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刘晓庆的那个经典句式：采访两会，难；采访全国两会，更难；没有采访证，采访全国两会，难上加难。
２００８年的春天，我就真真实实地体验到了这份艰难。因为难，所以无法忘却；也因为难，因为充满了不可预知性，才让人有迎接挑战的冲动。那前前后后在京的２０个不眠夜，那围追部长省长的紧张采访现场，那深夜徘徊在清冷路灯下等待审稿的焦急身影，在过去多年之后，依然清晰如昨。
接到采访报道全国两会的任务，是在开拔赴京的前一天晚上。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报社前期没有办到采访两会的有效证件，而２００８年的全国两会，因为奥运在即，又适逢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加之五年一次的换届，使之成为全球瞩目的一次盛会。这样一个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必将各地媒体云集，既是记者展示各自绝活的竞技场，无疑也是硝烟弥漫的新闻大战的沙场。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会议，党报的采访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以社会新闻打天下的都市报原本在报道方面就受到诸多限制，加上没有采访证，不敢想象，如何展开采访工作？
一天的时间只够简单做一些采访提纲和案头准备，翌日晚上，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和同去的搭档王玉拼命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熟人，希望能够得到些许帮助，但遗憾的是，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深夜，周围床铺旅人疲惫的鼾声，火车咣当咣当单调的行驶声，让人无端地心烦，两个天涯沦落人在开往异乡黑洞洞的火车上，睁着不眠的眼。王玉轻声问我：“明早我们住哪儿？明天我们怎么做稿子呀？”我无以应答，脑子里一片空白。
漫漫长夜，我们只有互相安慰：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只要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就有希望。
采访：围追堵截高层死看硬守精英
清晨，北京火车站在霞光中向我们展露希望的容颜。
新闻在脚下。在克服工作和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我们连续三天关注两会前安徽领导在京为皖谋福祉的系列重大活动，发回的稿件也连续三天登上报纸头版头条。首战告捷，来不及喘息，我们迅速投入到两会大战中。
除了重大会议议程的动态报道外，作为都市报，我们最需要的是代表、委员针对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所提的议案提案，还有那些敢为民言的个性话语。这些鲜活、第一手的报道必须和代表、委员面对面交谈。为此，报社开设了两会专栏“我与高层面对面”。通过私人关系，费尽周折拿到一份珍贵的代表、委员联系方式之后，我们开始与他们展开了紧张的围追堵截。
代表的驻地——全国人大会议中心进不去，戒备森严，三道门岗。我们就在门口打电话，请熟悉的中央驻皖新闻单位的前辈或认识的代表下来接我们。为了减少无证出入的麻烦，我们清早在代表们开会前赶到，带着前一天晚上拟定的采访提纲进去之后，在里面通常守候一天，瞅准代表早餐前后、分组讨论间隙、午餐前后等时机，甚至是他们上洗手间出来的短暂空当，见缝插针展开采访。
