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干校就成为变相的劳改营了。提出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的口号，出工前还要“天天读”，下工后要评比。甚至冬闲也要下去挖池塘。
每晨上工前，必排队。然后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边走向围湖造的水田，还要一遍遍地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干校，死人的事确实没少发生，也不断听到外连的噩耗。我那时就下定决心，就是不能让亚死在咸宁。
三月初，田里还冻着一层薄冰，我们就得下去，一泡就是大半天。这时，有人在省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有一家厂子生产水田靴，还办理邮购。我替亚订了一双四十三号的，因为他的脚型短而肥，买大点的，可在前边塞上棉花。
春耕期间要育秧。有个工种只有全连最壮的劳力才干得来，就是站在没膝深的河水里，用铁锹挖河泥。然后我们几个挑河泥的，便把箩筐排在岸边，装满后挑走。挑的人多，挖的人少，出现了窝工现象。挖者叫我们捎话给排长。排长正在指挥一些老弱将河泥铺匀，做成秧床。
排长刚上任不久。他是个三八式老干部，到干校后才落实政策，一下子就当上了排长。他心有余悸，自然不敢派那些曾经整过他的“响当当”。他扫视了一下众人，于是，目光就落在亚身上，“萧乾，你去挖河泥！”
亚抬起头来。他看了一冬水泵，那一天是头一次跟着班排下湖。那条河相距数百米，他甚至没见识过挖河泥的现场。他一时未领悟派他去干什么，正在发愣，我就抢先问他：“你带水田靴来了吗？”我心里祈求道：但愿你没带，不然今天你就遭殃啦。
他说：“没带。”
我立即快嘴快舌地对排长说：“他没带水田靴。他穿的那双是四十三号的，小一号他也穿不下。”
排长的马脸立即耷拉下来，一字一顿地说：“噢，你-替-他-说话啦。”
横竖他总不能叫亚来回走上一小时到住处去取水田靴，就只好改派一位带着水靴的壮汉去挖。
我不但在当晚的评比会上挨了批评，很快还遭到了报复。有一天，湖里的活儿难得地上午就结束了。全排的劳力回宿舍去吃饭，下午学习，但是得留一个人在湖里打杂。那阵子，换上一身干燥的衣服，坐在小马扎上学习，简直就像是升了天堂。有个古典部编辑曾说过一句心里话：“其实，人的欲求很有限。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去把又湿又脏的衣服换掉，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本来我也完全有资格回去享一享这种清福的。而且依我看，根本没有必要留下一个人打杂。可是在排长授意下，班长说：“文洁若，你留下。”
我说：“我正发着烧，早晨就没吃什么东西。”
那天我确实是带病坚持干活的。在干校，是轻易拿不到病假条的。有个长期患心脏病的老刘，虽然受照顾，未下过湖，但还是要求他到菜地去劳动。一天，他忽然跌倒在地。人们不敢移动他，保健员就地为他量了体温。水银柱超过了最高刻度（摄氏四十二度），不久就咽了气。连部喜欢引用语录中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半句，可从来不提下半句：“但是我们要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
这一天的傍晚，我踽踽独归。大家已吃罢晚饭，正围坐院中进行评比--每天的例行公事。我先到四合院北屋的医务室，请保健员给量量体温--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三步并两步地走到班长跟前，将保健员开的诊断书往她腿上一丢，说：“你看看我到底是真发烧还是假发烧！”
说罢，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宿舍。
