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高速公路不能充分被利用，从而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其次就是辅路上的车辆拥挤导致行驶缓慢，从而导致时间被浪费了，进而使社会资源受损。其实这两个问题很好解决，那就是降低“过路费”。但现实中的情况却是：高速公路经营公司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以及高速公路的经营成本等因素拒绝降价。在他看来，只有收费高了收入才会高，方可尽早还清贷款乃至实现赢利。在他们的思维里，倘若不是收费还被政府控制着，过路费还要定更高呢！
但是我们结合拉弗曲线看看，就会发现，“收费高收入高”的看法其实是狭隘的。当前的高速公路经营者现在正处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里，在这个时侯，如果收费不沿拉弗曲线B—C—O 方向移动（即降低收费），那么大多数司机依然不会去走高速公路，如此一来，经营者的总收费收入不但不会提高，还有可能降低。要想车辆愿意走高速公路，只有降价，这样的总收入才有可能增加。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收费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的不良状况中。结果是经营者不仅难以为继，还造成了巨大的公众时间及公共资源浪费。
当然，也有不少经营者迫于无奈，开始降低了收费标准，调整高速公路的收费，由此高速公路的车辆这才明显增加起来，辅路通行状况也因此得到明显改善。其实，经营者们还可以运用拉弗曲线，去确定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最优费率。例如，调查了解驾驶员对过路费所能接受的程度，计算出收费每下降或者每上升1元，选择走高速公路的车辆所增加或者减少的百分比；经营者车辆增加和减少的收入和提升的收入之间的差额，从而得出一个收入的最大化，最终促成过路司机与高速公路经营者的双赢。
社会福利：一张彩票可以帮助千万人
——在2008年7月的一个早上，深圳的某位彩民接到福彩中心的电话，这位彩民被告知他使用银行卡通过电话投注的一注彩票中了二等奖，奖金总计247765元。这位彩民后来对别人说，他能中奖一半是因为幸运，一半是由于守号的执著。他自1月份开始就使用电话投注购买福彩“双色球”，并且利用自动投注这一功能对他的这一固定号码每期进行自动追号。原本这只是一种乐趣，没想到半年后竟然中了二十多万元。
——“2003年2月16日，开始了福彩双色球彩票的联销。同年10月，湖南中出了第一注的500万元，此后很多人开始购买双色球。一位彩民如是说：我是从双色球一开始发行就在购买了，但当时只是关心是不是有中奖。一年后，当我得知双色球的销售量竟然到达了36亿多元、筹集福利金竟达到13亿元时，我才开始关注双色球的公益金。五年以来，双色球所筹集的公益金可以资助很多困难的群体，我想这一点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2007年的儿童节，南京市开展了“情暖童心、爱心助孤”的大型公益活动。市福彩中心同时向南京市的儿童福利院捐助了20万元福彩公益金。长期以来，市福彩中心前前后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资助各个产业，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孤残康复手术费、敬老院和修缮儿童福利院等，充分体现了福彩发行的核心宗旨。
一直以来，人们购买彩票的本质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碰运气、中大奖”，尽管这种概率非常低，但是“两块钱换来五百万”，这种民众对高额回报的期盼心理致使我国的彩票事业迅速地发展起来，而福利彩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现在相对这些来说，却已经很少有人再对福利彩票发行的宗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个宗旨才属于经济学中的福利范畴。
“福利”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在不同的国家对“福利”的理解往往会有所差异。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指由国家出动资金兴办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大众谋取利益的各种福利事业，包括职工福利、一般社会福利和特殊社会福利等。福彩便属于社会福利范畴。
对于一个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福利事业是异常艰巨的。在我国残障人口有八千多万，老龄化现象也是普遍问题，这些弱势群体都需要社会的帮助，而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单一依靠国家的开支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要向社会筹措资金。只是长期以来，我国资金筹措的方式有些单一，即主要通过企业和国家这两个渠道，如此一来，企业和国家就会负担过重，从而导致一些本该解决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必须打通社会和个人的渠道，彩票便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上虽然有许多个人和组织在为国家的福利事业做贡献，但是从长远上看，都不像彩票这样稳定地、持久地为福利事业提供大量流动资金。对于社会福利的强大帮助和对于个人的强烈吸引力，使得彩票在不觉间成为社会筹资的一个重要方式。
“彩票”在法律上也是有其严格的定义的，是指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专门特许的机构垄断发行的一种有价凭证，人们的购买行为完全是自愿的，并且他们按照公布的相关规则拥有中奖权利。中国福利彩票则是由国家国务院审核批准，由隶属于国家民政部的中国福彩发行的管理中心承担，按省级行政区组织实施。
