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半山上有个农场，种些番薯、茶之类的农作物，恰好要学大寨，耕种、耘草、收获就找到廉价劳动力了，各个年级各个班轮番拉上山忙活，但至今我都不知农场的模样。宣传队的成员可以不参加劳动，排练成为最好的挡箭牌；甚至可以不开会，不写批判稿，不需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更不需要考试。
“毒草”小说在宣传队里流传不是秘密，甲以《小城春秋》和乙交换《苦菜花》，甲、乙再以手中的《苦菜花》《小城春秋》和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交换《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激流三部曲》《红日》《上海的早晨》……封面全都不见了，纸也发黄，微黑，边沿起卷。通常为了加快交换的频率，一本书停留在某人手中仅限一两天，于是站着看，走着也看，夜里还必须把睡觉的时间省下来。
母亲曾经最经常吼的一句是：“以后眼睛会瞎！”煮早饭时我把书伸到灶口借光，晚上又迟迟不肯上床。被母亲逼急了，先躺进被窝，等她屋里一熄灯，又迅速爬起，跪着，屈起身子，佝着背，以被子把整个人密实裹住，用早已藏在枕头边的手电筒照射在书页上。到后来，印刷体的书中夹进一些边沿不工整、规格不正常、以纱绳或麻线草草装订的“书”，上面的字是用钢笔或圆珠笔七扭八歪抄写的。“手抄本”的出现真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质感的事件，谁手上没存一两本，都会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也良莠不齐，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是《一双绣花鞋》和《第二次握手》，前一本惊险跌宕，后一本与爱情直接相关。
既然一个人能抄，其他人就也纷纷效仿。再窝在被子里打手电简写字肯定不现实，我白天就已备好纸张，夜里在母亲眼皮底下先躺下，熄了灯，做入睡状，等里屋悄无声息了，再蹑手蹑脚爬起，抱着被子把桌子团团罩住，然后人钻进去，再拉开台灯，尽量弯下背，眼贴近纸，手不停地写下一行又一行。
《第二次握手》我抄了一昼加一个通宵，那天清晨从被子底下出来时，眼前有一瞬乌黑，然后一颗颗金星铺天盖地飞舞，眼眶锐痛，泪水漫出来。那一刻，我想起母亲的警告：“以后眼睛会瞎！”不禁心一紧，恐惧、慌乱、后悔蜂拥而来。
在老花眼降临之前，我的眼睛其实不负众望，它们超常运转，三四年前体检时，视力一直都是五点二，据说这是飞行员的视力。人生许多溃败都是来自内在的毁坏，外部的风雨就是把浑身淋透，只要阔步走到阳光下晒一晒，又能很快得以修复。
阅读的惯性就这样被启动了。学校图书馆此时已经关闭，保管员是校长的妻子，她因为能说会道麻利能干，被我父亲赐了个“阿庆嫂”的外号，这是京剧《沙家浜》里春来茶馆女主人的名字。放寒暑假，学校里空荡荡的，阿庆嫂忙着为两个漂亮女儿缝纫衣裳，却不时被我打断。我要进图书馆，有时阿庆嫂不耐烦地把钥匙递给我，有时匆匆过去开了门把我反锁里头又忙自己的事去。
其实里头也没什么好书了，能烧的大都已经烧掉。不过没关系，眼睛好歹有了觅食的去处，在里头憋屎憋尿都很愉快。有天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品文选》，是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夏衍作序，丁仃插图，打开目录居然看到父亲的名字。我以为只是同名同姓的人，回家后还当成轶事告诉父亲，父亲一听脸色霎时变了，愣了片刻低声说：“就是我！”那一瞬我的震惊远远超过父亲。写书的人一直被我看成遥在天边的神仙，忽然眼前就有一位，而且是我的父亲，可是之前他或母亲怎么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呢？
