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舍的故事——超载的记忆之一
这一生数不清做过多少场梦，白日的和夜间的梦。白日的梦却真是胡思乱想编成的，使我一次次猛地惊醒，告诫我自己早已力不从心，毕竟是将走到最后一段路程了，有时活着也宛如死去，不想也罢！夜间的梦呢，倒真的是在做梦，死去的人都活过来，像以往一样地谈心，调侃，写信，作诗……但这两年却是每夜做梦，醒来竟然倏忽掠过，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又是迷了路，踩着泥泞却又找不到家，或是谁、谁、谁来过了，只留下声音，再过一两分钟全没了！梦想的，梦见的，还有在记忆中生了根的、摆脱不掉的种种情结都缠在一起，真是所谓“魂牵梦萦”。总觉得有些事情明明是曾经经历过的，却又怎么那样像梦？！一场场的，挥之不去，只好用笔试着记下来，似乎又像是眼前脚下摆着一堆垃圾，我仿佛是一个捡垃圾之人，在拨弄着，希望能翻出一星半点闪光的东西，至少是有用之物……
我对朋友笑说，真的，七八年前我还能自己到处溜达，怎么就没想起走到离我家不远的上海路那边找一下当年的“绛舍”呢？现在不可能了，也不会有哪个热心小友帮我寻觅那个曾在六十年前存在过的小小门面房！我从来没注意过当年的门牌号码，我哥杨宪益当然更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当年路边曾有一个简陋的两层小屋，绝不是西式的小别墅，只是马马虎虎地粉刷一下，有一块不起眼的小门匾，上面写着红色的大字——“绛舍”。
我打开我哥写的一些旧信——感谢我那位细心小友帮我把那一扎乱七八糟的旧信清理一通，然后平平整整放在文件夹里！——我这才回忆起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哥还在信上说起关于“绛舍”的事。
写信时他已七十挂零，而我当时也有六十四五岁了，只是偶然间提起往事。那时正是一个让我们这些曾经拿过笔杆子的舞文弄墨之人似乎已死去多年却又复苏的年代，创作灵感缤纷而至。我的笔尖就在我那所谓“创作计划”中落下了“绛舍”二字。
我至今还记得六十年前我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去看看我们在上海路开的一个小古董铺，就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好玩得很。店名叫‘绛舍’。知道吗？‘绛’者红也。”
好奇心驱使我想去看看那个什么“绛舍”。其实帮他出点子的还是我哥在中学读书时同窗多年的好友廉士聪。廉那时家境困难，上有老父、下有妻儿，抗战后从天津到南京投奔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因此也进了国立编译馆内我哥主管的“编译委员会”，虽然我们都不是什么“委员”。廉一向工作勤勤恳恳，而且细心。
当我哥和他商量如何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时，哥提到“狡兔三窟”
这个典故，这是他素有的幽默。廉就建议开个小古玩店。有个落魄的彭公子正在失业，他也是个大学生，抗战时期在成都认识了我哥，这时就派他做经理，廉的老父在天津开过店铺，很有经验，就当了“老板”。开店的本钱是他们大伙凑的，当然主要是我哥，一辈子慷慨仗义、乐善好施的书生。大家兴致勃勃，起店名时，我哥脱口而出：“咱们天津从前不是有个‘紫房子’吗？那是专卖文具、图片、信纸、信封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咱们干脆叫‘红房子’吧！”廉忙提醒：“‘红’字不妥，有‘赤色嫌疑’。”我哥笑起来，又提出“‘绛舍’如何？”他想起在重庆北碚的日子，灵感来自老同事、友人梁实秋。梁当年借住在吴景超夫人龚宜雅的房子，美其名曰“雅舍”，那里的确曾是北碚从平津到内地的文化人雅集的一个好去处。
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表面上是做生意发洋财，因为那里靠近美国大使馆，那一带有不少洋人来来往往。哥一向爱好收集金石书画，免不了为了“好玩”也淘来一些赝品，堆在家里不如摆在店里装装门面。也还有朋友们加入干股，我根本不懂什么入股，只记得哥对我说：“我也给你算了几股。”当时我为我不用出钱就成了“股东”，还得意了一阵。他们的真实意图却是把“绛舍”当作“僻静安全”之处，大家可以在楼上碰头，也应了“狡兔三窟”之含义。
两三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约了朋友漫步到上海路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这个“绛舍”。那真是一个极小极小的门面，仅仅粗粗地油漆粉刷一下，开着两扇小门，门头上设了一个门匾，上面龙飞凤舞两个大字“绛舍”。我们进去后，却见天花板低低的，屋后有一个窄小的楼梯，可以上楼。楼下小屋两旁安放着玻璃橱柜，里面有一些古玩、金铜玉器小摆设，三面墙上也挂满了明清字画，布置得简而不俗，反正有真有假，琳琅满目。我们又上楼去参观一番，那里只有一小床一方桌，一只放着洗漱用具的洗脸架。桌边有四把木椅，以及条凳，桌上还摆着茶壶、茶盘，上面几只茶杯，俨然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算是给老板或经理有时过夜的吧，也许可供“股东”们一个“聊天”的场所，反正他们觉得这地方真好玩。我对于做古玩生意当然外行，有兴趣的还是楼下几件小玩意儿，管它是真是假！我怎么会知道在如此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经常有人在商议国家大事，他们小声传达着来自各方的消息，兴奋地叨念着：“天快亮了！”
楼下的几个年轻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布置这个小店，我认识他们。我的同事们似乎兴致很高，他们是幻想着有一天发财，腰缠万贯显摆一番，还是在等待着迎接另一种新奇的生活？我看见了邵恒秋，这个看来颇有城府的学者型的中年人。
我跟他始终没法熟起来，他看来总是不苟言笑，十分严肃的样子，像是个领导，当然也还不像有什么官气，但我从来不喜欢接近摆架子的人，因此我看到他也在那里指挥着，既是哥的朋友，我当然也保持对他的尊敬，只点一下头。
