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
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我回旅馆，把简单的行李理好，此时已是九点半。我回想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得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文都有。
可见初出茅庐的青年茅盾对张元济的印象多么深刻！
上海解放的一九四九年，经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国书业凋零，商务印书馆也已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寓所主持商务董事会第四百八十八次会议。会上商务印书馆经理谢仁冰报告解放区各分支馆概况，报告参加上海联合出版社并认购股份事，报告上海解放后同人待遇等等问题。张元济在会上提议就公司现状拟修订总管理处暂行章程，将原有之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聘请沈雁冰担任会长。张元济这个提议，立即为董事会决议通过，同时这次会上又选任谢仁冰为经理，讨论通过就公司财政困难情形，呈陈毅市长的报告。
而当时茅盾虽已从东北到北平参加新中国文化方面的筹建工作。但他无党派身份和文化名人身份，让一直看着他长大的前辈张元济所看重，所以要振兴商务，张元济立刻想到当年的桐乡人沈德鸿即现在在北平的茅盾！今天我们猜想，当时张元济以八十三岁高龄决策这件事，恐怕不仅仅是想让茅盾这位文学家来担当出版委员会会长，恐怕是张元济有意想物色商务传人，因为从商务出来的能人名人不少，但在解放后能有可能担当此重任的，沈雁冰茅盾显然是一个合适人选，如此高龄的董事长，恐怕最关心的，莫过于是将如此倾心过的事业传给哪一个？张元济先生在董事会上提出此议案的深层次动因是否可以作为这样猜想呢？
会后，商务印书馆给在北京的陈叔通去信，请他在北京向茅盾发出邀请，而茅盾收到商务印书馆的信后，转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
所以，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给上海有关部门发出的前面那封经周恩来修改过的公函电报。当时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周恩来是清楚的，新政协代表里已有张元济的安排，所以准备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再俟张元济来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义时面谈此事。
从张元济年谱看，中宣部这封电报到上海后没有几天，即八月二十三日，张元济收到陈叔通从北平寄来的信，告知张元济已列为新政协代表。进新政协并不是张元济的心愿，他的一生心血都倾注在商务出版事业上，所以张元济二十四日立即给陈叔通写信，请在北平的陈叔通“善为我辞”政协代表，信中表达自己不愿进新政协的理由，认为自己“脑力衰退，健忘”；“会中故交不及十人，气类太孤”，“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北平参政议政。
就在张元济写信力辞政协代表的时候，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梅达君同时专程登门，转达中央来电邀请张元济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知道梅达君为何事而来．便避而不见，没有出面接待梅达君，让儿子张树年出面接待一下。第二天，张元济即致信梅达君，表示自己“年力衰迈，方染微恙”不便远游，再次表示谢辞新政协代表。
见张元济态度坚决诚恳，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联名给张元济写信，言辞恳切，体现了中共建国初那种礼贤风范，信中说：昨接我党中央来电，人民政协筹委请先生做为邀请单位代表出席会议，并望于九月十日前抵平，曾派本部（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同志及梅达君处长面谈，据称先生因病不拟北上，特再派周、梅两同志前来探视，并致慰问之意。如近日贵体转佳，盼能北上。尊意如何，请与周、梅两同志面谈。接到陈毅、潘汉年联名来信后，张元济仍不为所动。所以八月三十日又给陈毅、潘汉年复信，告知“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仍未决定是否北上。
可见张元济谢辞去北平参政议政是真诚的。但是，隔了三天，张元济却突然决定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是带着振兴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希望北上的。