在干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无一例外地是那些“响当当”。而最脏最重的活，都落到在“牛棚”里受过审查的人们身上。当然，那些老迈到寸步难行者，也只能被安排端个马扎看看菜地。最倒霉莫如像亚这样年已六十、身子骨儿看来却还蛮硬朗的。只要在假日或工余时间有什么苦差事（如拉粮食、卸车等）准派到他。后来他实在吃不消了，给排长写了封信说：
“我从八岁起就织地毯、送羊奶、当书店伙计，什么苦都吃过，绝不把体力劳动视为畏途。但而今我毕竟已年过花甲，总不能老把我作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使用。”
这以后，多少好了一点。然而他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双抢时垮了下来。医务室要他到温泉城去照心电图。去医院那天，我还得照常出工，请不下假来。幸而我们还有个孩子。桐儿搀着爸爸，一早就动身，走上十几里路到咸宁，再搭开往温泉的公共汽车。回来时，他们走走停停。大夏天的，亚浑身瑟瑟发抖。桐儿怕爸爸着凉，把自己身上唯一衬衫脱下来，给爸爸披上。我翘首候到午夜，父子二人才趔趔趄趄地回到我们那间刚刚分到手的土坯房。也亏得有了这么个“家”，我才向老乡买了甲鱼、香油、鸡蛋等等，在桐儿用空罐头盒改造的煤油炉上做些“小灶”，为亚补充营养。
一天，桐儿拣回一只骨瘦如柴的小猫。我们把它洗干净，将它喂得肥肥的，毛白如雪。后来，它失踪了。一个晚上，桐儿打着手电去找，居然从菜地的角落里找了回来。它的后半身血肉模糊，两条后腿都断了，也不知是野狗咬的呢，还是人打的。可怜啊。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挣扎着想朝我们爬过来，但是寸步难行。我对亚说：“记得北京西四一带有过一专门为猫什么的治病的诊疗所，说不定‘文革’期间也给砸烂了。看来我们没法救活它，与其看着它活受罪，不如让它来个‘安乐死’。”
我取得亚和桐儿的同意，碾碎几粒安眠药，打开一听炼乳罐头，将药末放进去。猫儿滋滋地喝得很香，连盘子都舔干净了。果然有效，一会儿就睡着了。亚找了件自己的旧背心把猫裹起，他一边抚摸着猫，一边似乎也在怜惜自己。父子二人遂拿了锹和锄，把猫埋在我们房后。猫的死，曾使我们那土坯房子显得更加阴惨。
干校期间，最令我反感的是有些连级或排级干部竟可应用手中的权来折磨人和惩罚人。其实，连列夫·托尔斯泰还都从事过农业劳动呢，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搞搞“四自给”也并不委屈。这是有效劳动。但有一次，连部成心折腾我们，硬是命令我们刨开坚硬的土地，挖了许多大坑，后来又填死了。一九七年的冬季，本来可以半天学习，连长却异想天开，抽出两个排的劳力去挖池塘。到了雨季，被大水淹了，前功尽弃。我一边挖土，一边想：这不啻是为秦始皇盖阿房宫。所不同的是，阿房宫虽被项羽焚毁，至少还留下了个夯土台基，向阳湖的池塘却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３.“父子角”
一九七一年六月，忽然下来了调令，在这将近二百五十人的连里，有二十人即将调回北京。这批天之骄子，当然不是党团员就是连排班干部。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愿意做那二十人中的一个。“文革”前，编辑部是业务挂帅，业务能力不强的，有自知之明，都很谦虚。经过“文革”，某些人凭着嗓门大或这样那样的原因，成了“响当当”。我情愿跟过去“牛棚”中的难友打交道，也不愿跟这些“文革暴发户”来往。倒不是吃不着葡萄故意说它酸，与其回到出版社去当受气包，我还情愿暂时留在干校。
紧接着，又挑了一批“老弱病残”集中到丹江去了。这个名单也使我们玩味不止。一些比亚年轻力壮的被挑上了。名单上却没有亚。不过，后来听说冯雪峰到了丹江后，竟成了那里的特级劳力，每次用大车去拉商品粮，都要他来驾辕。
这两批人走掉之后，我们二人才分到那间土坯房。桐儿比姐姐幸运多了。到湖北后，他一直在咸宁做住校生。及至小学毕业来到五七干校，我们已有了这个“家”。而且向阳中学也开始上了轨道，每天教好几节课，学习再也不会受劳动的冲击了。