我在众人中发现了拄着双拐的萧亦五，他正在煞有介事地指挥着：“挂这儿，往上点，再往右挪挪……”我还是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北碚时在哥哥家认识这个朋友的。他是个在那时候被称作“荣誉军人”的失去一条腿的单身汉。在当年的淞沪战争中，他正在十九路军蔡廷锴的领导下成为抗日的一名士兵，不幸被日本鬼子用达姆弹打中了一条腿，在山沟里躲藏了两三天才被发现，被送到南京文昌桥附近的一个伤兵医院，锯了半条腿，连膝盖也锯掉了。这之后辗转到了后方汉口，幸运地遇见了老舍，老舍看到这个流落街头的“荣誉军人”，以后熟了才发现他在通俗文艺方面有兴趣，便把他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通俗文学室学习整理资料。在这里，我不想多讲他一生的遭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写过《逝者如斯》来追念这位老友一生的起起落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当过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风光了两三年，然后又荣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一职，这时更是满脑子雄心壮志，忘乎所以。到一九五七年突然沦为右派分子，从此一蹶不振，在惶惑不安中过了二十年，没等到“改正”就“走了”。
真的，那些忙忙碌碌的熟人早就一个个全逝去了！我记得“绛舍”当年也没有维持得很久，从来没有门庭若市的热闹情景。登过一个英文广告，赚洋人钱，洋人一撤，生意也难做了。悄悄地开张，又悄悄地关门。我虽算是股东之一，却从没兴趣问问这个店是赔了还是赚了，只是有一天我哥叫我去看看喜欢什么，可以拿走。
哥给我一幅裱得完好的巨大的唐伯虎画红拂像，当然是赝品，但哥告诉我这幅画可能是假的，却很值钱。我喜欢它的巨大，就卷好收起。“文革”初期我用它挡住小书房内的壁橱门，使红卫兵看不出这后面还有“密室”。当然它最后的下场还是不知流落何方！另外我要了一个象牙制的半个巴掌大的小算盘，做工极为精细。
另一块白玉扇坠，也是很细巧的玩意儿。
这两个小玩意儿在当年也就送给了而今早已离去的朋友。
“绛舍”在哪里？当然早拆了！这个原本是古老的六朝古都、民国时期人材荟萃的着名文化城市，在“绛舍”开张后第二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长的一个时期，人们摒弃了过去，只是凭着主观意志塑造着未来。在这个城市里，数不尽的民国以至明清甚至再之前的宝贵文化遗产，都被斗大的“拆”字涂上了墙壁！
都是太遥远的往事了！就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挖掘出来的那些国宝级的“出土文物”，那些幸存者，这些年也一个个“走了”。前几年我问我哥：“现在‘绛舍’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活着？”他摇摇头想了想说：“好像只有邵恒秋还活着。”……好像是去年，他在电话里说：“听说邵恒秋也死了！”
而我和我哥还活着，那几个忙忙碌碌的人，那个挂着“绛舍”的红色门匾，那个小小的古玩店，都消失了，却还存活在我们的记忆库里，不会有人走进来用白粉涂上一个大大的“拆”！这真是个奇迹！留下一个绛色的梦，不停地向我们弹唱着“绛舍”的故事，还有那低促的激动的声音，他们在互相提示着、嘱咐着：“天快亮了！”
二〇〇八年十月
鸿爪掠影（一）
东坡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真是如光如电，还没有盘算一生何以自处，似乎生活还没有迈开脚步，便已经两鬓斑白了。仔细思量，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是“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大时代。这样的时代，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简直如一粒尘沙，可以忽略不计的。个人的生活、或说自己对生命的安排是不需要、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一生或者听从他人摆置，或者任由命运拨弄。我的前半生的沉浮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如同汹涌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彼岸，飘飘荡荡，一晃几十年。回忆起来，没有业绩，没有收获，甚至没有历史，没有痕迹，留下的只有一些不太清晰的模模糊糊的记忆，真似飞鸿踏雪，那计东西。这里采撷一些片断，免得雪融冰消，只“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了。
“复杂”与“故事”
一九八○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通过考试，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七位所领导都同意，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
她说，王学泰历史太复杂，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他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有什么复杂的？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陈先生说得对，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上二年级。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遑论“三青团”！每天早晨上学，看见童子军，戴着圆形帽，手执军棍，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手是否洗了，脸是否干净，十分认真而神气，还有点羡慕哩。“童子军”是那时最低龄的组织了，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管理的份。
