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回家的第三天，就有消息说他在巴格达住过的房子被炸了，他卧室的窗玻璃全碎了。我们看见他脸上很震惊，父母因此大受鼓舞：没准弟弟能待在家里了。父亲说：“你在那边能干成什么呢？”母亲说：“在这儿你也一样能帮助他们(伊拉克人)，是不是？”
待在家里的日子一长，弟弟的事业被禁锢了。父母采取了各种“手段”，试图让他放弃工作。
弟弟偷偷地问我，该怎么办。我很矛盾。母亲一再跟我嘟囔“你能让他留下”，父亲在夜里睡不着觉，常常起来为弟弟祷告，我能扛得住吗？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3个星期已经比任何一个士兵的探亲假都长了。现在弟弟回到巴格达，我至少可以在网上点一下他的名字，然后打上一行字：“你在哪儿？”我感到一点安慰。
姐姐
［美］詹·赫莱
我很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姐姐就是为弟弟操心的人。我有三个姐姐，她们对我很凶，认为我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妈妈成天忙于洗衣烧饭，算计着怎么合理地花每一分钱，所以就让我的三个姐姐来照顾我。
我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大姐和二姐就开始和男孩子约会了。这时，每到星期六我就会进行噩梦行动。我会把她们用来臭美的那些鞋子、腰带、裙子、丝巾藏在不同的地方。当她们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时候，我会和她们谈价钱，让她们答应：她们每找到一样东西，就要给我2角钱的酬劳。她们恨死我了，但也拿我没办法。每个星期六，我都能从她们手上挣到1元多钱。
有姐姐还是挺有趣的，当然这不只因为我每星期六可以从她们那儿得到一笔零用钱，而且我还能从她们那儿得到快乐。自从她们开始谈男朋友，就常有电话打进家来找她们，而我就成了捎口信的。我的大姐回到家就会问我：“有我的电话吗？”我会说：“一个叫逗什么的先生给你打了个电话。”她很容易就会上当，问我：“逗什么？”我会大笑着说：“逗你玩！”
我还会从糖果店往家里打一个电话，叫我的三姐接电话。那时，她最崇拜影星琼·克劳福德了，就连走路、说话都模仿偶像的样子，发式也不例外。当她拿起话筒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我说，有一次在糖果店看到过她，被她走路的姿态和发式吸引住了，所以想请她到好莱坞当一个替身演员。她立即就用琼·克劳福德的声音问道：“为谁当替身？”见她这么轻易上当，我差点笑出来，但还是装出一本正经地回答她：“金·多朗(着名的男丑星)。”
不过，我们之间的小小战争很快就停止了，我发现我的姐姐们漂亮、善良，充满人情味。仿佛在一瞬间，我由一个爱捉弄她们的人变成了她们的忠诚卫士：我允许那些开着雪佛兰牌汽车的油头粉面的小伙子走进我们的家门，还热情地招待他们。
我还发现，姐姐们对我慷慨大方。在圣诞节或我过生日时，我总能收到她们为我精心准备的礼物。我入伍离家时，她们都流了许多眼泪。在部队，我常收到她们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这些信总能带给我温暖。
在我回忆这些恶作剧时，我对她们给予我的宽容和爱心表示敬意。同时，我也感谢缪斯女神将她们带进了我的生活。
姐姐的呵护
佚名
我有两个女儿——凯瑟琳和劳拉，她们一个上五年级，另一个上二年级。
一天上学前，姐妹俩恳求我给她们梳一个新发型。我把劳拉的头发收拢在后脑勺，成为一束；把凯瑟琳的头发盘绕到头顶，挽成一个大髻。她们都面露喜悦，显然对自己的新发型非常满意。
劳拉高兴地上学去了，那束辫子神气地随着她的身体甩动着。然而，学校里一个女生走到劳拉身边，用轻蔑的语调说：“你扎着一根猪尾巴干吗？”
那天，我开车去接姐妹俩放学回家时，劳拉哭了，跟我讲了她的伤心事。我也很难过，我担心这件事会给她带来打击。劳拉向我哭诉时，凯瑟琳一言不发，仿佛不屑于这些小事。这天晚上，凯瑟琳不时地打电话与朋友们联络，她的电话比平时更多了。
第二天下午，我再次去接姐妹俩放学回家时，惊讶地发现：一群漂亮的五年级女生站在劳拉的身旁，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劳拉惊喜地看着她们，眼睛发亮——她们每一个人的后脑勺都扎了一根“猪尾巴”！
劳拉上车后激动地喊道：“不知怎么回事，我一抬头，所有女生都扎了一根和我昨天一样的辫子！”一路上，她抱着双膝，一直沉浸在幸福中。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看了看凯瑟琳，她冲我眨了一下眼睛。
平分生命
佚名
父母早逝，男孩与妹妹相依为命。妹妹是男孩唯一的亲人，所以他爱妹妹胜过爱自己。然而，灾难再次降临在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身上。妹妹染上重病，需要输血。作为妹妹唯一的亲人，男孩的血型和妹妹相符。医生问男孩是否勇敢，男孩开始犹豫，10岁的大脑经过一番思考，终于点了点头。
抽血时，男孩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只是向着邻床的妹妹微笑。抽血完毕，男孩声音颤抖地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医生正想笑男孩的无知，但转念间又被男孩的勇敢震撼了：在男孩10岁的大脑中，他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但他仍然肯输血给妹妹。