三八妇女节前夕，报社准备推出一期女代表专访，为此我们提前约请了安徽商界翘楚——合肥百大集团董事长郑晓燕。在人大会议中心一楼大厅，当我和郑董聊起如何将严肃的企业管理与女性特有的柔性化管理有机结合时，忽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呵呵，隔壁一张长沙发上端坐的正是我们这几天苦苦联系的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此刻正在接受一家中央媒体的采访。于是立即分头作战，这边我继续采访郑董，那边王玉赶紧过去与王总打招呼，并悄悄坐下，将录音笔打开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待这边郑董的专访甫一结束，我迅速驰援王玉。在这争分夺秒的采访现场，一个小细节让我们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我们悄悄打开的录音笔，不知何时被中央媒体的那位记者借拿茶几上的眼镜盒之际关上了，王总的精彩谈话一共只录下了不到三句。幸好王总已经习惯记者们的“疲劳轰炸”，当即豪爽地决定放弃午餐，到楼上继续接受我们的专访。
两会真是锻炼记者的好地方，机遇无处不在。
就在我们顺利采访完王亚非，乘电梯下至一楼时，一声叮咚脆响，电梯门开处，一张合肥老百姓极为熟悉的国字形面孔扑入眼帘：吴存荣市长！我们刚刚迈出电梯的脚不约而同地瞬间收了回来。在电梯上升的短暂时间，我完成自我介绍，同时递上名片，提出想请市长谈谈新的一年政府将解决哪些具体的民生问题？未来合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吴市长稍作思考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决定下午分组讨论时抽空和我联系，逐一解答。
出了电梯，我们一阵狂喜，若在合肥专访市长，必先由报社出函，再经市外宣办汇报，最后报秘书长审批，一套程序下来，少说也得一周时间。两会现场只要眼疾手快，三分钟搞定。
让我们等得最憔悴的要数谢广祥副省长。
３月４日，我们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罗主席向我们推荐同属致公党的安徽省副省长谢广祥。当天晚上，我们即赶到代表驻地敲开了谢省长的门，不巧谢省长正在接待客人，让我们等一两个小时。不敢走远，虽然饥肠辘辘，也只好在一楼沙发上修改采访提纲。两个小时后再敲门，谢省长仍在忙，一房间的人。他让我们先回去，等他的电话。可是几天没消息，我们只好再次到门口围堵，终于在一个中午，将准备下楼吃饭的谢省长堵在电梯口。估计被我们这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吧，谢省长解释说，实在是事情太多，这一两天一定给我电话。两天后的下午，我顺利接到了谢省长秘书的来电，商谈专访事宜。
审稿：等得花儿谢了，夜也深了
全国人大代表不是政界要员，就是商界精英、行业大鳄，大部分的采访对象都要求审稿。但是这些代表在京除了开会，多半应酬活动繁多，能够采访到已属不易，往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手敏捷地围追堵截多次方能成功“逮着”，再去送审稿件则又是一番痛苦的周折。
最难忘的是３月１６日，那天有两个整版的专访待审，一篇是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的专访，另一篇是铜陵市市长李明的专访。
当天下午，我给沈主任去了电话，他没接。换频道，发短信，告诉他明天本报整版刊发，问以何种形式将稿件给他审阅。沈主任短信很快回过来，但不是个好消息。他说正在忙，今天没空审，能否等两天再刊发？看着短信，当时头就大了，版面已留好，如何等得。只有硬着头皮再争取。通过短信我向沈主任解释：报社领导考虑周一刊发效果比较好，特意将他的专访安排在周一见报，每周后几天广告较多，稿件删减的可能性较大，会影响刊发效果。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沈主任的短信终于发过来了，他已安排省发改委的一位处长代他审稿，请我立刻将稿件发至对方邮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位处长在看完我的稿件后没了消息。打通他的电话，他有些迟疑地说，ＣＰＩ这一话题太敏感！一听这话，我的心凉了半截。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把当时采访的情况向他复述了一遍，并解释选择这一话题主要考虑物价问题一直是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更是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焦点。所有解答内容均是沈主任字斟句酌后的回答，我们绝无添加更改，完全按照录音整理，请他在标题、专业术语和数字上为我们把把关。报社已经留出一个整版正在等着发稿。唉！也算是死缠烂打了。最终，那位处长还是松了口，认真看了稿子，改了两个小标题，将稿子发了回来。长舒了一口气，我和王玉击掌相贺。
