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哥的幸福生活梦及其他
赵和平
“对调”这个词，人们比较生疏了。
有人不解地问，不就是调工作吗，什么？你调出来，我才能调进去，还得条件对等，还得层层审批，哪那么多×事。
当然，多年前行话讲的“单调”现今还是有的，但多指国家编制的教师、医生、公务员等事业单位、机关间的调动。
如甲城市某教师想调往乙城市教书解决夫妻两地—这种因工作造成的长期分居问题，依人事部文件“调动干部时，应先由调出、调入单位进行商洽，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之规定，要先商洽—实则找关系也。每个单位掌实权的领导手里都攥着数量不等的编制指标，就看上边有谁发话、值不值得给你了，只要关系硬，一张纸条、一个电话，你就办手续吧。什么“对调”、“没指标”那都是扯淡的托词。一位中学老师说：我孤单一人在外地工作，工作了十四年，分居了九年，孩子都六岁了，连续向教育局申请了三年，领导只认关系和钱。
对于占社会谋职群体大多数的企业人来说，早不存在“对调”工作那档子事了。
企业的哥们说：我想去哪个单位、哪个城市，双向选择嘛。辞职、应聘，录用了再跟原单位说拜拜。不错，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你想去好的企业，垄断性国企电力、民航、电信什么的，一看有没有关系，如果你关系硬，舍得花大把的钱，一准搞定；二看是否有点真本事，我认识一个女孩子，是一知名印业公司—权且叫甲公司—的设计工，她的工作是给客户的杂志、书籍的彩色封面、封底、插页等进行图像处理、版面设计和排版。这孩子有灵气，特别理解作者、出版人意图，设计出的版面大气不俗，别具一格，颇有创意，客户都说好。有一天她却辞职了，说在单位不开心，“使我不得开心颜”，觊觎已久的几家同类企业迅即出击，乙公司终以优厚条件将其聘用。可见在真本事面前，什么关系不好使了，当然这是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的“单调”，甚至跨省、直辖市的情况还存在着，只是比起计划经济年代少之又少了。一位搞劳动工资的朋友举例说：天津A国企某职工想调到上海市B国企，以照顾年迈父母，经B国企同意后方可办理正式调动手续。走这种正式调动是为解决两个问题：落上海市户口顺当些；职工劳动保险、工龄的转移续接。
他还说，1990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编制职工人数为主的指令性劳动计划。企业用多少人、用什么人由国家说了算。现在实行的是指导性劳动计划，国家只管宏观调控，用人企业说了算。
然而在我小时候—中国六七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就说和我家住同院儿的刘婶，她儿子迁厂去了陕西汉中，媳妇跟着一起去了，留下六七岁的孙子让刘婶带着。我的姨夫迁厂去了甘肃平凉，我老姨只身带着两个孩子……都是一次大会、一纸张榜公布马上到新地方报到，没二话。我常听刘婶在院子里念叨，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啊！我外祖母也这样说，盼着姨夫能调回来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妻离子散。说完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旁人听见。
只有一条路是得到组织首肯的：“对调”工作—在层层“有关部门”、各级领导掌控下，给你开个小缝隙，缝隙大点，你钻过去了，算你幸运；缝子关上了，你就扎根偏远地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锤炼对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吧。
