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仁向我们指示了塔公草原的方向。他的哥哥还告诉我们，在穿过塔公草原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座尼姑庵，每一个年轻的尼姑背后，都有一串神奇的故事。我忘记了我们是在穿越塔公草原之后见到泽仁，还是在泽仁的指点下闯入塔公草原的。
事变是在瞬间发生的。大雪修改了草原的语言，使它变得暴戾和冷酷。大地像上帝随手翻动的纸牌。天堂与地狱只一步之遥。上帝如此轻易地把我们置于死地。我意识到自己闯入的是一片由极端分子统治的王国。它们大权在握，翻脸不认人。暴雪控制了我们的身体和脚步，现在，它们的工作是攀爬雪坡和涉过冰河。没过多久，我就沮丧地发现自己的裤腿已经被冻在肉腿上，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体重也因此增加。鞋、袜子和脚也亲密无间地粘在一起，它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再愚蠢的人此刻也能意识到面前的危险—过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将变成两具新鲜的冻肉。实际上，真正的危险不是危险本身，而是我们找不到解救的路。大雪抹杀了我们的道路。由于参照物的消失，我们失去了方向。所有能够指示方向的事物都不约而同地不辞而别，原本明确的道路也尾随着它们悄然逃跑。这暴露了道路的机会主义本性。我们不能相信道路，因为它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卖我们。当我们沉湎于草原的景色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对美丽背后的危险有所察觉。我们陷入窘境，是因为我们对命运恶意的嘲弄缺乏足够的防范。
雅拉神山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我们同时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件神秘的事物。那是一座雪山的峰顶，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云层的空隙中。而雪山的大部分，则深隐于阴霾的天幕。海拔五千八百二十米，是适宜神居住的高度。雪一如既往地下，没有迟疑，只有在峰顶上的位置上，晴空一片。雪白的山峰像是悬在空中，令我目瞪口呆。我看到无数道光柱顺着云的缺口俯身进来，照亮了远方的草原。在那里，许多黑点在温柔地游动，我知道每个黑点代表着一只牦牛，它们正在草原上共进午餐。我们于瞬间得到神的启示，按照神指示的方向行进。我们知道，在牦牛吃草的地方，我们能找到自己的朋友。
二十六毡房
狂雪的威力顿减，此后的跋涉要容易得多。在没有方向的雪原上，游动的牦牛是我们永恒的路标，它们为恍惚中的我们提供了回家的路。它们在哪里，哪里就有炊烟、酒和歌声。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因为疲惫而减缓，我的整个身体都感觉到了双脚的渴望。我的心跟随着它们向雪的深处走去。我已经知道，在狂雪的深处，将出现一个毡房。一对夫妻、一个刚刚长成的少女和几个幼童，将在里面围着一只发黑的铁炉煮奶茶。奶茶的热量将抵消整个草原的寒冷。它将使一个家庭能够在草原上孤独和倔强地生存下去。而此刻，我们需要的，刚好是一碗烫手的奶茶。
少女的面孔逐渐清晰。她正站在毡房口，手搭在眉毛上向远方张望。她的视线在穿越纷乱的雪花之后与我们相遇。那时的天幕早已合拢，她无法看见雪峰，也无从领会神的旨意。我想，我们的到来，一定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
二十七结局
