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冷冻集团总经理周杰在东阳县是个知名度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很早参加工作，17岁的时候进了县农机厂当工人。在70年代，县办企业凤毛麟角，能到工厂里当工人是很多年轻人最大的愿望。但周杰进去的时候却显得挺简单，据说那时候的政权机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给厂长批了张条子，要他解决周杰的招工问题。那时候进工厂虽然使人向往，但农机厂的活却又苦又脏——主要是脏。一天到晚和机械、机油打交道，两只手粘乎乎、滑腻腻、黑黢黢的，回家用肥皂洗都洗不干净。周杰在那儿干了半年就腻了。他喜欢干净，喜欢整洁，因为他个子细长高挑，脸型又好，五官也端正，要在今天，理所当然会被人称为帅哥。那个时候没有帅哥这个叫法，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女孩子对长得漂亮的男孩，特别又是像周杰这样在县属企业上班的小伙子，自然很垂青。可是周杰对县城里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女孩一个也看不上。他知道自己的优势，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取向有一种朦胧说不清楚然而却十分强烈的期待。他不喜欢穿厂里发的工作服，却喜欢穿浆洗得洁白的衬衫，衬衫外面套一件咖啡色的毛线背心。而且他总喜欢照镜子，尤其是看过县电影院隔三差五就要上演一次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之后，电影里那个不时掏出梳子梳头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他的偶像，他也将一把小梳子藏在身上，有事没事就掏出来整理自己的小分头。有人背地里嘲笑他，说他像一个上海瘪三，而厂里那些政工干部就说，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思想一定得好好改造。可他毕竟是县革委副主任介绍进来的，又没有犯具体错误，也真不好拿他怎么样。
周杰衣着穿成这样，上班干活当然就成问题。蹲在车间里干活，稍不留神，不是挨到正在拆卸的沾满泥巴的拖拉机，就是碰到满是油污和锈迹的车床。有时即使自己万分小心，可保不住别人没留神，把那脏兮兮的工作服或手套蹭到你身上，那也是毫无办法的事。所以他到了车间，一般也不去认真干活，而是东游游，西逛逛，这个车间窜窜，那个车间转转，和几个有相同趣味的哥们聊聊天，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见他不肯干活，带他的师傅很是不满意，老是跟他讲旧社会学徒怎么怎么艰难，年轻人要学好一门手艺，将来就不怕社会发生变化，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你进厂里不容易，不趁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将来出不了师怎么办？师傅对他说话，他虽然不敢不听，但心里是不大耐烦的，这从他站在那儿两条长腿不停地倒换的动作就可以看出来。等师傅说完了，周杰就说，师傅你说得对！可是现在厂里并没有多少活干，让他们几个想积极表现的去干不是正好吗？
周杰说得倒是不错。那段时间县里、厂里到处都乱哄哄的，没多少秩序，农机厂的活是越来越少，工人却越来越多，要是满负荷工作，大概一个月的活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干完。所以厂里人浮于事的情况十分严重。但师傅不爱听他这样说话，他说，活虽然没多少，但你自己主动去做是对你自己负责。咱们就不说那些要求进步的话，你自个干了活你自个学了东西不是？干嘛要偷那个懒呢？
师傅的话和周杰心里想的对不到一个点上，周杰不再说什么，而是把口袋里的小梳子拿出来，轻轻地将已经很整齐，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整齐得显眼的头发一下一下梳起来。也许他这个动作不是有意的，但师傅看了，心里那个气呀。罢了罢了，这小子纯粹不可救药，跟他费口舌就像跟牛弹琴，师傅想。以后师傅再也不跟他说那些废话，周杰倒觉得耳根清净多了。
过了没多久，社会上的变化开始多起来，什么官倒呀，走穴呀之类的名词逐步出现，一些地方的人就像受了感染，变得越来越不安分了。就连东阳县这样的地方，也有人蠢蠢欲动，渴望到外面去闯一闯。周杰正是这一批人中的一个。某一天，他不知是一个人还是约了同伴，忽然就从农机厂消失，厂里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到大家快把这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忘记的时候，周杰又突然回到东阳，回到他原先生活过的地方。他这次回来，和以前有了不小的变化。他不再穿白衬衫，而是穿起了花衬衫，县城的人没见过的喇叭裤、牛仔裤都是他带头穿出来的。他的头发微微烫了点卷，脖子上挂起了指头粗的金项链。他给人递烟都是红塔山和云烟，本省生产的香烟他看都不看。而且他还是县城里最早买摩托车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到厂里去，看见厂里面上班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厂里根本就没有活可干了。而且，不用说普通工人，就连厂里的头头都难得看见影子，可是他的师傅黄老头还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工作服，认认真真在那儿擦拭着已经锈蚀得快要开不动的机器。见到周杰，他瞪着两只老眼看了半天才看出来。周杰叫他一声：师傅！师傅很激动地说，哎呀，你是周杰吧？多少日子你也没来上班，你上哪儿去了呀？看你穿成这个样子，不成了女娃子的打扮了吗！他把两只沾满油污的手伸出来要握周杰的手，周杰这次倒是没有回避和躲闪，他也握住师傅的手，问师傅过得怎么样，师母还好吗？师傅便说，什么好不好，胆子大的、有点本事的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走不动的、没本事的在这儿守这个烂摊子啦。车间里还有几个人看见周杰和师傅那么亲切的样子，就说，想不到周杰回来还真变得有些人样了呢！