其实，我的历史真不复杂，可以说七岁以后，不敢说每天、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活了六十多年，可以说是从学校门，到单位门，没有离开过国门。
然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用得着在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她说：“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我说：的确，大故事，或说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最多能装二百市斤小麦，一百二十万斤可装六千袋。一袋撒在平地上占地六平方尺，一亩地可平放一千袋小麦，六千袋要码六层，相当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六千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指挥部，带队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
他听了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加惩处。于是召开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当时风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动不动就要“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批判我的“反动言论”。并当场宣布，开除回校，不要在这里给大跃进泼凉水了。这是我在众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着头，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的气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回到北京学校，本应该到校去大炼钢铁，我却每天跑“北图”看书。后来开课后又在班上被批判了一次。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大学毕业之时。从一九六二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以来，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学校领导、教师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扫描一切，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为一九六二年秋选举班干部时，没有完全服从系总支的安排，竟选了一两个同学拥护的干部，造成了“选举事件”。在一九六三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反映（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后被定义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因此面临毕业时，我们这班（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一些不同意总支意见的同学都有些紧张。毕业前要做“思想鉴定”，而“鉴定”
前，系总支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说是每个同学要在毕业前，把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轻装走向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前年，我在北京档案馆查资料时，看到了当时北京市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他讲这次鉴定目的就是考察学生“政治思想、立场方面的根本问题”，以供领导掌握。特别要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要写上档案，“可供使用人单位对他了解”。对于那些通过“保卫手段”获得的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不必找学生谈，但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可见当时“清理思想”和“毕业鉴定”的目的是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由于上面抓得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自觉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一个个痛哭流涕，做检查，痛骂自己的过去，以求过关。然而奇怪的是我怎么检查，也没有人理，也不说过关了，也不说不让过，有点晾起来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运动告一段落，八月上旬一个阴雨的下午，系总支召集中文系全体毕业生（近400人）宣布：运动转入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从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动学生。接着，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于是，先是全班、后来是全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北京有句俗语叫做“见鸡毛凑掸子”，是说把一些日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凑在一起，有时也很有点规模哩。我平常又爱聊天，言多语失，凑个“掸子”还是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