我企图以摄影的方式纪念我短暂的丹巴之旅，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从丹巴回来不久，我的所有胶卷神秘失踪。我几乎找遍了住宅的所有角落，翻遍了所有的行装，但结局却令我沮丧。除了一个空洞的旅行袋，我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我行迹的事物。丹巴消失了，时间和空间已经联手将它置于我能够触及的范围之外。这时，我有理由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记忆是不可靠的，它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骗子，用虚构的故事欺骗我们。那么，我所有关于丹巴的文字，是否是在它的诱惑下完成的呢？
照相机曾经是我抵抗时间的一种武器，它甚至拥有与武器相类似的长管和扳机，它们以相似的方式瞄准，但目的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要杀死对方，另一个则是要对方永生。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后者的努力是徒劳的。照片一经产生，我们就被抛到了照片之外，孤立无援。照片与我将成为两种事物，我们无法证明彼此间的联系。图像中的丹巴将封堵我们的道路，使我们无法置身其中。为此，我开始为胶卷的丢失感到庆幸。这为我重返丹巴提供了理由。丹巴不是影像，不是记忆，也不是想象。它是一个地方，它将如同莲花一样，按照自己的规律生长、凋零和复活。
*本文省略号为删节处
（本文收入祝勇《西藏：远方的上方》一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对祝勇的口诛笔伐
邵丹
这是经典的祝勇语录：“这已经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月底交稿，也就万八千字吧。”那“万八千字”说得跟抹了油般的滑溜，好像字都是自动生成，不用人写的。
整场对话兜兜转转的，不得已接了这最后通牒式的“求情”，立即就字数展开讨价还价。祝勇的要求先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从“万八千”降到“几千”，才一答应，数码在电话挂断之前被祝勇及时弹回到“五千”的水准。
祝勇谆谆教诲过，在北京秀水街上淘货，对半砍价是相对公平的交易。
祝勇的敏感点及麻木点非同常人。聚焦到写作上，他对字数完全麻木。周晓枫的经典评论是：“祝勇这人写作，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跑马拉松的距离。”
也就说，某些作家，如我，平均每个月憋一万字就烧香拜佛，祝勇可以一天写一万字，而且，祝勇可以几本书同时写。而写书，还仅仅是他编书、阅读、研究（他目前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及投入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撰稿及制作之外的一件事情而已。当然，他还会旅行，照顾家人，兴起就做蛋炒饭。
祝勇的蛋炒饭于我是一次惊艳。祝勇应邀到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学，老兄玉树临风，颇赚得柏克莱多位母亲级长辈的宠爱。我冷眼旁观，原来世上还有一个比我更不会生活的人—简直就差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嘛。但祝勇品尝过我为他准备的据说是他此生最难吃的早饭后，坚决主动下厨，所以有了蛋炒饭。果真异常精致，色香味俱全，还一个劲感叹，缺这个配料那个配料的，不然怎样怎样的。
有人评价祝勇一心为文，无心尘务，我看恰恰相反。祝勇于美文入手文学，主题与结构一直在追求创新，但文字的标准只有一条：精深。或者说，恰恰是因了这种极致的抠劲，从文字泛滥到了生活。不能说祝勇小资（一直认为时下对小资的定义是错乱的），但祝勇颇有几处让你意想不到的较劲处。比如客厅里的方形茶几，找人全部刻上宋体字，如放大的宋代雕版。再则就是爱挂些文人字画，不多，以字居多，从张仃到黄永玉，还有吕正操。祝勇最看重吕老的不在于字，却在于人，也就这时，他不顾斯文，对胸无点墨只会写字的所谓“书法家”龇牙咧嘴：他们“还敢出来混”。他到底对字极为敏感，字形字义，差哪都能招他惹他—但字数另当别论。