一九七四年西沙那边起了战事，然后就有一首《西沙之战》的长诗问世，非常长，有好几百行，除了序诗之外，又分出一二三几个部分。学校排了一个诗朗诵，二三十个人浩浩荡荡站在台上，人数是气势的保证，男男女女交错变化，不时做些动作比比画画。“炮声隆，战云飞，南海在咆哮。全世界齐注目，英雄的西沙群岛。涌浪里，风云中，海燕排空上九霄。壮志鼓双翅，豪情振羽毛，飞翔吧，海燕！歌唱吧，海燕！快告诉我们，西沙军民是怎样把入侵者横扫……”这是我背诵下来的第一首诗，也是最长的一首。
不知谁先动了写点文字的念头，刚开始是与《西沙之战》类似的高亢句子，不长，短短的几百字，写好了也不署名字就在宣传队里传阅，大家也仅当又多出一个微型手抄本，没有人去追究作者是谁。后来写剧本渐渐成了时髦，反正也没法知道深浅，胆都肥得不行。既然写了，当然最好有人拿去演，学校汇演就是最好的消化之处。跳舞得懂得肢体语言，话剧只是说说话而已，说话谁不会？高二时班上排一个话剧，剧本就出自那个白净的嘴角总是显出几分高傲神情的W。话剧名叫《争夺》，无非是红卫兵为保卫集体财产，如何与地富反坏右作斗争。我是女主角，W是男主角，瘦小的男生C演地主，另外还有两三个走过场的小角色。一个很粗糙的节目，福州人糟糕的普通话通过麦克风，又放大了咬字中的f、h以及前后鼻音不分的毛病。
但亮点却在演出开始后轰隆隆地出现。
为了打扮出地主分子的可笑模样，C特地向食堂工友老伯借了一件对襟褂子和一条裤子，问题出在裤子上。工友老伯穿的是大裤腿大腰围的裤子，当地人称之为“别别裤”，裤头有五六尺宽，没有任何收口，穿上后对折到腰间，扎上带子就行了。这种式样的裤子据说民国时很普遍，当时却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才穿，所以我们都没经验。C按平时穿裤子的习惯用一根皮带扎在裤头，一开始平安无事，他在后台走来走去，两条大裤管像两面黑旗在我们眼前飘来飘去。上场后，或许是紧张，裤头渐渐从皮带里挣扎出来，先是一边往下掉，C连忙拉这边，但那边马上也跟着闹事，他又忙不迭地拉那边。如果动作幅度不大，倒可以与剧情配合，表现出地主阶级的猥琐狼狈，但情况越来越不妙，C以为裤头只要重新塞进皮带，一切就安然无恙，他忘了前台无法有后台时的从容淡定，越急着拉着塞着，裤头就越不听使唤往下滑。下面早就笑倒一片，笑声让C更加不知所措，终于他忘词了，两臂抱在腹间，呆站在那里。
剧情里有我和W躲在假山后面查看地主如何搞破坏，假山是用木头叠起的，我们在台前竭力绷住脸装严肃，一缩到木头后，就哧哧哧捂着肚子狂笑。
这一笑，就像闸门被拉开，再上台抓地主破坏现场时，也没法止住。笑笑笑，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这是那个演出季最沸腾的节目，在场的人都记住了那条调皮的裤子，而那个C留在我记忆里的形象也与一条大阔腿裤重叠在一起。适度出丑总是挠胳肢窝的秘器，让隔岸观火的大家获取俯视生活的轻松，每个人暗含的幸灾乐祸之心因此得到小小满足。我推测，这也是后来赵本山等小品演员走红的一个原因。
那一次，我也写了一个小话剧，被初一年级拿去排演，内容也不外乎红卫兵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弟弟是参演者之一。剧本用油墨刻印出来后，送了一本到我手上，封面上有作者名字，这确实是挺让人兴奋的事。汇演结束，学校给我颁了一个创作奖，奖品破例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小说《高高的苗岭》，封面上是个头箍白毛巾的苗族少年，他雄壮地站在山头，弓步向前，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这是第一本真正属于我的小说类图书，我特地拿塑料纸包好，再用缝纫机把边沿团团车好，做好了保存一辈子的打算，事实上很快在搬家中就把它弄丢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庆笔会，从市区坐长途车去黔江有三四百公里，处处险峰不断，常常一边是万仞高壁，一边则是万丈悬崖。刚下过雨，不时见碎石块滚落在路面。我与舒婷坐一起，前排是叶辛和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记者很敬业，一直与叶辛聊文学。我有恐高症，车窗外的险峻让我一直魂不守舍，幸好舒婷凭她的一张铁嘴不时说说笑笑，多少缓解了一些紧张。就在这期间前排的对话让我猛地一怔，他们在说《高高的苗岭》。