继温泉医院之后，亚又请假到武汉去做了检查，确诊为患有冠心病。连部便安排他值夜班。一天中午，在工棚里，军宣队传达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转年二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曾经多年写国际政治社论的亚感到兴奋，因为这件事意味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终于结束了。
当时桐儿最大的兴趣是捕蛇，还养了一只小鹰，每天捉青蛙喂它。亚心想，有朝一日或许英文还会有点用处，就决定教桐儿。他拿起桐儿的英文课本一看，大吃一惊，桐儿在每个单词旁注上汉字，如床是“贝德”，父亲是“法则尔”，母亲“吗则尔”。桐儿说：“我们同学都是这么做的。”记得当年亚刚从农场回来，也曾抓过老大的英语学习。老大的英文老师是印尼归侨，发音很不标准。父子二人经常在那阴暗潮湿的小东屋里争执得面红耳赤。老大说：“我要是照您教的那样念，同学们该笑话我了，老师也会叫我不及格。”结果亚只得让步，光教他语法、造句等，发音就随它去了。而今在向阳湖畔的小土坯房里，亚开始教桐儿缀字和基本发音法。
最有趣的是亚这时与桐儿建立了一个“父子角”。我们的土坯房隔着一条村路与王六嘴村庄遥遥相对。村庄东面有个僻静的角落，深藏于爬满绿油油的蔓草的小山崖脚下。周围是一片疏林，对面是一道远山。假日，他们带上水壶干粮，一待就是大半天。在这里，亚耐心地诱导桐儿，教他唱些英语儿歌。逐渐地，他对英语学得起劲了。
４.多事之秋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在逃亡苏联的途中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对五七战士的震动实在太大了。批判林彪时，最初提出要批“极左”，我们觉得十分对头。很快，就要求我们改批“形左实右”，也就是说，批的依然是右。我们普遍感到失望。
就在林彪自我爆炸前不久，在全连大会上，连部一位同志曾拿一本当年八月号的《解放军画报》给大家看，特别介绍了林彪读着“小红书”的大幅照片，并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替林副主席拍的。林副主席最喜欢这张照片。”介绍者当然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事发后，亚有一次悄悄地对我说：“林和江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互相吹捧，彼此利用，一道走上顶峰。”这句话如果被人听见并揭发了，亚马上就可以掉脑袋。
当了那么多年新闻记者，亚始终是关心国内外局势。“文革”期间我们的东西丧失殆尽。一九六七年我弟弟从山西大同到北京来避难，回去之前送给亚一架熊猫牌半导体收录机。一九七一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但“九·一三事件”后，干校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当时所能收听到的也不过是革命样板戏，但这架收录机也多少帮助亚打发那无聊的时光。
5.一次险遇
一九七二年春节，我和亚带着桐儿去游了一趟岳阳。一九五年亚曾在距此五十六里的簧门乡参加土改。看到岳阳楼那片古迹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糟蹋得一塌糊涂，我们难过极了。
当晚，我们乘火车回咸宁，路上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至今仍后怕的事。咸宁是个小站，火车只停两分钟，所以我们老早就守候在右手的车门旁，准备一停就下。然而负责开车门的那位将头发扎成两把刷子的女列车员一直抱着一本小说读，我们看着表一再提醒她车快到站了，她理也不理。及至火车停了下来，经我们一个劲儿地催促，她才勉强丢下书，懒洋洋地掏出钥匙去打开左门。而站台明明是在右边。
我们惊讶地说：“这边不是站台呀！”
她不耐烦地说：“快下！再磨蹭，车就要开走啦。”
这节车厢，只有我们三个人下车。我们也顾不得和她理论，动作敏捷的桐儿首先跳下车，伸出双手来扶亚和我。下边是地面，而不是站台，自然难下得多。我的双脚刚一着地，列车就已风驰电掣地轰隆隆往前开去了。
