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起一件大褂子，如同大人踱步，沿街走着看着。脚下多见裂开的地缝，不免让人恐惧。除了少数草顶房屋，大部分建筑都已不甚完整，勉强站立的也是缺边掉角。听人们议论说，村里的公益墓地已经太挤了，经大队干部紧急商议，就在河堤内侧底部一字排开，权且入土罢。哪里还能讲究棺椁厚葬？绝大多数都是席片一卷，草草掩埋。那天的农历是七月初二，过后每到忌日，阵阵的哭声和飘飞的冥币便笼罩着整个河滩，让人不忍去听去看。
10岁的我，已经有了难过的感觉。这也确实让人压抑。见面的伙伴们交换着信息，诉说着一个个遇难同学的名字，接着便是满眼泪水。据说，几乎没有被房屋倒塌时飞落砖石砸中而离世，大多都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有一家姐仨个，两个是我们同学。浩劫袭来时，父亲在外地上班，娘儿四个全被捂在倒塌的砖石木料堆中。她们还曾有过对话：“妈，这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这就叫天塌地陷……”可是，随着空气渐渐稀薄，三个小姐妹都没挺过来，只有母亲被“刨”出了一条命，这些经过，都是听这位母亲含着泪水、哽咽着诉说的。我的同学谈起时，还想到这样一件事：前一天，他“欺负”了姐妹中的老二，被老师好一顿狠骂，因天色太晚暂且被饶过，但老师要求他第二天上学时，首先要给人家道歉。可现在……这才叫无法弥补的遗憾，终生的遗憾，隔世的遗憾。
每家每户都搭起窝棚，仅够容身。街面上，也用生产队打场的大块苫布，攒成如两间房般大小的帐篷。此情此景，“家庭”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任何一个男女老幼，都可在此闲坐，和睦融洽，苦中求乐。锅灶大都无法使用，由队长分派，街头支起了硕大的铁锅，烙开了“集体饼”。生产队的一头老牛被砸死在饲养棚，每人还能分到一小份牛肉。不过，缺油少盐的，没觉出怎么好吃，尽管那是第一次品尝享用这种美味。
傍晚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此时我正在屋后的水塘边，看那些不时蹿出水面的泥鳅。余震来时，只见水塘如同端不稳的大盆，水在里面摇摇晃晃，微波溅到我的脚面。泥鳅、蛤蟆，叫叫跳跳，闹得更欢了。它们大概也想逃命吧？你还能跳出这汪水塘么？脚下的裂缝，似乎增大了宽度，吓得我不敢看。扭头望见了房顶，“哗哗哗哗”，苇草草把交叉错落，搞乱了本该齐整的秩序，甚至扭曲得不像样子。余震停止，房顶恢复平静，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深知，那里面已经乱了套了。
小小少年，本不该承受如此变故，可数日后，更远的消息一点点传至小村。唐山，平啦！死伤不计其数。原以为震中就在附近，因为村子里“走”了那么多人，加上邻近各村总数，够惨的了！谁知道关于唐山的传言是真是假？一些在唐山有亲戚的人家便开始坐立不安，而这时，有个在唐山市里上班躲过一劫的乡亲，以步代车回家探望，证实了这残酷的说法。那人还说，刊载新闻的报纸无处寻觅，不过已经恢复送电的公社大队，开始收听电台的广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相比之下，本村让人心颤的厄运，便也微乎其微了。电波飞向全国各地，远在江西谋职的叔婶听得愣了神。婶的老家正好是丰南，双方的故园都被划为震中重灾区。思维醒来后，更是肝肠寸断。灾区的邮政尚未恢复，平日写信的联络方式如今暂不能实现。只能惴惴地等待。那感觉……
与世纪同龄的70多岁的奶奶，此时便开始念叨市里的亲戚。父亲骑上那辆“国防”自行车，带着足够的干粮，上路了。当时的市区号称“100万人口”，我家的几户亲戚累计一起，也不过二十多口人，但足以让人牵肠挂肚。傍晚父亲就返回家中，神情沉重了些，带来的消息吉凶各半，并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亲戚们讲，震后的日子里，眼前随处可见堆放的死尸。徒步跑来的解放军战士进驻后，清理废墟，救出伤者，将遇难同胞集聚一处，等待车辆和直升飞机运走处理。医疗队有条不紊地救助轻伤员，伤势严重者统一转至外地。死伤数字渐渐上升。救助清理基本完成后，官方宣布的统计数字是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不久要恢复上课了。自带马扎、小凳，坐在没有屋顶和四壁的教室基座，开设露天课堂。经过灾难洗礼的小学生，还在回想着那熟悉却永远消失的面孔们，不再嬉闹，听起课来全神贯注。该是一种珍惜吧？对学习机会，对友谊，对生命。
也有支农劳动课。我记得对小学生，最适合的活计是捡棉花。棉田垄沟里，不时露出一座座小“沙丘”，那是大震时翻浆遗留下的痕迹。中间休息时，带我们劳动的妇女队长，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松地讲故事。她家的孩子比我们略大，也在河堤下长眠。从此，她便改变了性格，持续了多年沉默寡言的状态。
入秋，就在露天教室里，有天下午三点的“重要广播”，又把我们刚趋平静的心跳大肆搅动了一番。毛主席逝世！以前我们不知关心时事，弄得好几个同学不懂“逝世”是啥。老师哭着解释给我们。我们又经历了一场“地震”。校北不远处，农田劳作的女社员坐于地上，哇哇嚎啕。听那声音，超过了一个多月以来所有村人的任何一次……
