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少与此相类似的故事在人们口头流传着，我相信那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正是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使我愚昧的心产生了顿悟：人的生命伟力比自然力更为强大，它战胜了大自然无情的肆虐与袭击，连那些貌似“世界末日”的巨大灾难，也不能使生命丧失殆尽。
今天，我又想到了20年前哥伦比亚阿尔梅里镇由火山爆发引起的泥石流，以及不久前发生的诸如印度洋海啸、飓风卡特里娜的肆虐、巴基斯坦地震等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自然浩劫，无一不是雄辩地证明了生命的伟大力量。
同生命的强悍伟力一样让我感到振奋和骄矜的是无比珍贵的生命价值。以唐山大地震中曾险些罹难最终又活下来的人们而论，这30年间所显示出的生命价值是难以用数字来计量的，幸存者们在这30年中所创造出的有形和无形的价值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平庸者如我也不想谦拒这样的赞词。当然，我们也明白，这辉煌首先是我们跟随伟大祖国与时俱进的结果。
姚翠芹，一个年轻美丽的部队文工团团员，刚刚转业回到唐山，安排在银行上班不久，就被大地震剥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落得个高位截瘫，只能在轮椅上度日。姚翠芹有着非凡的上进心和意志力，它不断用自己圆润的嗓音练习唱歌，还运用自己爱美的禀赋和特有的艺术感觉来练习写作，写出了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作品。她参加了许多高雅的文艺活动，曾以残疾人艺术团团员的身份多次进京演出，她的美妙歌声和炽烈情感使观众深受感动，因而多次受奖。她曾多次摇着轮椅参加市里的创作会议，她的作品多次发表在我们的刊物上。还有一位我未曾见过、甚至过去也未曾听过她名字的王林梅。当时19岁的女兵王林梅休探亲假回唐山，7月29日就是她休假期满要回部队的日子，然而她却成了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受难者。她的伤残程度比姚翠芹更为严重，不仅截瘫，连手部活动都是极度困难的。然而，她却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强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写成了一部16万字的自传体长篇《期待每个黎明》，于200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姚翠芹、王林梅伤残时还是妙龄少女，30年过去，如今已成了年届半百的中年人。虽然她们至今仍不能站起来行走，但她们却以极其独特的方式张扬了无与伦比的生命的价值。
我自己也是唐山大地震中遇险又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曾经历了生和死只有咫尺之遥那样的危险时刻，但我似乎比姚翠芹们更为幸运，因为我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因而我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也许体会得更为深切些。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刚届不惑之年，30年过去，大地震恰好把我的生命化作略有倾斜的两半。因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说基本上适用于我生命史的分期。回首前尘，我一生中的前后两半，也恰恰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或曰前半生和后半生。
我的前半生虽有在北大读书的短短四年美好时光，但总起来说是平庸的，碌碌无为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在“左”的大气候里，我们的许多大好时光被虚掷了，而那正是我们应该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我们这一代青年学人，似乎命中注定是“大器晚成”的一代，就连那些才华出众者，也大抵是两鬓染上秋霜之时才成其大业的，那些早逝者也就没有这些“后福”了。
当我在大地震中充分认识了生命的韧性和伟力之后，我便认识了人类，也认识了自己。我变得坚强起来，成熟起来，纯净起来，我开始向一个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真正学人转变。我就是以这样明朗心态迎来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迎来了我的文学创作和学术事业的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年，而且将更坚挺地持续下去。因为我在1995年从岗位上退下后，我为自己制定了治学与写作的三个五年计划。震前，我发表的诗、散文、小说、文艺评论和演唱作品，加起来不过10来万字，而震后的30年中，我出版的散文集、文艺理论批评集、长篇纪实作品和专著有10部，连同未结集的作品，加起来有300万字。
我个人的生活境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仅就我安身立命的环境条件而论，这变化是最为显著的。幼年在家乡上学时，念书、写字是趴在窗台上或坐在小炕桌上。震前，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下了班我只是在一个简陋卧室中的一张三屉桌前看书写作。而今天，我拥有一间朴雅幽静、藏书较丰的书斋，圆了我终生的梦想。
这便是“大难不死”带来的“后福”，这便是我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巨大变化。
我终于有了这样的彻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深刻内涵是，人活着，就有希望，就有发展，就能显现生命的价值，就会创造辉煌，就会有幸福的前景。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说的是人的境况是会变化发展的，或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一切都靠着自己争取、奋斗、创造。这便是生活的辩证法，这便是生活的真理。