记者询问写作该书的经过，叶辛温和耐心地一一回答，原来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身子是前倾的，双手紧紧抓着前排椅子靠背上的铁扶手，眼皮底下就是叶辛浑圆的脑袋。从当年写小话剧得奖品，到眼下如此近地抵达作者身后，这中间充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梦想与渴望。那一瞬，竟有些眼湿。深吸一口气，想告诉叶辛这本书与我的联系，又不免羞涩，就忍下了。
但几年后在一次电话里，我还是告诉了叶辛，并向他讨要一本《高高的苗岭》。他找了找，仅找出一本，是他手中唯一的，就把封面扫描了发给我。
秋叶的静美是被岁月曝晒出来的，从一场场阳光与风雨里穿过，荣与辱都消化为生命的温暖底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抵达这种成熟境界的人被交口称道，一个社会亦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切却远未到来，诸多跌宕起伏的大事件迎面扑来，生活恰似过山车。一九七六年显然是最诡异的，哀乐动不动就响起，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毛泽东去世，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巨大的天灾：唐山大地震。
有时会听到父母亲悄悄议论，他们脸上都有些不安，我们却没有。毕竟离得太远了，反正也轮不到我们操心。那一年十月，北京有大动静，“四人帮”
倒台了，我们上台蹦跳欢呼。紧接着，一九七七年夏天来了，我们毕业了。拿到毕业证书时，我根本不知道数学里的正负数是什么意思，如同我也数不清中学四年里究竟上台参加了多少次汇演。
几个月后，高考突然到来。上大学不再推荐保送，也不再与工农兵衔接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面对一张试卷，这肯定是许多人等待已久的梦。有资料表明，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五百七十万年轻和不再年轻的人走进考场，这其中也包括我。我是被父母赶去的，他们一下子回过神来，觉得事关前途命运，便宜不该让别人独占，却忘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是怎么度过的。于是开始补课，翻开书本才知道，正负数原来是初一就要解决的数学问题啊。太难了，巨大的空洞摆在那里，哪里可以在一天两天内填满？匆匆走进考场，基本上是另一个张铁生。半年后再考，有点小波折，终究也只上了师专。
“一一”是我所知的宣传队成员里唯一在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的人，这个出色的女子身上有太多优秀因子，或许天下任何高处，只要她猛跨几步，就可以随时登临。余下的还有谁？没有了，至少本科没有。曾经风光的一群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赐予一点点小虚荣，然后一夜之间潮退了，一个个都被晾在沙滩上，大气难喘。
有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她说了自己是谁，又说是从哪里获知的我的手机号。她是H，低我一届，宣传队的绝对主力，兼着跳舞和报幕。约她见面聊聊天，她说此次不行，她平时一直在西安，回来办个事又得马上走。她说：“下次吧！”一直到今天，已经两三年过去，“下次”还未到来。向别人了解过，她在西安开茶叶店，生意不小，过得不错。不错就好。从街头任何一家茶叶店经过时，只要有女主人悠哉端坐其间，我都会马上想到H。她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样吗？生意之余，她会抽空去公园、广场跳跳舞吗？