尽管如此，“对调”仍是成千上万普通工作者希望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出路。
我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是我的老同事，长我十几岁，姓焦，我称他焦哥，已退休多年，因为聊得来，有事没事一两个月准要坐一起喝顿酒。
僻静路边，火锅店，不大，靠窗一方桌，脸对脸落座，羊肉片、水爆肚、冻豆腐、青菜……胡乱点若干，一瓶老白汾，焦哥给我倒了半玻璃杯，说我有胃病，不让我多喝。火锅开了，泛着水花，服务员又提了几瓶啤酒过来，我和焦哥隔锅伸筷，什么羊肉、肚、养殖虾……通通投进锅里，快频率地往嘴里填，大嚼着，男人在满足两欲之一的食欲上通常都是这样，先快后慢，转而天南海北东边风西边雨有没有关系地侃起来。
不知从哪说起的，焦哥说他四十二年前曾迁厂去了外地，两地分居，后来费老劲了，又“对调”回天津的往事。我听了颇惊讶，我也办过“对调”，只不过我当年没办成，我远离的是爹妈，光棍一条，人家焦哥是夫妻两地分居。这么说我们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我来了兴趣：“混一起十多年，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么个段子，我一直以为你就在天津市上班。”
焦哥一咧嘴：“不想提，提起来心疼。”
我还在追问：“你真是对调办回来的？”
焦哥抄起手边一瓶啤酒，仰脸灌下去半瓶，用手臂抹去嘴边的啤酒沫：“哼，我这辈子就办成这么件事。”又沉吟道：“那年头，两地分居的海了去了。”
锅子升腾的热气似把他的思绪带回四十多年前。
我们厂连锅端迁往邯郸
1969年，我在天津××器材厂机修车间当电工，我这年春节结的婚，十几天刚过，还在蜜月里呢。
我打趣，多少年的事了，还想着“芙蓉帐暖度春宵”。
他笑起来，脸上竟有一丝微红和腼腆。
厂里突然召开大会，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军管会下达指示，全厂整体迁往邯郸。连锅端啊！厂里像炸开了锅，一千七八百人的大厂，军管会要求扎根邯郸，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户口迁出天津，家属随迁，孩子转学。家中所有物件打包装箱，一个月准备，4月份出发。那会儿各个国营企业、学校都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工厂的车间叫连，我们一百多号人的机修车间叫二连，我们厂就是一个团。
四月了，天还干冷干冷的，马路两边的树就不见长芽长叶，天津火车站黑压压乱哄哄的全是人，那些肩背大包小包、手里领孩子、怀里抱孩子的，甭问，全是我们厂职工。更多的是送站的人，哪里像现在人们拿远行不当回事。那么多的人沿着绿皮车厢，站成厚厚的人墙，从这边望不到那边。“让开，让开。”有人大声嚷，是有老人躺在担架上让人抬进来了，有的被搀扶着走来了—很多同事的弟弟妹妹们都下乡了，我们好歹有正式工作，老爹老妈不跟着我们跟着谁。兄弟姐妹凡在天津的都来了，身子骨还能动弹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来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老街旧邻能来的全来了，因为这回要去一千二百里外的邯郸安家落户，连天津户口都销了，从此天各一方了。趁开车前再多团聚一会儿，再看两眼这座几辈人生活了上百年的城市，千嘱咐万嘱咐的，笑不出来强笑的，默默无语等待最后分手时刻的，心里就盼时间停住。可等火车发车前三分钟的铃声一响，人们的心一下子慌了……
焦哥说着，我听着，脑子里立时浮现出月台上送站的场景：令人心悸的催命般开车铃骤然响起，人们被压抑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千万人的哭声、呼喊声、捶胸顿足声顿时响成一片，还有那高高扬起的手臂，硬是握着亲人的手不放松，不顾火车已慢慢开动，小跑着移动的人流……