就在等待沈主任信息的同时，我抓紧与李明市长联系。李市长的答复是：他在外有事，过一会儿回驻地。我说，半小时后到人大会议中心门口等他。他应了一声就匆匆收了线。分身乏术，我们分头作战，一人留守宾馆等待沈主任联系，一人立即赶往人大会议中心守候李市长。但当沈主任专访已审好发回报社，我们俩在会议中心门口会合时，还是不见李市长熟悉的身影。这时已是晚上１１点，人大会议中心的门卫老大爷京腔京调地冲我俩嚷：“您二位又来啦，我可跟您说了，到１１点可就不让进了！”我们担心是否没留意，李市长已经回来进去了，于是央求老大爷向李市长房间打电话试试。老大爷开始板着脸不同意，经不住我俩的好话轮番轰炸，另外多天下来也知道我们是记者，不是捣蛋分子，勉为其难地打了电话，果然没人接。没辙，眼看没时间等下去了，只有对不起李市长了，再次手机骚扰。可是他没接。报社的编辑又在催要稿件了。徘徊在神圣的人大会议中心门口，我觉得自己焦急得快要崩溃了。
春寒料峭，北方的夜，寒气逼人。路灯睁着昏黄的眼，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怎么办？１２点了！”王玉急得直跺脚。是啊，１２点了，就算是夜里开放的昙花，也该谢了，而我们一个整版的稿件还没着落。我似乎感觉到我的白发正在噌噌噌地往外冒。
没有救世主，还是得自己想办法。电话不接，继续发短信。字斟句酌地讲清楚我们焦急的等待，礼貌得体地拜托他抽空审稿。清脆的电话铃终于骤然响起，从未觉得我的手机铃声如此动听。李市长说，他还在外谈事情，我们可以找台传真机将稿件传给他看。于是飞奔回宾馆发传真。还好审得很快很顺利。凌晨一点，稿件发回报社，化险为夷。
生活：吃了上顿没下顿，“拖拉机”夜半惊魂
在两会期间的２０天，我们几乎没有一天按时吃过完整的三餐，实在是挤不出多余的时间，也腾不出多余的精力顾及吃饭。通常一早吃饱，然后带上点饼干和水果，在人大会议中心猫上一天，一切以采访、写稿为中心，一个小时恨不能掰成两个小时用。再说由于没有采访证，我们无法享受会议中心提供的午餐。待当天所有的稿件发回报社时，基本都是深夜了，高强度的脑力、体力消耗，已让人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再去找吃的了，何况还要为第二天的采访列提纲、找资料，做必要的案头准备。
白天超负荷地工作，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五小时左右，所以每晚脑袋一挨上枕头，立马沉沉一觉睡到清晨闹铃骤响。某夜，我俩睡得正香，突然房间里传来“突突”的闷响，似乎是辆破旧的拖拉机径直开进了梦里，当即把我们惊醒了。睁着惺忪的眼到处找，原来是该死的破空调在闹罢工。这一吓，让我清醒了，在这异乡的寒夜，忽然觉得很累，很委屈，很想家。不知道年幼的孩子这么多天一个人生活得可好。不知道他夜半醒来会不会找妈妈。心里酸酸的。
２０天历尽艰难的采访中，也有许多珍贵的温暖让我们难忘。
由于开始几天住的宾馆较远，打车到人大会议中心需要４０分钟，那晚给吴存荣市长审稿时已近１１点，吴市长看得很仔细，改了个别措辞后，他又详细解释了这样修改的原因。当我们和他道别时，吴市长送至门口，不忘细心叮嘱了一句：“这么晚了，你们俩路上注意安全！”短短一句话，让我们回去的路上如沐春风。
虽然我们每天的正餐都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但是２０天，我们的水果和饼干一直没缺过。经常在结束采访的时候，委员或代表们会热情地给我们装些水果、饼干带着，并善意地提醒我们：北京天气干燥，你们这么忙，一定要多吃水果！当我们一天忙完收工，啃着苹果时，我们还是很骄傲的：是啊，我们的水果不是省长就是总裁、董事长送的，在家乡合肥，哪有这么高的待遇。
２０天，短暂又漫长。
２０天的鏖战，我们共从北京发回３０余篇两会动态消息，２３篇整版的高端人物专访，其中包括国家领导、省部级领导专访两篇。
在这２０天，我经常以西方的一句谚语鼓励自己：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咬牙坚持下去，就是成功。
我们以２０天的酸甜苦辣，２０天的实际行动证明：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