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两道铁轨之间。这时，倘若对面开来一列火车，我们三人管保给压成肉泥。
那是个阴天，四下里漆黑一团。我们摸着黑，赶忙踏过枕木，踉踉跄跄地爬上了对面的站台。走出检票口时，值班的吃了一惊，问我们是打哪儿来的？我们把情况讲明后，他说：“你们不要命啦！京广列车马上就进站！”
当晚，我们住在咸宁一家小旅店里。听服务员说，前不久这个车站就发生了一起大事故。扳闸员某甲刚一下班就走了，而某乙没有按规定的时间来接班，致使两列火车相撞，伤亡惨重。
“文革”期间，什么事都讲究出身。出身不好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那些“响当当”的，犯了法也不受什么处分。例如北京郊区一家手表厂有个复员军人违反规章制度，在车间里点燃打火机，致使空气中的汽油燃烧起来，引起一场火灾。事后，一天牢也没坐，只留在本厂监督劳动。我估计，即使我们三人那晚被轧死，任何人也不会追究那个脑后扎两把刷子的女列车员的责任。
６.喜报胡同
一九七二年九月，政策稍微放松些了，允许把孩子送回北京去上学。我以替桐儿联系学校为名，请了半个月的事假，回到阔别三年的北京。我们离京后，姐姐退了她的小南屋，搬到我们那间小东屋里。“文革”后，取消了考试制度，中学也就近入学。市立五中是一所较好的中学。我到那里去打听，住在哪几条胡同的有资格入该校，并通过换房站换到喜报胡同（“文革”前原名门楼胡同）的十二米小南屋。起先，我不明白那位和我换房的工人为什么肯搬到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破房子里去。原来，他是看中了那个院子有扩充的余地。他自己加盖了一间，把半个院子都占了。
喜报胡同这个四合院是北屋那位房主的先父留下的。老人家生前行医，把着门洞的这间小南屋当年是门房兼挂号室。门洞右手，有一窄巷子，可做厨房。
换好房子，我就打电报将桐儿叫回北京。替他办好转学手续后，我带着孝感麻糖去看望画家黄永玉、翻译家孙用和住在东堂子胡同的沈从文。这是亚特别关照过我的。
我听说出版社已于当年五月从外单位换来一位日语编辑。我连出版社的门都没有进，就到商务印书馆去找刚上任不久的陈原社长，问他可否把亚和我调到该社去编字典。他说：“萧乾太大了，就怕我调不动。你嘛，我倒是可以试试看。”一九五年十月，我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校对员时，曾从英文译了一篇稿子，投到陈原所主编的《世界知识》杂志。稿子不合用，退回来了。我当时的领导朱南铁（这位资深编辑后来和我在一个干校，不幸失足掉进池塘溺死）曾对我说：“陈原对你有兴趣。”转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把我调去了，但我一直希望能在陈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手下工作。
一九七二年底，又有一大批人调回北京。只剩下五六十人，冷冷清清，只好和十六连并在一起。这时军宣队已撤走，连部再也没有以前的威风了，开始出现一些回京后泡病号的。剩下的大都是本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要不就是像我这样，爱人是问题人物。大田的劳动已停止，我被派到伙房去做饭，亚继续值他的夜班。此外就只有锄猪草、喂猪等工种了。
我们觉得待在干校已毫无意义。我便请了半个月的探亲假，实际上是打算到青浦去看望老同学张祉瑠。连长怕我逾期不归，主动提出：“你只要按期回干校，我们还可以批准萧乾回京看孩子。”
这太好了。我回屋后对亚说：“你还可以顺便治治病。这里天气潮湿，对你的身体十分不利。”
祉瑠陪我游了苏州，她的外甥谢天吉陪我逛了城隍庙，还参观了一大会址。祉瑠介绍我到她的一位定居杭州的堂弟家住了几天。其间还抽出一天去绍兴，看了鲁迅故居。各地的名胜古迹多少帮助我冲淡了“文革”以来郁结在心中的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