晚上，周杰带着很厚重的一份礼物去师傅家，师傅更是感动得泪水涟涟，说，周杰啊，师傅真是老了，适应不了这个世道的变化了。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现在这个世界是你们的呀。
周杰一边安慰师傅，一边向他了解厂里的情况：厂里还剩下些什么人，机器设备怎么样了，有多少能凑合用的，厂里领导都是些什么样的性格，能耐和官场背景怎么样等等。他问的问题有些师傅能答上来，有些则回答不了。不管怎么样，周杰走的时候显得很高兴，对师傅师母说，我周杰不管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管今后发什么样的财，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他这个话把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说，周杰呀，你出去这么些日子，厂里的人都说你参加搞什么官倒去了，也有说你不是参加官倒，而是与人合伙做投机倒把生意，甚至还有个别的说你在外面搞诈骗，说得我们将信将疑。师傅又说，毕竟你是我的徒弟，他们这样说你我也觉得脸上没有光彩。可想不到你竟这么讲仁义，这样的人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了哟。
那个时候的社会变化真的很快。就在周杰回来没多久的时间，一种在全国各地搞得热热闹闹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做法——个人承包制，竟然在一向封闭保守的东阳县也开始推行了，县农机厂是首先实行这一做法的企业之一。
个人承包企业，对以前企业厂长由上级任命的习惯做法是一种冲击。县里规定，原先的企业厂长固然可以竞争承包，而其他人也可以参加竞争，只要能达到县里规定完成的上缴利润的指标就行。农机厂的厂长原先是政工干部出身，人老实、胆子小，关键是搞企业根本没有数，所以主动向县委要求调离农机厂，腾出这个位子让别人来承包。参加承包竞争的一共有六七个人，一个是厂里一直分管业务的副厂长，在企业里习惯叫做“生产厂长”，两个车间主任，一个县政府工业管理办公室的干部，另有两个外单位的报名参加竞争，在县委讨论承包人资格时被否决了。最后一个就是周杰。周杰的资格问题在讨论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说他离开厂子那么久，按照过去的规章可以自动除名。但有一位领导出来替他维护，说那个规章是过去的规章，现在改革时代，早应该把那些过时了的规章制度抛弃。不管怎么说，周杰原先是厂里的职工，自己没有辞职，本人又没犯什么错误，厂里也没有开除他，他的资格应该给予承认。这样一来，周杰也就成为竞争参与者之一。
竞争的结果令厂里厂外的人大跌眼镜，那些原先大小是个干部的竞争者纷纷落败，周杰力克群雄，成为农机厂首任承包人、法人代表。周杰胜利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提出的承包方案与县委内定的指标最为接近，而且他口才也好，答辩时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虽然理论色彩比县工管办那位干部差些，但表达却更生动，一些新鲜名词用得也还准确。当然，在周杰取得成功后，那些“失败的英雄”中有人在背后散布说，周杰竞争的手段不正当，他采取小恩小惠的方法在职工中拉票；他暗中“窃取”厂里的有关情报；他“买通”了县承包工作实施领导小组的成员；甚至有人事先向他透露了县委拟定的承包规则……这些传言，人人都知道含有嫉妒的成分，但也有人相信其中多少有一些真实性。
周杰承包农机厂的第一年，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了以前的管理方式。通过提前退休、回家待岗、精简科室等方法裁减了一部分人员——当然，黄师傅年纪虽然大了，却不在退休人员之列。最主要的是，他拓展了厂里的业务，农机厂不再以维修农机为主，甚至彻底将这项业务抛弃，而是改为替外面加工制作一些设备零件和日用品。他选用了一大批人专门到外面接类似这样的业务。虽说以农机厂的设备和技术，制作出来的东西大都很粗糙，严格来说算不上合格品，但周杰却总有办法能卖得出去。因此，厂子的气象红红火火，一时成为县里改革的典型。就连《河阳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一条通讯，标题是：《年轻人敢挑重担，承包制一搞就灵》。
不过到了第二年，形势竟然发生了逆转。农机厂的生产不再红火，堆积了一些产品压在仓库卖不出去，那些常年在外面跑销售的人大多都不见了，周杰也突然向县里提出辞职。没到承包期限就提前辞职，本来不符合承包合同，但县里面却接受了他的辞呈。周杰离开后，县里派人去核查农机厂的账目，发现农机厂所剩下的资产总额除了一个空厂房几乎为零，就连这所厂房和里面的设备也用来向银行进行贷款抵押，从理论上讲已经不属于厂里的财产了。农机厂的流动资金贷款一共有200多万，这笔钱农机厂根本还不起，因为厂子本身已陷入破产的境况；而银行要将农机厂的抵押财产进行处理，县里又不同意，说除非银行把厂子里原有的工人给安置好才可以对厂里的财产进行处置，银行没办法，只好暂时把贷款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