张元济九月八日抵达北平。但北平的气氛远比他想象的热烈，所有的熟人都在为新中国的到来而紧张忙碌着，张元济被中共中央尊为嘉宾，自己也立刻被热烈忙碌的气氛所包围。
张元济到北京的消息一传开，第二天，陈叔通、郑振铎、沈雁冰、邵力子等商务故旧立刻来访。自然，见到茅盾，张元济关于董事会聘请沈雁冰去出版委员会任会长事告诉了茅盾，并希望茅盾能出来协助自己振兴商务事业。可惜没有史料记载张元济与茅盾的这次相聚，但张元济专程送聘书给茅盾却是事实。九月十一日，张元济宴请商务旧友，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沈钧儒、叶圣陶、宋云彬、马寅初、黄炎培、郑振铎、陈叔通、周建人、马叙伦等出席。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周恩来专程看望张元济，后来又专门宴请这位商务印书馆元老。九月十九日又与人民领袖毛泽东同游天坛。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又参加沈雁冰召集的关于国旗国徽、建都、纪年问题的讨论。在繁忙的空隙，张元济又专门看望茅盾，一起探讨商务印书馆在新社会的发展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元济在北京两次专门为商务发展大计听取各界名流意见。十月八日，在萃华楼台约了宦乡、郑振铎、秉志、沈雁冰、陈叔通一起小酌。十月十一日，胡愈之陪陆定一、徐特立等与张元济一起商量出版事宜，中午又与沈雁冰、陆定一等一起共进午餐，商量出版大计。从当时史料看，当初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与张元济等曾有共同商议编辑“新中国丛书”的计划，期间，张元济让茅盾具体策划，张元济在参加过开国大典后，于十月十九日离京，二十一日返沪，策划“新中国丛书”事就让茅盾代劳。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陈叔通从北京回沪，带来沈雁冰所拟定的“新中国丛书”与商务出版丛书的合同底稿．张元济仔细看后，于十一月三日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就“新中国丛书”提出了四条意见：（一）将“新中国丛书社”改名为“新民主丛书社”；（二）每种字数改为三万至五万字；（三）商务北京分馆可作编辑人员集会商计之地；（四）最晚于明春开学之期，全部完成。另外，张元济信中还托茅盾为其代购苏俄书籍。
信的原文如下：
雁冰先生道鉴：都门集会，得接清谈，旧谊新情，倍增欢慰。屡承垂询馆况，指导策励，意极殷拳，尤深感幸。敝馆拟成立出版委员会，同人公意，欲请先生主持。经弟面陈，谓承赞助，但坚辞首席，祗允备员，益佩才为谦，不敢多渎。前陈叔翁南返，交到尊拟新中国从书社与商务出版丛书合同底稿，展诵之下，列举详明，俾馆中出版工作得与文化建设方面相适应，甚感挚意，遵与同人按照实际营业情形及向印丛书经验讨论计划，约有四点开陈于下，尚乞指示：
（一）此间三联书店已有新中国同名之出版物，可否将社名改为新民主丛书社或别撰一名，敬祈酌定。
（二）每种字数拟请改为三万字至五万字，使成本可以减轻，读者易于购买。
（三）编辑人员如须经常集会商讨，敝北京分馆可腾出房屋一间，以备应用，并派一分馆职员，专任书记，此为省却薪给开支之计。至编辑稿酬及审查费均照原定第六、七两条办理。承示拟聘编辑三位至五位，拟不另送酬报。
（四）本馆出版书籍，甚惭落伍，仰蒙不弃，招集当世名流为之执笔，出书之后，必能使纸贵洛阳，深慰读者之望，最好能于明春开学之期全部完成。否则亦望先成过半，谨将修改草约附上，仍祈匡教见示，以便缮呈，一面即请将应编各书先行着手，免致延搁，是所至祷。
再，此项读物多供童年之用，排印字型不宜过小，致伤目力，故拟用四号字，每书脱稿，可请就近指定一格交京华书局排印，但有插图者，则将原稿寄至沪馆，并指明图画概略，俾得依样绘刻，即在上海出版。再，闻苏俄有翻译自居易及他人诗集出版，不知有无便人能托代购数种寄示否？书价几何，随时缴奉。
专肃奉托，祗颂着祺，不备。统维垂詧。
茅盾收到张元济关于“新中国丛书”
的信后，于十一月十四日复信张元济。
菊老赐鉴：
接奉本月三日大札，暨各附件，敬悉一是。丛书办法，尊示各点，已商诸振铎兄，甚为赞同。如何约稿，何日期得半数等等，振铎兄均胸有成竹，一切由渠面陈。至于公司之出版委员一席，晚则实难担任。此中原委，业已屡渎清听。兹再承尊命，为实事求是计，敢推振铎兄自代。盖丛书事务，振铎兄本属主干，今若兼任公司出版委员，则与公司整个出版计划取得联系，更觉方便。
愚见如此，至祈赐以考虑。承询苏联翻译白居易及他人诗集出版情形，容查明后再当奉复。专此敬请道安
乡晚沈雁冰上十一月十四日
附缴还聘函一件
当时茅盾写完信，放在抽屉里准备托郑振铎近日去上海时带呈张元济，可是当时茅盾、郑振铎等这些共和国文化界领导人物都日理万机，忙得不亦乐乎，开会，迎来送往，原先准备去上海的郑振铎却迟迟不动身，而且行期越来越没有定数了。十八日，张元济又致电茅盾，请他主持“新中国丛书”事。所以茅盾发觉前信未能送出会耽误事的，因此在五天以后，即十一月十九日，茅盾上午出席全国文联等单位联名发起和组织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大会，下午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茅盾被任命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长。这天晚上，茅盾又给张元济写信，并在次日一起付邮：
