的细节，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杨显惠的写作是用“细节拼接的历史”。当历史的全貌无法复原时，只有“逼真”的细节才能“逼”近“真”的历史②。比如，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其发生原因是什么？目前各派理论各有说法；到底有多少人饿死？不同核实方法的结论也相差甚远。历史不是自然公正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叙述的历史”，但至少在亲历者逝去之前，我们应该弄清楚这场灾难到底给受难者造成怎样的痛苦？人在死亡边缘、乃至“人相食”状态下究竟是怎样一种现实情景和心理状态？这正是文学家的任务。“文学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切历史叙述、理论反思的可靠情感基础。然而，“文学的真实”不仅需要“纪实”还需要“虚构”，如何运用文学的虚构方式使作品既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强大的感染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真实可信性，这是特别考验作家创作功力的地方。
在对逼真细节的营造上，杨显惠充分显示了他挖掘原生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原创性想象的能力。那些故事“核儿”的坚硬之处即在于，它们不但是超出人们经验范畴的，也是超出人们的想象范畴的。
因为想象力是建立在既有经验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飞翔都有它的“飞翔半径”，突破性的写作恰恰是打破人们的惯常经验，也超越了人们惯常想象的樊篱。
举个例子。曾入选二○○四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国小说学会推荐）的《上海女人》是《夹边沟记事》的首篇作品，小说的“核心细节”是：“上海女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右派”丈夫的尸体——他已经从一个英俊青年变成一具残缺不全的木乃伊。通常小说会到此为止，因为这已经到达了人们通常的心理边界。而杨显惠却在此处强力推进——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有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了我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
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出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坚毅的名字来：
董——坚——毅——……
据杨显惠介绍③，这个故事和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如果没有原型作基础，单凭作者的想象不可能将故事推进到如此极端的情境，即使勉强设置了情境也不可能进行细致的描写。当然，那些具体的表情、动作、声音的描写是根据想象虚构的，但这样的表情、动作和声音是他无数次在受访者的身上看到，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到的。正是建立在大量的真人真事、真情实感和真切细节的基础上，作者的想象力才能在人性边缘处顽强而稳健地推进，陡峻而不偏邪，奇异而不诡异。那靠掘地三尺得来的“原生性经验”正是培养“原创性想象”的“底气”，这恰恰是当前文坛上一些无限尊崇想象力却总是闭门造车、空中建阁的作家们所不具备的。
“纪实性小说”是杨显惠为“命运三部曲”选择的体裁，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这些年来主导文坛的“纯文学”评价体系里，基本上会被认为“不算文学”。以小说家自命的杨显惠之所以如此选择，并不是有意背对文坛，而是因为这样的体裁是最适合其作品题材的。同样，在叙述方法上，他也采取最朴素的写实笔法，叙述基本是单线条的，手法上没有一点花哨，语言简练干净，运用了一点方言，但完全是为了配合口语化的叙述口吻，烘托氛围，并没有“为方言而方言”的“语言实验”的意思。
比如这样的叙述——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的还早。我哥是五九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
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黑石头》
如此平缓的语调，克制的语气，如实录般的记述，却极富有张力地将人间的至痛至惨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正是因为小说写的是人间的至痛至惨，本身已经有足够的震撼性了，只有用这种最朴素、最诚恳的叙述方式，才使故事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使整个系列具有了宝贵的人类心灵档案的价值。这貌似无技巧的技巧，绝非一日之功。正像雷达在《告别夹边沟》
序言中所说，“无技巧”正是“大技巧”。
杨显惠曾表示，自己是读俄国文学长大的，在他的文学观念里，文学必须有改造社会的功能和征服人心的力量，“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有人认为是交流，有人认为是满足读者需要，我觉得都不是。我认为作家应该征服读者，读者读完你的作品之后就好像进了一次教堂，灵魂得到了震撼，你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他认为，“真实的力量是文学艺术最强大的力量”，他向往的美学境界是“逼近真实的简洁之美”。
虽然多年来杨显惠一直在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却也不期然地屡屡与社会热潮相遇。《夹边沟记事》问世前两年的一九九八年，正是“反右”运动开始四十年，出现了与“反右”运动相关书籍的出版热潮④，并一直有所延续。《夹边沟记事》一书能够顺利出版，想必也与此出版热潮有关。二○○四年《定西孤儿院纪事》开始连载的时候，也是“底层文学”兴起的时期。“底层文学”是近二十年来文学进入“无主潮”阶段后出现的最大也可说是唯一的文学潮流，也是自二十世纪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朝“纯文学”方向发展以来，当代作家首次较大规模地关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在此热潮下，杨显惠的写作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并被认为是“真正的底层写作”，为当下泥沙俱下的“底层写作”树立了典范——“底层写作”
在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很多作家严重缺乏“底层”经验，仅凭道听途说编织故事，再以书斋想象推演苦难情境；一些年轻作家的写实功夫根本不过关，而功力深厚的着名作家却因“专业作家”体制和社会分层等阻隔，不再能深入地“下生活”获取新经验。在此背景下，杨显惠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正可以为陷入困境的“底层写作”提供启示性参照。
相对于那些“回归者”，杨显惠是一个一直走在老路上的作家。那些创作方法——实地采访、收集素材、艺术加工——应该说是最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这样的创作方法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主流，现在则几乎成了少数人的坚持。作为一位多年居于文坛边缘的老作家，杨显惠给文坛带来的最深触动是，他多年来默默无闻地坚持着很多“过时”的东西：“过时”的观念立场，“过时”的文学理想，“过时”的创作方式……这些不断被文坛痛快丢掉的东西，在他身上居然还那么完整地保持着，并且还能放射出这么耀眼的光芒。这也促使我们对这些年来当代文学走过的路进行反思。
杨显惠并不同意将自己的写作划入“底层文学”潮流，他强调“命运三部曲”写的都是特殊题材，“那是全民族的灾难，玉石俱焚，不分‘上层’和‘下层’”。他称自己写的是“苦难文学”，这里的“苦难”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而是特指政治灾难下全民族遭受的苦难。“苦难文学”是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我一直不满从前写‘右派’的那些小说，它们没有把‘右派’真正的命运和遭遇写出来。
一九六○年的‘大饥荒’更几乎没有人正面去写。‘伤痕文学’是诉说委屈，‘苦难文学’是控诉批判”。虽然“命运三部曲”采取的是客观实录的写作方式，甚至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简洁、干净，不在文字上表露自己的态度，但作者批判立场仍力透纸背——“直白地说，我的作品就是对专制主义的激烈批评。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却没有人认真表达过，一句‘母亲打孩子’就放过去了。我放不过去，我要表达愤怒，做个‘愤怒的作家’。”
①《夹边沟记事》200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7篇“夹边沟记事”小说，以及作家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200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全部21篇小说出齐，书名改为《告别夹边沟》。2008年花城出版社以原名重版，也收入全部21篇小说，与此前出版的《定西孤儿院》构成系列。
②陈冲：《历史的细节和由细节拼接的历史》，《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③笔者曾于2007年12月20日对杨显惠先生进行采访，采访内容整理成《杨显惠访谈录》，目前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经过杨先生审核确认。以下有关杨显惠个人发表的观点，若无特别注明出处，均来源于此次访谈材料。
④主要书籍有：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思忆文丛”（《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中央编译出版社）、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正的《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胡平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