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生在早春二月，早春二月的风像冰茬子，刮得脸生疼。母亲说，生我那天晚上，父亲从队上端回来一碗饺子。母亲一个不落地吃进了肚子里。我知道母亲是不吃肉的，可是怀上我的时候，母亲就变得嘴馋，看见好吃的就痒痒地想吃，肉也开始吃了。姥姥说，肚子里的我是个馋闺女。那天晚上，母亲吃完最后一个饺子时，父亲跟她说，那是一碗兔肉饺子，母亲就傻了，半天说不上话来。然后就嚷嚷着，你怎就不早告诉我是兔肉，早知道，贴钱我也不吃，打死我也不吃。
那一夜母亲拼命地担心我生下来会是个豁瓣嘴。村里的老人说，吃了兔肉的孕妇，生下的孩子一准是豁瓣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裂唇”。父亲就后悔自己不该说实话。父亲是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他当了10年兵，他当兵的时候，在枪林弹雨里穿梭过，又受了多年党的教育，他当然不信鬼神，更不信这些个没有根据的谣传。所以当他往家端兔肉饺子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豁瓣嘴之类的问题。
和父亲正好相反，母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那天晚上她一定是一夜都没睡，她担心死了，一夜都在叨叨着，不该吃那碗兔肉饺子，即使阵痛加剧的时候，还没忘了自己的担心。
天快亮的时候，我顺顺利利地“呱呱”落地了。我出生时哭声很大，把满院子的邻居都惊醒了。都跑到我家的窗户下听，看是生个男的还是女的。
接生婆把我从母亲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擦着满头大汗笑着对母亲说，恭喜你，是个女的。
被我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母亲，此时却使出全身力气，从草席上抬起头来问，是豁瓣嘴？接生婆“哈哈”大笑，简直笑得喘不上气来。一直站在一边的父亲也笑了，说，瞧你，尽瞎说一气，看你闺女的小嘴，圆鼓鼓的呢。母亲苍白的脸上终于现出一点笑来。她长长地松了口气，把头放回草席上。
等接生婆把我捆绑停当以后，天已经大亮。一场春雪过后的天空格外的冷清高远。
母亲就说，你出生的那个早晨，没有下雪。
我长到九个月上，家里来了一个瞎子。
那天后晌，母亲抱着我从离我家两里地的董寨赶会回来。母亲是一路笑着回来的。因为集会上认识不认识的很多人夸奖了我。我那时真的很给母亲争脸。
我长得白白胖胖，个子也不小，头发黑油油的，眉毛又弯又黑，像两弯黑茸茸的月亮。当然我还学会了用两只小手“拍叉叉”“捏疙瘩”、“眨眼睛”。看见我的人就说，看这娃子，有年半了吧？母亲说，哪呀，才九个月。人家就说，哎呀呀，这哪像九个月的娃，看这个码，看这眉眼，看这头发，看这鼻子，这娃将来有福气呀。
这话母亲爱听，听一百遍也听不厌。母亲就一路听着人家对我的夸奖，傻呵呵地一路笑着回了家。
走到大门口，母亲就看见了那个瞎子。
瞎子坐在我家大门口的大青石上。
手里的拐杖不停地戳在地上，发出“蹦蹦”
的声响。瞎子是一个算命先生，从东山后一个很远的村子里来的。
我家的大门其实没有门，因为没钱，父亲就用几块小木板条用钉子钉在一起，挡在大门口。人过去用手一推，木板就倒在了一边。
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把木板子竖到墙根，然后唤瞎子进来。
瞎子就从石头上摸索着站起来，用拐杖左右探着，跟在母亲屁股后。
瞎子很熟悉地在我家院子里的石廊阶上坐下。母亲进屋把我放在炕头上，回头给瞎子倒了一碗白开水。母亲说，先生，你喝水。
瞎子就伸出一双脏兮兮的手去接，边问，你那闺女生在几日？母亲说，二月二十七。瞎子说，几时？母亲说，天快亮。瞎子就掐着指头算了半天。突然瞎子灰蒙蒙的眼窝动了几下，瞎子把喝剩的水“扑哧”
一声倒在地上，说，二月二十七是吉日，又赶上辰时生，紫薇星高照，不得了，不得了。你这女娃不得了。母亲就来了兴致，从火炕上拿几个烤熟的红薯塞进瞎子手里问，怎个不得了？瞎子说，你这娃将来是要乘船走的，最终要落在松柏树上。母亲听不懂，再问，瞎子就只顾吃红薯，什么话也不再说。
母亲知道瞎子说的是吉利话，就把自己藏在抽屉里的两块钱装进瞎子背后的破布包里。
瞎子走了，背着那两块钱，手里拿着两个烤红薯朝着那一望无际的黑暗走去。后来，瞎子是真的走了，没有再来过我们村。可瞎子的话，母亲一直记在心里。
在我懂事的时候，母亲跟我讲起瞎子和他说的话，我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