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问永厚是哪种画家，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既不是山水画家、人物画家，也不是花鸟画家、畜兽画家；既不是工笔画家，也不是写意画家；既不是通常的漫画家，也不是通常的国画家。说不是，却也是。打开他的“画集”，看到的就有山水、人物，也有花鸟、畜兽；有工笔，也有写意；有漫画，也有国画。因为他不拘题材，不拘画法，不拘类型，所以不名一家，却自成一家。他的画都是有所感而发的。他热爱生活，从国家大事到民生疾苦，无不系其心膂，读报纸看电视而有所感，读古代历史而有所感，读今人诗文而有所感，参加社会活动而有所感，所感无非是对于家国世事的感慨、看法和情绪，因而所表现的主要是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什么题材来表现最合适，就用什么题材，或用神话传说，或用历史故事，或用山水，或用人物，或用花鸟，或用走兽，从不给自己的题材划定范围；用什么方法来表现最合适，就用什么方法，该工笔就工笔，该写意就写意，有时还杂用漫画手法，也从不给自己的画法作出硬性规定。他的画很难以传统的方式归类，从创作方法说，既非现实主义，也非浪漫主义；从创作风格说，既非文人画，也非民俗画；既不属于这一家，也不属于那一派。然而，在他的画作中，又什么都沾边，其方法既有现实性又有浪漫性，其风格既像文人画又像民俗画，但他却是把种种绘画传统打得粉碎，用前卫的审美观念重新熔铸自己的画魂，自树一帜。我在欣赏他的画作时，曾觉得他有点像韩羽，把文人画和漫画糅合在一起，细细琢磨，又觉得他比韩羽还要超前；又曾寻思，他画马、虎、狗和鹤、鹰、天鹅，以及牡丹、菊花、鹤望兰，都很逼真，很传神，很精彩，倘以专工论，在众多的花鸟画家中，必允称妙手，享誉画坛，何必画得那么古怪让人看不懂呢。很简单，他不能放弃超前的审美观念，而且千方百计地表现这种审美观念，不惜拿一切题材，一切方法，来表现他的内心世界，抽象、概括、变形、夸张、荒诞，笔墨互补、书画合一，这一切都成了他的重要表现手段，如若要给他加一顶桂冠，我倾向封他为“新表现主义”。这种“表现”，既是受西方审美的影响，也是对东方传统的回归。
世界是物质的运动，也是运动的物质，一切都在运动，都在变异，自然在变，精神也在变。正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所说的：“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作为精神现象的艺术，当然也在不停地前进运动。运动的轨迹一般呈螺旋状，所以前进运动又近似于向原始的回归。我发现永厚艺术的超前，常常带有与先祖性状相似的返祖遗传现象，看似西方表现主义艺术，却又带有东方原始艺术传统的基因。艺术模仿自然与表现精神，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两种不同方法和不同派别。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说，当原生世界分裂为精神与自然之后，西方为自己夺回了自然，它在气质上倾向于相信自然；而东方却为自己取得了精神，并通过物质解释为纯粹幻象。荣格这话不无道理，西方在打破中世纪黑暗的神学统治之后，确实开始倾向于自然，注重写实；不过，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时，叔本华、尼采却又转向精神，在哲学中强调“意志”，实际上是向东方倾斜。
艺术上也是如此，野兽派的首领马蒂斯就说：“我的启示来自东方”，“我所效法的是中国人”（转引自叶廷芳《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由此可知，西方现代的表现主义，乃是东方古代艺术的血亲。正是在这东西方审美观念撞击艺术思潮交汇的今天，诞生了永厚这种类似于返祖变异的艺术。
我们祖先的原始艺术，向来不是追求形似，而是强调神似，偏重主观精神。看一看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王神人兽面纹、仰韶文化（半坡）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都在似与不似之间，却十分传神，其所表现的并非客观自然，而是主观精神。商周以后，直至汉代，依然继承这种艺术传统，商代的龙羊樽，汉代的霍去病墓石雕，同样略其形貌而得其神情。唐宋以后一变而为形神兼重，有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张璪语），近代再变而偏重形貌，强调写实，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植根于古希腊“模仿自然”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审美观念明显向西方倾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西方向东方倾斜之时，东方却向西方倾斜。把艺术当作一面镜子，拿来映照现实生活，现实主义也就成了写实主义。这种忽略主体偏重客体的审美观念，在我国流行的时间太长，形成一种定势，一种惯性，积习难返，所以对西方带有我们东方血统的现代主义看不惯，乃至看不懂；甚至看不懂东方古代艺术，连霍去病墓的石雕，也看不出精彩所在，及至法国人发现了，出了书，才知道珍惜。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打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涌进这闭关多时的国度，在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审美意识开始觉醒，提出表现主体的重要性，文学、戏曲、音乐、美术各个领域，都有所反应。
永厚这种表现主观精神的超前画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而人们却仍然用习惯于写实的眼光来观赏他的画作，于是乎总觉得他的画不像这个，不像那个，所以看不懂，以为怪里怪气。其实苏东坡早就讥讽过这样看画的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
永厚的画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却非照搬西方，而是带有向东方远祖回归的倾向。返祖现象会诞育长出尾巴的毛孩，人们通常目之为怪物，实在是一种基因变异。永厚的画，也有类似返祖变异的现象。因为他的这种新画风，经历的孕育时间太长太长，不免受到刺激而变异。明朝中叶以后，中国萌发资本主义，思想界出现启蒙运动，民主意识觉醒，于是有了表现主体意识的所谓“写意画”，从徐文长到扬州八怪，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五四”运动以后，赛先生艰难地前行，德先生却不知溜到何处去，于是写意画便缺少主体意识，只剩下技巧。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似乎想起了赛先生，呼吁把他找回来，在寻找过程中，唤醒了主体审美意识，于是写意画便不止是技巧，也带有主体意识。内容变了，形式自然也就有所不同，表面看自是不同于从前的所谓“写意画”，这也是一种遗传变异。因为有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我把这种变异的反祖，不叫新写意，而姑名之为“新表现主义”。
人本的精神
《头衔一字集》，这是永厚二○○二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文画合集。“一字”是什么字呀，猜不出吧？原来是“人”
字。潘受《别南园八首》其四曰：“歌泣空能动鬼神，更谁披豁对吾真。平生履历堪夸处，但博头衔一字人。”让永厚最叫绝的是落句的“头衔一字人”。为此，他隐去“人”字，取“头衔一字”为书名；又曾多次以此为题作画：画面一个人背着牛头马面（即佛言地狱中的牛首阿旁）和猫头鹰（即诗中喻指奸邪的鸱枭）——象征非人世态，毅然前行，题上受翁四句诗。就我所知，至少画过三次（《头衔一字集》猫头鹰画在牛头前，《黄永厚画集》猫头鹰画在牛角下，赠给我的那一幅画，猫头鹰立在牛角上），至于潘受诗中抒发什么感慨，永厚并不在意，所欣赏的就是作为头衔的“人”
字。这正表现出他那强烈的人本精神。
“人”字的创造权该归谁，李春阳在介绍黄永厚画风的文章中说，仓颉造字之前，鸿雁就在空中写出来了，肯定雁字比汉字要早。春阳忽略了一个问题，即一切都在变，汉字也在变，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由隶而真（楷），由真而草，雁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