于是，他紧握男孩的手说：“放心吧，孩子，你不会死，输血不会丢掉生命。”
男孩的目光中放出了光彩：“真的？那我还能活多少年？”
医生微笑了，充满爱心地说：“你能活到100岁，小伙子，你很健康！”男孩高兴得又蹦又跳。
男孩确认自己真的没事时，就又挽起刚才被抽血的胳膊，昂起头，郑重地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妹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50年！”
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不是孩子无心的承诺，而是人类最无私、最纯真的诺言。
兄弟
梅子
弟在电话的那一头问：“报上有你的名字，是你的文章吗？”异乡的冬天很冷，立于喧嚣的人流里，拨响家里的电话。弟的声音就随旧事一起浮到了眼前。
小时候是常和弟打架的。因为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便时常觉得亏。母亲总说，做姐姐的该让着弟弟，他小。“他长到100岁也比我小呀！”我愤愤不平地同母亲叫嚷，随即瞪着眼睛看弟。
弟和我在同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说，彬儿真护着他姐。那回不知为什么事老师说了我几句，弟死活不依，哭着闹着同老师讲理，弄得老师只好让步。老师私下里说，这丑小子挺倔。真的，弟小时候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黑黑的，又倔，远没有我那副伶牙俐齿的模样招人爱。
到底是大弟两岁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出他很多，能够声色俱厉地教育他。弟想看电视，却够不着插头，便来找我。我于是得意扬扬地发布命令：“叫姐。”弟很乖地叫。“大点声。”弟又叫。这才心满意足地插上插头，两人看电视。若是为看什么节目同弟争吵了，便一把扯下插头，看着弟一遍遍地踮起脚尖够插头。
两人一直打打闹闹的，一晃就是十几年。那些年里，我丝毫没有做姐姐的样子，倒是弟时常让着我。
离家去另一座城市读书，走时，弟送我，看着站在眼前的弟，猛然觉得当年那个丑小子一下子长大了，不知何时高出我许多，大包大揽地拎着我的包，走在我的前头。这就是那个老是同我打架的小男孩吗？车要开了，弟将包递到我的手上，笑着说：“姐，好好念书，读个研究生出来。”那神情，仿佛是在教育小妹。我站在车里，看着弟的影子缓缓后移，一点也找不到儿时的影子。
弟一直在父母身边读书，大学毕业后留在父母身边工作。我常说弟没出息，恋家。弟听了，也不反驳。一年里，两人见面的时间，也就是我回家过春节的那几天。在家的时候，和弟一起出去，弟总叮嘱我“天冷，戴着手套”，一副保护弱女子的派头。
我离家后，弟从来没写过信来，只是每年过年寄张卡片来。
家里装了电话，打电话回去。电话里，弟的声音很近，仿佛隔着一扇门。小时候，隔着一扇门，我和弟吵架，弟要进屋，我在屋里堵着门。如今隔远了，却想伸手推开那扇门。
已经很好
莫小米
他的儿子生下来就有智力障碍，看上去，样子也有点儿怪。
他却不像有些父母，将这样的孩子寄养到乡下，或关在家里不让出门。他到哪里去，总是尽量地带着孩子，迎着别人怜悯的、轻蔑的或是大惊小怪的目光。一路上，他对儿子讲了许多话，指着让儿子看这看那，不厌其烦地教他、夸他、启发他。
儿子后来就迷上了画画，一路上所见，回家都能描摹下来。儿子画的那些人物和景物，与别人眼中的完全两样，但出奇的准确，是本质的准确。
尽管如此，智障仍是智障。儿子无法独自在家，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单独外出，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儿子，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他也过了知天命之年，老了。好在下面还有个女儿，女儿是健全的，15岁，在大洋洲读书。
多年以来，他从未停止过为儿子寻医问药，希望治疗或改善儿子的状况。亲人、友人、同事也都对此抱以关注，时常给他提供一些信息、偏方。忽一日，他获知一个好消息，说是有一种新的手术治疗方法，效果明显。
但手术是有风险的，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他十分慎重，咨询了许多专家。专家说：“成功的把握还是大的，术后，你儿子智商将明显提高，起码生活能够自理；失败呢，失败的话，他连目前的智力也要丧失殆尽。”
他与夫人商量了又商量，权衡了又权衡，倾向于做。他们想，等自己也需要人照料的时候，这个傻儿子，谁来照料他呢？
正犹豫，这件事让远方的女儿得知了，女儿就在越洋电话里哭了，又写来一封长长的信。
女孩这样责问父母：“为什么要给哥哥动手术，哥哥现在不是很好嘛！”
做父母的震惊了。他们从未想到，自己这么努力、亲友那么热心地为儿子治疗，都是基于一个缘由：这孩子不行，要竭力让他更好一些。
而在15岁女孩的眼里，哥哥——很好。从小到大，她对这一点没有疑义。原本真正接受了他的，唯有她。
难怪在哥哥画的所有人物中，妹妹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