因而，生命是世上最宝贵的，最应珍视的。人应该很好地活着，人类应该团结起来战胜自然灾害、消弭战争。任何一个政府都应以保护生命为职责，把为人民减灾作为己任，在减灾中投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爱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否则，这个政府是不称职的。
唐山大地震为我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从死人堆里和废墟中爬出来的年轻的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虽然很幼稚，但信念无比坚定：即使是再艰难再痛苦，也要充满激情地活下去，我的生命太珍贵了！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是20世纪那场旷世惨绝的大灾难的幸存者。那恐怖而悲惨的一幕刻骨铭心，恍若昨日。
30年了，那场灾难给我的生理和心理上难以言表的伤害，一直折磨着我。我时常在噩梦中惊叫着，一身冷汗地醒来，在止不住的惊悸和战栗中，独自品尝那场灾难留给我的果子，一颗苦涩的丢也丢不掉的果子——为它的残酷，为它的悲情，为我的战友，为那些鲜活的花朵一般的生命，为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苦疼……没有经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无法想像那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什么叫毁灭？什么叫尸横遍野？最简单地说，人如果有原因地死，你可以怨恨，而地震，你埋怨谁啊，它是一个永远解不了的情结，无形地重重地压着你，让你喘不过气来，只要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的心就会流血。甚至这许多年，我很少看有关自然灾害的新闻，一是不忍心，二是认为都没有唐山大地震惨烈。
唐山大地震为我的生命注入了全新的内容。那一年我23岁，从死人堆里和废墟中爬出来的年轻的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虽然很幼稚，但信念无比坚定：即使是再艰难再痛苦，也要充满激情地活下去，我的生命太珍贵了！
但是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因为你是幸存者而给你一丝一毫的照顾，也没有因为你的生命比别人珍贵而一路“绿灯”。地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人们的白眼和非议中生活，心情极为压抑，原因竟是我在地震中救了一个16岁的女孩儿。她是我们部队院里的家属，地震中父母和两个妹妹当即死亡，她全身多处重伤，躺在废墟旁，如果无人救助必死无疑，我帮助了她，并送她和其他伤员去了北京。这下子可坏了，我如同犯下了滔天大罪！我虽然也救了别人，又在没吃没喝的条件下做了那么多工作，评功授奖的时候什么也不给我，还说我思想意识不好。直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思想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可是那个年月，这个评价是害死人的！当时真是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前两年，和那个我在地震中帮助过的女孩一起长大、经常来往的姐妹告诉我，她们曾经问她，想当年把你们的事情说得沸沸扬扬，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想知道在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的想听吗？真的想听。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吗？当然相信！好，那我告诉你们——姐几个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等待一个惊天绯闻的发布。然而，她极为平静地对她们说，告诉你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姐妹们几乎是喊出声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她语气坚定。姐妹们并不甘心，你说的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告诉你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也就是连手都没有摸一下的意思。天啊！原来是这样。当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她20多年没有联系，只是通过别人知道她活得很好，仍在唐山市，有了家庭有了儿子。2001年，唐山地震25年以后，北京、天津的战友聚会，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和她通了一次电话。当时，手捧话筒，百感交集，险些放声大哭……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去看看她。
我觉得，生存的内容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只要你活一天，你就得去品尝，躲都躲不掉。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全部含义。1994年，我痛苦地结束了为时14年的第一次婚姻，离婚了。前妻红杏出墙，但凭借家庭的优势，要走了儿子的监护权，甚至不让我见刚刚6岁正需要爸爸的儿子。那时候，我整夜地睡不着觉，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全是儿子……为了不离开北京，我脱掉穿了23年的心爱的军装。同年，在极度痛苦和渴望温暖的心理状态下，我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天知道，命运对于我总是雪上加霜，第二次婚姻实实在在地碰上了一个间歇型精神病，俗话叫疯子，把我的仅存的情感上的美好破坏得一干二净。这种非人的不堪回首的生活不到一年，我就坚决地把它结束了。直到现在，一说起婚姻我就莫名地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