祝勇对音乐相对麻木，却颇迷恋我家怀民。怀民用小提琴随便拉些革命歌曲的旋律，祝勇就五体投地了。但真正恋恋不忘的并非在此。2010年，我成了“海龟”，怀民成了“海鸥”，祝勇有空就电话询问：“怀民什么时候来？”总是忙，总是错过，祝勇在远方发来短信：“告诉怀民，想他的肉了。”时在地铁，哈哈大笑，立即回信：“我老公不是唐僧，勿念。”
祝勇迷恋的是怀民的红烧肉。他到底因了食欲而出了文字的纰漏。
祝勇跟怀民的交情颇令我费解。怀民看到文字就头痛，这毛病自从发现我也喜欢舞文弄墨后益加严重；而祝勇好像从未谈过古典音乐呢。两个东北男人自有相知的路数：对喝点小酒，谈谈相通的童年记忆，最要紧的则容我慢慢叙述。
先是怀民成功地把祝勇撺掇成苹果电脑用户。两人高高兴兴，巡视礼硅谷所有专卖或代卖苹果电脑柜台，最后祝勇认准了一款黑色苹果手提—他莫名其妙地认为其他颜色不够男人。问题是苹果电脑是讲潮流的，那款式过了期，只找到一台样品。事后的麻烦就不说了—祝勇对电脑所知甚少，一下子跳到苹果系统里，真是活活找罪受。普通的技术问题还好解决，关键祝勇往往是十万火急的—他竟然是不会备份的人！这种山顶洞人式的习性吓得我差点精神失常，事关人家文字心血，实在担不起干系。结果两个大男人谁也不着急，晃悠悠也不知怎么解决了问题。
祝勇趁机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多功能打印机、投影机等。怀民花别人的钱，过他的电器购买瘾，皆大欢喜。两人满载而归，我在楼下客厅内被投影机包装盒绊到，善意提醒：“祝勇，这盒子别忘了带，包装保护得好。”
无人回答。
继续一起玩。看电影之类的。反正祝勇在美国单身状态，而我与怀民直到那时还是没心没肺的游戏人生的态度，真正是臭味相投。
等祝勇兄大包小卷重回伟大祖国，怀民被迫confess了。绊到我的包装盒根本不是祝勇的。祝勇那么讲究的人怎会忘了如何保护他的宝贝玩物？那包装盒是怀民的。也就是说，祝勇“品味”的东西，怀民一样搞一套。最可恨有了祝勇壮胆，根本俭省了例行的老婆大人批准程序，这可是搞阴谋政变。天下可恨者，文人也—诱良民以各种非关基本生存之欲望，又辅以瞒天过海之术。慎！
祝勇与我以文相交。其实在海外，我们共同的朋友，台湾女作家喻丽清就一直向我推荐祝勇，说是青年才俊，大可学习。
按国内流行的说法，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的国。扎扎实实算下来，一去十三年，误入尘网里。我在海外开始写作，最初没有特别的想法，小心情小稿费小快乐，仅此而已。海外生活极平静，或许太平静了，常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就像雷蒙卡佛的短篇，几乎千篇一律的苍白的背景前一个微弱的手势，最大的悲剧恰在于这千篇一律，恰在于苍白与微弱。按祝勇对海外中文写作的描述：“两眼一抹黑，太不容易了。”这份不容易，是相对于国内文坛的活力而言的。
出国前对国内文坛的了解极有限，出国后又没有机会，祝勇成为我了解中国文坛的温度计。祝勇从青少年时期的短小美文（他或许至今还在写）出发，如今写的是一种全新气象的文字—据说有人定义为“新散文”。
无论中文或英文，文字历来统分两类：诗及散文。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小说渐次繁荣，实则还隶属于散文类。小说于中国萌芽于魏晋，成长于大唐，至宋明为第一次高潮，自上世纪五四以降，现代小说发展则几乎与颠簸的新文化之路平行。小说在西方的脉络相对简明，与资本主义相辅相成，但迄今资本主义已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网际网络，尤其社交型网络应用蓬勃兴起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习惯，小说何去何从，已被烙了个问号，滋滋冒着白烟。而这些背景，在我看来恰恰成就了“新散文”的意义。
祝勇自己如此写过：“几乎所有方法已经穷尽，所有的困境已经表达，所有的语言材料都被消耗（尽管新词语层出不穷，但文学显然不是在词语爆炸面前的语言失禁），也就是说，文学已被终结。”