就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具体做法虽有差异，但实际上都采取了多种渠道来筹措资金，即国家、企业、社会、个人四项并举。而向社会筹措资金的主要方法就是发行彩票和进行募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彩票年销售总额已逾千亿美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发行彩票，彩票的种类多样，其收入皆在除去支付行政运营成本、奖金后，主要用于公益事业，效果显著。另外，彩票还能帮助政府缓解财政压力，从而解决一些紧急状况。
基于历史原因，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未正式发行彩票。直到1987年7月27日，中国社会福利奖券才于石家庄首发。同年8月28日，中国彩票史中第一次摇奖仪式在石家庄举行，一等奖为2000元，中奖者温先生是将这笔钱用于筹办自己的婚礼。从此，新中国的彩票才拉开了帷幕，长达38年无彩票的状况才得以结束。
自从1987年新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以来，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福利彩票销售额达2423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达809亿元。其中上缴给中央财政约为300亿元，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城乡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金、社会福利事业和青少年课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剩余的五百多亿元，则定向用于社区福利服务设施和城乡社会福利机构建设。
一张价值两元钱的彩票，之所以能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是借助社会福利这一渠道。通过一张彩票，可以将自身与社会福利事业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个人可以体会到投资和期盼的乐趣，而且还可以弘扬美德、传播慈善和奉献爱心。既然如此一举多得，大家又何乐而不为呢？也正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才使得彩票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不再怕看病
三国时期有位名将叫张飞，纵横捭阖，手持丈八蛇矛，自认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连在诸葛亮面前也是拍胸脯。诸葛亮曾笑着问他：“你当真什么都不怕吗？我看未必！”张飞顿时眼睛瞪圆，大声道：“我什么都不怕！”于是，诸葛亮此时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给张飞看。张飞一看，连连说：“我是怕！怕！”
是什么让这猛将怕呢？原来是“病”。百战穿金甲的张将军，什么都不怕，却也会怕病。无独有偶，曾经一位国君也是很怕病，但他是讳疾忌医。
春秋战国时期，蔡桓公让名医扁鹊给自己看病，扁鹊说他有病，“不治将恐深”，但是这位国君讳疾忌医，他不承认自己有病。扁鹊诊断了三回，后来看到蔡桓公扭头便跑。因为此时蔡桓公已病入膏肓了。他的结果便是抱病而终。
是人都会怕病。不过，生病了还可以医治，至于是否愿意医治，就是自己的事。但与达官显贵相比，普通老百姓更怕生病，因为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像这种情况，反映在我国8亿多的农民那里尤为显著。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病回到改革前”。这句曾在农村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说的就是“因病返贫”。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在农村极其常见。
两年前，黑龙江省依安县和富裕县的两位农民同时患病，他们同时遇上了百姓最怕的事，但是他们两家的境遇却很不一样。
春节过完，农户的大事就是盘算春耕。但是富裕县的老周一家却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就是因为老周得了大病，一家之主，在正当壮年的时候，却因病让这个四口之家负债累累。对他们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3年前，老周一家在村里也是数得上的富裕户：牛、地、车、存款，该有的都不差。然而，一年多前，老周患了肺癌。半年不到，不仅掏空了家中的几万元存款，而且能借的借遍了，能卖的也卖完了，但病却没有治好。老周只好硬挺着。老周一家遇上了农民最怕的事情：因病返贫，一人的病就可以撂倒一家人。
但是，与此同时，在不过百里的依安县，有个农民老江得了一场出血热病，但结果却是大大不同，一场大病并没让老江的家庭从此变得贫穷。他家在看病上花了1.6万元，村里按相关规定给他报销了80%的医疗费。这样算下来，他家仅仅付了三千多元。原来他们有村级合作的医疗托着。这个村每年都从集体累积中出二十多万元扶持村里的卫生所。村民们的小病可以不出村，大病还有“公”家管。这就是“得了大病心不慌，合作医疗帮大忙”，假如没有合作医疗，这个农民家庭迟早也会被拖垮。这么多年来，该村的合作医疗始终做得很好。在农民得病后，公家可以报80%医药费，家属有病也是可以享受报销一半医药费的。该村合作医疗是由于村集体年年都有投入，设备、规模也是一年好过一年。这么些年来，该村的340户农民没有一家因病而返贫。
周、江两家的情况对比一下，一家有医疗保障，一家没有医疗保障，在大病的命运面前会有天壤之别。老江享受的医疗，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我国于2002年10月提出这项制度，并明确到2010年，基本上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几年以来，在各地区的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2007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点阶段慢慢转入了全面推进的阶段，并达到了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农民的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