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从老南门流下，穿过南门大桥到新南门，再东到九眼桥，老成都人称这段河水为“锦江”。在七十年代，锦江的两岸，特别是在新南门和南门大桥靠锦江宾馆这段河面，两边都有十几米宽的沙滩。因为河水的上游是岷江的支流，江水穿过青城山脉夹带而下的泥沙里有细微的金砂，夏日骄阳下，远远望去，沙滩上常常有闪烁着的点点金光。等我们走近去搜寻时，金砂却混杂在沙里怎么也找不到。沙滩上还能找到细小的贝壳和螺蛳壳。在冬天和春天的枯水季节里，河水浅而清澈。2002年秋天，我在巴黎塞纳河上看到清澈的河水拍打着秋日的河岸，当时就想起了七十年代的锦江河水。在靠近桥洞的地方，有大量的鲞草，挽着裤腿就可以走到这些鲞草边，拿起簸箕向草丛里一撮，肯定就有小鱼小虾。到了夏天，只要不是洪汛期，水势就很平缓，真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
我就是在这段河面上学会游泳的。小学一二年级，暑假里常和罗鸿、戴永建来这里游泳。虽然也去游泳场，但都和家里的哥哥姐姐去，被管理得像个龟儿子。这里玩的就是自由啊，撒野啊！把衣裤扔在沙滩上，可以在水里打泌头儿（潜水）、冲仰粉儿（仰泳）、冲滩甚至拉屎、撒尿。我第一次在水里拉便便，一个人站在水里动也不动，脸挣得发青，别人根本不知你在干吗。先是一大串气泡“咕咕咕”地冒出水面，然后一大截黄金居然就从你胸前浮起来了，它像一条吻别妈妈的鱼，依依不舍，顺水缓缓向大桥游去。
双枪李向阳的最后一枪
岷江的支流府河从成都西郊的龙爪堰流过草堂寺的浣花溪，经青羊宫流向锦江大桥。她在青羊宫附近又分开一支，经人民公园的半边桥流向市中心的盐市口。据说这条河因夕阳斜照或沙滩有金砂，人们把这一条河叫金河。金河流向我家旁的古卧龙桥，再过青石桥，经过何小宾家附近的半边街，在新南门附近再汇入锦江。
从人民公园少城的半边桥开始的金河，沿岸留下了源自清代的古老街道和具有川西风格的美丽院落。在整个七十年代，她们还保存完好。在古卧龙桥和青石桥之间，有一条在当时顶顶有名的小街—向阳街。
这条小街的两边都是一些很幽深的青砖砌成的院子。和所有临河而居的街道一样，靠水这边的院子都在河边开了后门。据说这条街上一大半人家的孩子都做了盗贼。最传奇的说法是，这些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在大牢里，三分之一在逃亡，三分之一正在做贼。那些靠水的后门都是遭追捕时的应急通道。
真正让这条街有名的，是这些人之中出了一个当时成都最牛的强盗。因为神出鬼没，和电影《李向阳》一样，提着双枪，都叫他“双枪李向阳”，至于真名叫什么，人们反倒忘了。李向阳这个名字，又和这条街道的名字巧合，因此他在七十年代初的成都家喻户晓。凡是哪里出了重大盗案、抢案，传说都有这个双枪飞盗的身影。好像他行事的作风别出一格，不和一般人作对（那时大家都很穷），专麻烦那些有权势的人家或有钱财的单位。这个飞檐走壁、打家劫舍的家伙成了七十年代我们少年心中的偶像：别着双枪，旁边还有一个像当年色情小说《曼娜日记》中曼娜一样的美丽姑娘，但拿着武器。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双枪李向阳的“部队”把成都闹得沸沸扬扬。政府和民兵倾全力围剿搜捕，那时犯人被枪毙前都要游街，被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背上插个打了红叉的标牌。卡车扯着嘹亮的警报大张旗鼓地在成都的主要街道上游弋。这时，旁边就有人指着车上说：“那个砍脑壳的龟儿子，就是李向阳部队中打前哨的张三娃儿。”每次这样游街，我好像都要听到这样的议论：李向阳在哪里？长得什么模样？这次打死了几个追捕他的人？那个好像怀了儿的女娃子是不是仍旧持枪断后？都不一而足，就像抓捕现在的恐怖分子本·拉登。
七十年代初，文革中的乱搞基本歇台，社会秩序开始恢复，但全国人民仍习惯只用一个脑袋装屎，借一张嘴只回答，不提问，盯紧穿一件衣服十年不洗澡，合用一个屁股想问题。我真的好想不通，在那个如铁桶一般的社会，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而且言行之巨，居然和一个国家对称。
终于，在1973年的夏天，消息传来，李向阳被打死了。据说很多公安和民兵把他们几个人围在成都郊外一个农民的院子里，激烈对抗后，冲进去的民兵发现在猪圈旁边，李向阳已死，旁边还有一个刚断气的年轻女人，他们俩都拿着武器。女的胸口和肚子上各中了一枪，男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大洞。几乎所有人都猜测他们是自杀而亡。但是谁开了最后一枪？谁结束了谁的性命？大家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但李向阳的死，官方讳莫如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没有公布过。一个强盗的死，让一个城市最有争议、最具谈资、最具杀伤力的神话消失了。直到今天，虽然成都这个城市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在我的心中，李向阳仍是这个城市最具传奇色彩和威慑力的人物。
七十年代末，人们开始经商。据说向阳街几乎每家都在做生意，那些孩子从牢里和全国各地悄悄回来了。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条沿河的小街产生了许多万元户。但这些人好像都屏住了呼吸，从不张扬。我在二十一世纪初听过如同当年的传奇说法：今天成都只要是四十层以上的高楼，有三分之一可能都属于这条街上当年那些孩子们的。
捏着鼻子，捂着鸡鸡：跳桥的四种姿态
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跳桥的流行姿势依难度而定有四种：入门级是“炸弹”，就是把身体蜷成一团跳进河里，这种姿势会在水面轰然一声炸开巨大的水花。这种姿势危险性最小且适用；初级是“冰棍”，捏着鼻子把硬邦邦挺直的身子插进水里。这个姿势很怪，你得一手捂着脸或捏着鼻，一手捂着鸡鸡往下跳，不然入水的一瞬，河水就像一支高压水枪射得你鼻孔流血，冲着你的蛋蛋，痛得晚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只有一边默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边入睡。