当年送我哥去内蒙古下乡，送邻居二姐去黑龙江兵团……都是从天津火车站送走的，“别离在今晨，见尔当何秋”，为了让远走他乡的人不感凄凉，心存安慰，十四五岁的我也每每被拉去凑数壮门面。这场面我怎没见过！
我丈母娘疯疯癫癫的
我不解地问焦哥：“这么多人全家往外迁，你能一个人走？”
“军管会动员全家一起走，说是动员，就是强制，我为什么没带家属呢，”焦哥接着说，“我丈母娘有神经病。‘文革’时挨批斗吓神经了。”
这还得从我老丈人说起。他“文革”一开始就划成资本家，让交代问题。我茫然了：“资本家不是凭资产吗，还需要像‘右派’划一下不成？”
嗨，屈死鬼多啦，我岳父十五岁从农村跑来天津学徒，学的油漆匠。谁承想临解放了，他撮了个旧木器粉刷店，把自家住的那一间门脸房打个隔断，雇不起伙计，把我岳母从农村喊来，就是夫妻店。错就错在他办了个正规执照，也叫大照，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政府主管机关派下来的干部大概是追图政绩拉夫凑数，能进来的私营企业越多越好，我岳父就被当成民族资本家稀里糊涂“合”进来了。“文革”来了，厂革委会说他是资本家，合营后吃定息，是剥削。把他踢进身家千万、万万的正宗资本家行列挨斗，胸前挂上一黑底白字牌牌：“我是反动资本家××”，在工人阶级监督下劳动，勒令下班回家也得挂着。我看过老丈人的《领股息凭证》—工作证大小的本本，上面写着“投资额78元”，股息按照季度领，每季度一块零三分。可他当年的同行们，雇十个八个伙计十来八间门脸的，只是因为领的是“临时登记证”，则被看成小作坊、小手工业者，成了“红五类”的老大—工人阶级。
听到这，我想起头几天看主持人孟非的自传《随遇而安》，书里说他爷爷是小资本家，何为“小”呢？1949年解放军的炮声近了，他爷爷约两个朋友分别变卖家产，凑了一百根金条，存进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就算三家平均出资，各家也只有三十几根吧，孟非才说“应该算小资本家”。呜呼，78元人民币家底竟可做资本家，我劝焦哥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焦哥说，我岳父呢，不服，革委会就可劲斗他，结果急火攻心得了脑溢血，没抢救过来死了。
“街道代表”哪甘落后，城里人爱叫（居民）“委员会”，她们哪能放过我岳母这个“漏网反动资本家婆”，把她和一条胡同的不知怎么捞上来的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少校军医、劳改犯家属、跟老公以外的人睡过觉的女人、在公交车划洋火被抓获的流氓分子一起排成队，顶着纸糊的黑字红×尖帽子，剃阴阳头叼破鞋撅屁股挨斗、游街，鬼哭狼嚎拳打脚踢外带震天响地喊口号。
我岳母连惊吓带刺激，加上我岳父的死，神经了，成天疯疯癫癫的。从我结婚，她就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这辈子就一个独生女。厂里不愿带一个疯子走，也算他们手下留情，没强迫你嫂子迁走。
我端杯，焦哥也端，各闷下一大口。我问，你离家在外五年多，什么时候想家厉害？
每逢五一、十一过节放假，阴天下雨雨点子在窗外滴答滴答响，天凉了树叶子刮得一片一片满处飞，扬风掉雪飘雪花时最想家。焦哥俩眼望着我接着说，你也在外地待过，我比你还多一层挂念—我有小家庭。
现在我一看见市场炸果子的小贩倒腾蜂窝煤炉子，用夹子夹煤我就发怵。可是要是让我再回到年轻时，我情愿再抄起它们忙来忙去，再麻烦再脏也心里高兴。这话要是让现在年轻人听了，一定以为是天津人掉蜜罐了。哪是，日子过得苦，市民买个烧饼、买块糖也得凭票，买捆小白菜也得凭本，还得划片限量供应，离开本寸步难行，我们这些去外地吃集体食堂的光棍们，跟他们比生活还不错，荤素搭配，隔三差五能吃上鸡蛋、排骨，逢年过节能吃上鱼、鸡肉、羊肉。除了上班没嘛家务，探亲假时弄巧了还能整一篮子鸡蛋带回来。