再启者：
前函书就，本拟托振铎兄带呈，不料渠迟迟其行，照目前估计恐本月底亦未必能动身，因此改由邮寄。昨日又奉尊电，以丛书事见委。出版委员晚之不能担任，已详前函，日前大驾在京面谈，晚曾谓不居名义，愿尽力赞助，即不但不能担任委员会首席，亦不能担任委员之意也。尊电谓晚已允诺，实有误会。
至于丛书，振铎兄已约得五六部稿，渠南下后当面陈详情。
将来丛书出版时，版权页上应否有编委会之类，晚与振铎兄商过，觉得没有更方便些；盖根据经验，编委人选有甲则乙不能缺，有丁又不能缺丙，太多没有意思，太少则于约稿反生阻碍。未列名为编委者，就不大热心写稿，反难网罗名家之稿。不如仅用：“新民主丛书”字样，不以编委会为号召，而以每书作者本身为号召也。（如不用编委会而列主编某人，则因丛书包罗万象亦属不妥。）
又关于丛书排印字体大小，尊意用四号字，此于顾及读者目力之耗损，自属至善。但如此则用纸较多，在此纸张缺乏，价格日涨之时，恐不能不影响书之售价，于普及有妨碍。晚意不如仍用老五号字，或者用新四号（即比老四号字为小，比老五号为大），抗战前，商务有此铜模。如能得日本制的五号字铜模，亦佳；盖日制五号字体亦较中国之老五号略大也。浅见如此，尚祈尊酌。
乡晚沈雁冰上十一月十九日晚
这一天，当年张元济亲自安排进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担当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重任。但刚刚接过任命书的当天茅盾极为低调，在给张元济的信里对此不着一字。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元济接到茅盾同时发出的言辞恳切，婉拒会长、委员之类虚衔的两封信后，又立即给茅盾去信，信中说：
雁冰先生惠鉴：敬复者，奉到本月十四日又十九日并寄手启，谨诵悉。辱承雅爱，计划编辑新丛书，推郑振铎兄为代，犹自居于赞助之列，且感且幸。蒙示出版不以编委会之名，而以作者本身号召，至日后成书，排印方式，指示周详，尤深铭感。敝馆聘书，今荷渎还，何敢多渎，一切已托陈叔翁致意，并祈垂謦。谨复。顺颂丽安。
弟张元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张元济在家里召开商务董事会四百八十九次会议，距上次七月十九日四百八十八次会议已经快五个月了，上次董事会决定的聘请沈雁冰担任出版委员会会长一事，五个月来世事变化很大，茅盾已经担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所以在这次董事会会议上，需要重新讨论议定，张元济特地将此列为董事会的一个议程，并做了解释，后来会议记录说，出版委员会会长一职，上次本会议决聘沈雁冰君担任，兹沈君以任职政府未能应聘，尚待另行选人任职。该委员会现尚未成立，所辖之编审、出版两部，暂行隶属于总管理处。
商务元老张元济是经历了清朝、民国等历史风雨的，所以让他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他心存疑虑，后来北上参加了新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与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朋友包括与茅盾等原商务同仁接触交往，回上海后十分感慨。有一次，在商务印书馆作报告介绍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情况时，这位八十三岁老人感慨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
我们总应该希望国事一天一天的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
这番话，出自翰林出身、八十三岁的张元济先生之口，格外振聋发聩。
曹禺悔恨自己这辈子写东西太少
曹禺后半生的创作道路走过了一条从开始的全盘否定自己，再到一种很不情愿的困惑；从经过深刻反思的如梦初醒，再到最后难以动笔的无可奈何的悲剧之路。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点钟，当人们都在熟睡的时候，曹禺悄悄地走了，从此离开了这个给他很大的辉煌和荣誉，也给他很大的悔恨和遗憾的世界走了。当曹禺在北京医院病房里住院时，他不止一次靠坐在沙发上，眼睛出神地看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感慨万端地说：“我这辈子写东西太少！太少了！我是多么悔恨我自己啊！”
泪水浸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