“入水”是难度较大的姿势，比较专业了，就像比赛时发令枪一响，运动员伸臂纵身跳进水里的动作一样，只是不在游泳池边，而是在几米高的桥上。我跳桥的习惯是，用“炸弹”试过几次后，就用“入水”跳。跳这个姿势的诀窍是，一定得把手臂夹紧脑袋，以减轻水面对头顶的冲击力。不然跳两次下来，你的头像被手榴弹炸开了一样金星乱冒，几天后耳朵还嗡嗡轰轰作响。
如果你能跳“飞燕”，就是跑步射向空中，手臂张开，人在空中像一只飞翔的燕子，划一道优美的弧形入水。如果在游泳池边，你的“飞燕”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如果在桥上，就会聚拢很多人来观看。
在七十年代初，在很多跳桥的人中，能跳“飞燕”的，好像就那么几个人。我至今都不敢以这种姿势入水。最初在游泳池试过，当双手刚刚张开，便砰的一声胸口撞在水面上，撕心裂肺地痛啊！那胸口红了两天才消。有一次从锦江大桥的桥墩上用“飞燕”跳下，结果身体在空中翻滚，成了一个仰八叉四脚朝天，屁股和后腰着水。很多人在桥上哈哈大笑，我觉得很丢人，从此不跳“飞燕”了。
1976年，我常去成都猛追湾游泳场游泳，那里有十米高的标准跳台，那时全国各地的跳水队刚刚恢复，这里正是成都队的练习场。跳水池常能混进去。当我偷偷爬着栏杆上了十米跳台，站在台沿边朝下一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立即退后几步，脚一软坐在了跳台上。天啊，不是害怕高，而是害怕跳到水池外面，因为从十米跳台看下去，池子变得太小了，像一个洗澡盆搁在十米下面接住你。
多么奇怪哦，在几年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东门大桥和锦江大桥跳完了，怎么长大了胆子还缩小了呢？可能是锦江大桥下面接住你的，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而跳台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池子。
许多年后，奥运会的跳水赛我几乎都不落下。熊倪和洛加尼斯那场决赛我也看了，看见十四岁瘦小的熊倪站在跳台上，我仿佛看见了十二岁的我在桥上的影子，只不过他把“炸弹”换成了世界上最高难的动作。他的最后一跳，入水的水花最小，但还是输给了肌肉线条绝美的“空中芭蕾王子”老洛。这使我想起当年二十五中学的“舵爷”李晓林和他最好的朋友苏石，在锦江大桥上面的比赛，他们的目标不是金牌，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爱上的女孩，最后用跳桥的极端方式获取芳心，争夺爱情。那年我十岁，我替这两个小伙子抱衣服，负责看守他们的书包和鞋子。那个女孩就站在我旁边，我认识她，是我同班好朋友外号“奶娃儿”（因皮肤白嫩）林世迥的姐姐。她扶着桥栏，好像并不关心这两个为自己亡命比秀的青春少年，一双细长的丹凤眼茫然地望着更远的水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跳桥。不久，我也开始学着跳了。
那年我从跳台栏杆上灰溜溜爬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跳过一次水，但开始在夜晚做噩梦：从高崖上跳下来。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患上了很严重的恐高症。只要站在三楼那么高的阳台边上，就觉得马上要掉下去摔死球了。
逃学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从1970年到1974年，我放学后或逃学后瞎逛的最多的地方可以划成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学校为圆心，其边缘是春熙路、东大街、盐市口、盐道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的足迹可能最密集，估计电线杆子上都有咱的脚板印。另一个圈子或一条线路是，从人民南路毛主席招手的广场往南的沿途，锦江大桥边上就是气象学校，隔墙就是第二十五中学，再往南就是小天竹和川医，再往南就是二环（现在的二环路），左边就是翟永明后来上班的科分院，它的斜对面就是欧阳江河的家，省军区，右边是跳伞塔，再往南就是火车南站了。
锦江大桥是我们逃学最集中的目标，是再往南去的前哨阵地。再往南就是川医，当年的华西医科大学。到那里的目标只有一个：看死人解剖。
那时候去川医，印象里好像总是阴天，云很低，像我们惴惴不安的心情。
“川医”这个名字，在我的少年时代，是阴森、诡谲、恐惧的代名词，是许多神神鬼鬼故事传说的发源地。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以口腔医学著名），由一大群红顶老式的西洋砖木结构的建筑组成，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钟楼，每隔一小时敲响一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住在城中和城南的人都能听见这幽灵般的钟声。在六十年代末，钟声好像停了一段时期，到了七十年代初，钟声在清晨六点便开始奏响，钟声的开头是《东方红》音乐的第一小节，然后才是报时。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很多死人的事、闹鬼的事以及某些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事情，都和这些古老建筑群里的阴森空气以及那索命催魂的钟声有着紧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