可不行啊，我老是想你嫂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点煤炉子，伺候她娘；想她先送孩子去街道托儿户家，再骑车去单位上班，等下班打冲锋似的接孩子，背着孩子择菜、洗菜做饭、洗尿布、洗衣服，俩眼还得瞄着孩子别掉下来，我倒好，一个人在外边吃饱了，连狗都喂了；想每年十二天探亲假回到家，你嫂子对我爱理不理的，说好恨我；想我老爹每回瞧病，根本指不上我，都是我老妈搀着上医院。我下狠心一定要办回去。不能让我媳妇、我老妈再这样硬撑下去了，家里再累，日子再辛苦，让你嫂子骂几句也高兴。我也以为等我办成了调回天津那一天，我媳妇孩子老爹老妈该多舒心地笑啊，为这，为多大难，受多大窝囊气我也值得。
我问，你们老太太（焦哥母亲）不是家庭妇女吗？焦哥说，没错，我不是哥俩吗，我大哥是天津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得好好的，让支援包头，说要把包头建成第二个东方莫斯科。一去好几年，我嫂子长得漂亮，他怕嫂子红杏出墙，把我嫂子带走了。扔下一个孩子给我妈，也甭说包头那边学校太差，我哥那小子不好好学习，被老师批评两次，干脆逃学，才十二岁就抽烟、搭伴。我还有一个病爹，我妈能顾得上带我孩子吗？
沉默。我夹棵茼蒿慢慢嚼着。
焦哥接着说，我坐在厂院平房前的台阶上发愣，一边想，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子在地上乱画，不知怎的就写了“光辉照相馆”几个大字，这是西南城角我家门口的照相馆，离开天津时和爹妈媳妇弟弟的合影就在那照的。几个工友打我跟前过，看见地上的字也一屁股坐下聊起家乡的事。这当口儿，车间指导员老史走过来低头一看，脸刷地沉下来，用山东方言说道：还什么照相馆，大家都想着“同帝修反争时间比速度”，小资产阶级情调。毛主席最高指示“内地建设不起来，我是睡不好觉的”，你们学（xiao）习也得学习，不学（xiao）习也得学习，看看你们现在这熊样，能让毛主席老人家睡好觉吗？大伙扬着脸闷声不语，我这一肚子火往上冒，噌地站起来，旁边一老师傅悄悄用胳膊肘捅我，我才想起我得忍啊。
苦寻对调对象
我拿过老白汾给焦哥满酒，焦哥一拦：“去了。”我二话没说一口闷了。
到哪去找？太难了。谁放着大城市不待，往小地方跑，焦哥说。
有一天，我在邯郸市丛台公园附近溜达，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小字条，没在意走过去了，过了个把钟头觉得心里有点事又折回来，看见电线杆上那张条，这回我注意瞅了，啊—“对调工作”：“陈××，男，天津某事业单位工作，爱人在邯郸市乐子剧团工作，想与目前在邯郸拟调回天津职工对调，有意者请与我爱人联系…”。看罢我心怦怦直跳，真是天上掉馅饼啊。谢天谢地那年头没有城管，除了贴反动标语没人管。
我马上给他爱人打电话。那是个漂亮飒俐的女人。原来她爱人也是邯郸人，当兵复员在天津当了交警，她们结婚不久，想让男方调回来。我看女的态度挺坚决，所以转年二月探亲假，我特意在家晚走几天，去河东区小陈的交警中队找了他一趟，小陈看是我，还让他们食堂加一份饭，中午请我吃了红烧肉、烙大饼。
一晃等到国庆节，我发现小陈态度不太积极了，他回信说单位不放没办法。不像原先说的“领导开恩了，只差大笔一挥”。我又给乐子剧团打电话，他爱人说，你明天来一趟，正巧小陈回来了。
剧团是个大院子，我跟门房一说找谁，他就告诉我在后面平房，几排几号自己去找吧。我敲门，好一会儿里面传出女人声音—进来吧。屋子很小，迎面一张双人床，没有多少地方了。二位一看就是才从床上坐起来，女的上身一个扣子还没系完，还用手拢蓬着的头发，估计是刚热乎完吧。
他妈的，这长期两地分居太不人道了，搞得两口子到了一块也不分白天晚上，能过一把就过一把。你说，国家规定每年才十二天探亲假，那三百多天呢，男的光棍汉，女的守活寡，男的看见女的恨不得宰七个宰八个，女的久旱的禾苗盼甘霖。一旦探亲假到了一块，唉，要么旱死要么涝死。
