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我见到了王彦修的遗像，那是年轻的如朝阳般的年龄。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这个家乡距邢台不足80公里的宁晋县的小伙子，立即意识到遇到了什么的。他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坍时又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他被砸断了双腿，身上多处砸伤，他那双热情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但当我一步步接近那个残酷的谜底，我想我该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就像原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原市委领导张乾十分肯定地对我说的：“决不止一两个的，不止的！可惜那时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每天都有人去世，即使听到有战士牺牲，也只是叹息几声，哪有工夫细问哪！”是的，那是不容人回头的日子，可人们总该有回头的时候，当日子过去近30年时，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去做了。
我的采访是从市民政局开始的。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民政局也有统计牺牲的解放军烈士们的想法，但没有办成。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一栏。民政局扶贫办的郑印庆告诉我，当时援唐的10万大军中，下至营级上至大军区的建制共有100多个单位，而且这些年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即使地震10年后，部队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了：“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但烈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郑印庆以当年亲身经历告诉我，老领导张乾的话是对的。
在冀东烈士陵园，我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我，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据说，那叶是在树上时便死掉的，但却不肯落下，一直到春天滋出新芽。
我是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那座烈士墓的。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惟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墓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那以后我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赵俊杰,市民政局、地震局、唐山军分区以及写过许多唐山地震作品的作家王立新，然而都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韩峰告诉我，这墓也不知是何人建的，当时陵园的围墙都倒了，埋了许多人，后来都迁出去了，我们看是个解放军，就没动。他还告诉我，这是陵园里惟一的一座实墓，按国家规定，60年代后便不许埋实墓了。但直到退休，他也没见过烈士的亲人祭奠过。我又问过卞江，他摇摇头，说没有人来，从来没有。
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年9月9日立。刘主任告诉我，红漆是红领巾们干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
刘主任是女同志，很年轻，一袭红衫。我们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直到她随手采下一株野菊花，放在墓碑上。这时，我似乎才发现这墓的周围竟有无数盛开的金黄色的野菊花。“不知怎么回事，这里就是这种花多，到处都是。”刘主任说。我蹲下身，凑近花束，花有一种淡淡的香，就连那些枯萎的花朵，缩成褐色的一团了，但香气依旧。
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我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有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科长的离休干部曹大连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天，部队的侦察排长叶如松带着几名战士在如今的唐山百货大楼北一栋倒坍的楼房里救人。他们从废墟间隙往里掏洞，掏进3米多时，一次余震，洞塌了。3个小时后，人们把叶排长和一名姓张的新战士扒出来，叶排长的头被预制板夹扁了，早已牺牲，那姓张的新战士双腿粉碎性骨折。那天是1976年的8月3日。至今，曹大连还记得一位当地的老大妈跪在叶排长的遗体前，一面用手指抠他嘴里的土块，一面抚摸着他的头。他才20岁呀！人们只知道他是衡水地区的人。曹大连说，仅在他所在的师直机关，在抢险中牺牲的军人就三四个，可惜后来部队被多次改编，恐怕记录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地震救援结束后，唐山百万居民送亲人。难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都淡去了吗？不，不会的。我没见过的一位叫张伯兰的老人说不会的。那年的7月28日傍晚，一辆满载伤员的军用卡车从唐山驶向天津医院，当时同样是伤员的张伯兰老人坐在驾驶室里，司机就是从废墟中把他救出来的解放军，人们叫他连长。连长头上缠着纱布，血浸透了纱布，流过脸颊，染红上衣、裤子，他的嘴里一直自言自语“时间，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车到天津医院，连长的血已染红驾驶室的地面，他是被医生抬下去的，第二天，医生向打听连长情况的人含泪摇摇头。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甚至说不清他的姓名。
解放军报记者、作家钱钢在自己的《唐山大地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死了。”他是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的，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不记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
20年后，迟浩田上将在文章《撼山易，撼我军民难》中披露了当年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群众的数字：12245人。而多少子弟兵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军没有说。也许真的如当年在唐山传扬的，我们的子弟兵为唐山人民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数不清喽！就在我记下上面文字的时候，唐山街头寒衣节为亲人焚化的一堆堆纸灰还没有散尽，当我走过这些思念的时候，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初冬的夜晚，星光灿烂，我知道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故事，不论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
30年前，我随部队参加了唐山地区的抗震救灾。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想讲几个与花有关的小故事……
1976年7月29日，我当时所在的部队奉上级命令，自辽宁海城出发，乘火车进山海关，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在河北省昌黎，我们换乘汽车。当车队路过滦县、古冶逐渐进入灾区腹地时，眼前的情形，把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海城地震不久的人都给惊呆了——这次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伤亡，要比海城地震的灾情严重得多，简直就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滦河公路大桥被震断了，桥的中间部位垮入河心，两端则歪歪扭扭地斜戳在河边。3辆汽车停在一段尚未完全坍塌的桥面上，还有两辆已经掉进了河里。一些土质松软的地面像布一样被撕裂开，那些宽两三米、深七八米的大裂缝把一条条道路拦腰截断。
厂房、办公楼、商店、居民住宅以及农舍大都坍塌成了一堆堆瓦砾，整个灾区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大轰炸。一群又一群的人或抬着重伤者，或扶老携幼，从地震中心区域撤出。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迷茫和惊恐。一个丢失了帽子的警察在指挥拥堵不堪的交通——倒塌的房屋把原先十几米宽的道路挤占得只剩下了两三米的宽度；头上缠着带血绷带的军人在运送重伤员，他们是受到了重创的当地部队官兵。这些情景使我们意识到，这次抗震救灾的任务十分艰巨。
7月31日，我们进入了唐山市区。到达上级指定的地点后，整个部队立即开始了抢救伤员和搜寻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我们班挖出的第一个遇难者是市陶瓷学校的一位女学生。当同志们小心翼翼地将压在她身上的砖块清理开时，她已经没有了呼吸。这个女孩子满身满脸都是砖灰土末，面容看不太清楚，但她那条拖在脑后的、系着红头绳的大辫子，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据她的同学讲，她只有18岁，刚刚参加完学校的毕业典礼，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没想到就……一个三十多岁、身高足有一米八几、体重有二百多斤的体育教师的遗体被扒了出来。他的头被一根掉下来的水泥房梁砸中，殷红殷红的鲜血从伤口中喷涌出来，流得到处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