我比那场地震大10岁。这就是说，每到一次10年大祭，我的年轮都要划上整整10圈。如今年届不惑，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也已逝去30年。这30年中，坎坷挫折可谓不少，但对我来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再让我退缩。劫难的锤炼，已经将无畏融进骨髓，她会伴我一生，去征服严峻的命运，塑造一种足以使任何灾祸都给人类让步的境界。
1976年8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文革”狂飙降临前夕，戏曲影片《节振国》使一个抗日英雄的名字为全国民众耳熟能详，然而这部佳作和为之呕心沥血的人们，却在其后遭遇的政治、自然的双重浩劫中留下了值得缅怀和回味的故事。
《节振国》是唐山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传奇故事，在冀东地区广为流传。把他的事迹搬上舞台，是唐山文艺工作者多年的夙愿。1958年，我受命到开滦赵各庄矿进行采访，写成京剧《节振国》的初稿。这个戏，在唐山连续演出一百多场。先后经过十四次大的修改。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受到广泛好评。不久，拍成戏曲电影，在全国放映。
正在这个戏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伯达来到唐山，诬蔑冀东的党是国共合作的党。当时，狼奔豕突，糜沸蚊动。《节振国》成了为反党集团树碑立传的黑戏。市里的造反组织，专门出了一张小报，要把这个戏批倒批臭，打下十八层地狱。为这个戏呕心沥血的同志，纷纷被揪出。有的划为“黑帮”，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惨遭毒打，有的挂牌游街，有的折磨致死……在剧中贡献最大，第一个扮演节振国并为全剧设计唱腔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徐荣奎，就在一次批斗中，突发心肌梗塞，死在黑屋里。那些日子，黑云压城，人们谈《节》色变。《节振国》沉沦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正当一些人弹冠相庆时，1976年春天，毛主席在病中看了影片《节振国》，说它是一出好戏，北京的剧团也要排。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人帮”乱了手脚。剧团的同志长舒一口气。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1976年7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导演张先猷，平日为人低调，身无长物。没有固定住房，寄居在市话剧团宿舍。地震时，有人听见他撕心裂肺一声叫喊，就再无声息。留下一个孤儿，几个老同志准备共同抚养。后来，孩子远在上海的叔叔，把他领走。张先猷才思敏捷，彪炳手眼，推动京剧革新，功不可没。扮演杨大娘的闫俊英，也在地震中遇难。她专功老生，颇有造诣。为了《节振国》这个戏，改演老旦。给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大段唱腔。她的爱人凌云霄，博识多艺，聪慧灵快。是《节》剧初稿的导演。那时在艺校，春风得意。也陪她一同去了另一个世界。有“活滨田”之称的邓玉峥，演技熟稔，善于刻画人物，每当人们哼唱“节振国节振国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的时候，他塑造的舞台形象就会闪现在眼前。他同样没能躲过那场灭顶之灾。丑角演员任正春，他扮演的叛徒夏连凤，入木三分。他的罹难带走了一身精湛的技艺，令人十分惋惜。著名老艺人周杰英，他是徐荣奎的老师，剧团最早的台柱子。《节》剧中，他扮演老矿工冯老顺，他的死，带走京剧的“万宝全书”。名鼓师王久山，也离我们而去。他留下的两面锣曲牌，极富创造性，成为京剧打击乐之经典。俊异独绝的老美工师马述铭，震亡在他家门口。他为《节》剧巧手制作的活天轮，被北京专家誉为“会说话的道具”。地震发生时，金鸿森被埋在废墟里。他不断呼喊：“我叫金鸿森，杨小霖就是我演的。快救我出去，我还要继续演……”可是，废墟上预制板犬牙交错，无法营救。几个小时过去，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直到消失。人们眼睁睁地望着瓦砾堆，默默无语。最叫人动心和震撼的是，两个青年女演员，一个叫樊宝珠，一个叫王惠英。她们同时压在一个千斤预制板的两端。没有吊车，只能用撬棍。撬动一端，全部重量将压在对方身上。两个好姐妹，争着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两人唱起《红色娘子军》中的唱段“我是打不死的吴琼花……”等到人们找来救援工具，她们已悄悄闭上了眼睛。那时，剧团的书记、团长都没有下落（后来知道书记震亡了，一个副团长亦罹难，另一个副团长重伤后转往外地），我从瓦砾中被救出，眼前没有房屋，没有街道，一望无际的断壁颓垣。多方打听同志们的消息，杳若烟云。不久，我出差到石家庄，在一家医院里找到另一个副团长宋跃田。他已截瘫，生命垂危，不久死在医院里。一天，剧团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我们到车站去领崇松启的骨灰。崇松启是著名乐师，曾为梅兰芳伴奏，技艺精深。他砸伤后转到外地，不治而亡。又过了一些日子，见到从海兴县治伤归来的耿苓秋，她骨盆被砸坏。面对满目疮痍的唐山，谈起剧团的悲惨遭遇，不禁潸然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