舞蹈成为民间体育锻炼方式之一，似乎是这几年才忽然热乎起来的。晨夕间，街头稍稍宽裕点的空地上，往往都会聚集一堆人，跟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起舞，虽手脚僵硬动作别扭，却很投入，并且自得其乐。继卡拉OK把唱歌艺术草根化后，舞蹈也烟火气浓郁地紧随其后了。开车从旁经过，看到那些从拘谨年代正儿八经活过来的人如此旁若无人地自娱自乐，会觉得坚硬的生活忽然一软。
我先前住的那个小区的空地上，也有一群上年纪、身材已经变形的女人每天都把脸跳得红扑扑的，即使下着小细雨，她们也舍不得停止。有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人也出现在队伍里，他动作与音乐相融，节奏到位，眼跟着手走，身体转动有棱有角，在那群胡乱舞动的女人中显得鹤立鸡群。与他不熟，但有天在电梯里碰到时，我还是忍不住问道：“你以前是宣传队的吧？”
他笑起，点头，伸出四个手指头说：“中学跳了四年！”我说：“噢，现在怎么不每天去跳呢？”他摇了摇头，又笑起：“手脚忍不住了才跳。”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语塞。
这些年电视综艺晚会、歌手选秀等节目都很红火，他们唱和跳都非常专业，却始终不能留住我的目光。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似乎刻意把它回避了。按理应该有亲切感才是，每次却忙不迭地摁掉遥控器，手指头分明有一些不耐烦。
我自己也不唱不跳，嫌歌厅吵，太吵了，五脏六腑都被震得扭来扭去。碰到让我开腔，我气不够用，调子稍高一点就噎住了，放不出声。前几年贵州的一次笔会上，几个作家在歌厅玩得开心，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不是交际舞，是随着曲子任意扭动，一首曲子可以跳出各自的花样。有一位杂志女主编跳起藏族舞，很投入，也很有韵味。我看着，身子不知不觉间轻轻晃动。在旁的一位男作家让我也跳，我跨前一步，手脚动了动，忽然却被一股不自在慑住了，举起的手和跨出的脚怔怔地定在那里，片刻就退了回来。无端的怯懦在那个瞬间把我打败，我已经没有当众起舞的能力了。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在家中和丈夫闲聊往事时，话题有时会拐到宣传队。童年少年，在人生最蓬勃生长的季节里，我的生命与这个集体交融在一起，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越不过去。丈夫听多了，忽然就说，你怎么不写一写？去年他在写一组回忆知青生活的散文，有天感慨涌起太多，从电脑前站起，对我说到当年下乡劳动的辛苦，插秧时会有多少蚂蟥附上腿，收割时又要挑多重的担子走多远的路。我脱口就说：“我也劳动过啊。”
然后手脚就舞动起来，锄地是这样，插秧是这样，割稻是这样，挑担子是这样，擦汗是这样。当年在舞台上曾无数次跳过劳动场面，每个动作都像捡金元宝那么欢快而轻松，我边跳边嘻嘻哈哈，不认真，只是为了更有效地陈述。丈夫看着，沉吟片刻，说：“你真的应该写一写宣传队，时代的很多东西都挤压在里面了。”
我心动一下，但还是不想动手。
我已经不习惯让自己站到前台，任别人目光睃巡。把曾经的生活嚼碎了，一点一滴地渗进虚构的故事里，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惬意与安全。但是二○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我在办公室里小憩，一首熟悉的歌从马路对面的美发店里隐约传来。四拍子，柔美、抒情、欢快、奔放，它是《我编斗笠送红军》。我脚指头不知不觉跟着动起来，接着体内也仿佛有无数水草蓬勃生长，合着音乐节拍，缓缓舞动。有风，风把音乐吹得断断续续或有或无，淡得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
我就在这时把“宣传队”三个字输入电脑，搜索的结果竟然是“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然后我写下这些。
原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