断章取义容易引起误解，其实祝勇在同一篇思想随笔（《好的散文更像接头暗号》）里紧接着写道：“当下的作家和散文家，实际上从事着与命运作对的勾当。他们想尽力脱离生活的平面，跳得高些。每一次跳跃，都具有不可重复性，荣誉或者挫折，都可能蕴含其中。世界纪录是否会有极限？我想，极限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技术足以把高度划分为无限细小的刻度，那么，纪录就可能遵循着无穷小的刻度，永无止境地爬升。”
“新散文”努力向上提升了一小节刻度，却足以让我这个海外游魂反复学习：文字上，“新散文”应该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最精致最纯熟最现代的一个流派；文体上，“新散文”其实突破了小说、狭义散文甚至学术研究间的泾渭分明，创造出极富阅读趣味的新文本。格致的作品更偏叙述性，她的《减法》是女性版的《活着》，《转身》与《站立》是散文化的小说；张锐锋的作品富有学术性，很多文字结晶与思想论著无二，说起来西方很多伟大哲人的作品最初也不过当作散文处理；周晓枫的作品弥漫着精神的诗性，阅读她的文字就是追随作者的灵魂，上下求索的一场神游；而祝勇的作品相对而言最富有建筑的美，最经典的当属《旧宫殿》如一本阳刚的线装书，两翼铺展，中轴落在了炽热的“阳具”上。
祝勇强调“行走文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现代表述，但他基本上是静态的。据说祝勇喜欢踢足球，还曾为此光荣负伤，瘸腿半年，但文学上的他是相对静态的。
文学祝勇的静态有四方面：一则祝勇及很多当代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前辈们相比都是相对静态的—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的动荡，就算有高速运动，那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向上的运动。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中国文化事业至少是表面的繁荣与相对稳定。二则他的文字思维是相对静态的—结构的精致必然暗含着美学的稳定，而他具体的文字铺展并非靠故事驱动，而是落在精致的结构安排里。三则他的文字不断挖掘思想深度及题材深度，但这种开挖工作的前提是必须静坐书斋，精读细想—在肉体上，读与想都是静态的。四则祝勇的文学企图相对静态。虽然号称要向上刻一细微的刻度，但他早已认定：“从本质上说，散文是与轰动效应为敌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散文是对散文的篡改和诽谤。”
每次问祝勇写作习惯与计划，他总是没有答案，好像他从未考虑过这种问题：“没什么特别的啊。想写就写了。”
要多接触一些，才明白以上问题在祝勇那里的确算是mootquestion（不可成立之问题）。当我与怀民第一次拜访他当年的新居，祝勇初始彬彬有礼，领着我们一间房一间房地兜，书架上的书，墙上的字画，出处来历，一一配以文人式的唠叨注解。及至进入其工作间，一张超大尺度的明式画案，上面堆满了丘峦起伏的书刊书稿。不过就多嘴一句，夸他工作繁忙，有志青年，祝勇当即巴甫洛夫式反应，抓起一叠书稿，说是正在校对。就是那种经典表达，“这已经拖得不能再拖了，没办法了。马上要交稿。”一头说着，一头就坐下校起了书稿，圈圈点点的。我不愤，偏偏多问几个问题，祝勇头也不抬，语速放慢，虽是回答了，也不知他是否明白自己答案的意义，关键是他的手头已然飞速哗哗校了两三页。无何，转身去厨房寻乐子，半晌，祝勇大约清醒，或者文字瘾暂时满足，悠悠踱步而来，继续介绍他的新居。
说起来，祝勇是我有限的接触里，少有的从小到大对文字一往情深的人，他喜欢的、学习的、工作的、生活的，都在文字里。他是很纯粹的文字的人。我都觉得他可以为了文字改变生活，而不是正常人那样，很可能为了生活而改变文字。
但祝勇最大的幸运并非在于能够将喜欢的与谋生的完美结合，更在于他能与自己能与自己所喜欢的文字保持着一种相得宜彰的健康距离。热爱，并清醒，这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